孔子正义论（六）_黄玉顺

六、义与乐——社会和谐∵

制度规范的建构本身从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谋求群体生存的社会和谐。但是，社会秩序本身并不能够保证社会和谐：无秩序固然不和谐，有秩序未必就和谐。这就是说，礼制只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制度所强调的是差异的分别。此即所谓“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因此，社会的和谐还需要“乐”。所以，在礼、即制度规范问题上，孔子重“和”、重“乐”。在这个问题上，有子可谓深得夫子之旨：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所谓“礼之用”，乃是说的已经建构起来的制度规范的实际运行问题。而“和为贵”意味着：“和”或“乐”乃是“礼”之后的事情，或者说是在“礼”的基础上做的事情。于是，我们终于得到这样一个问题结构：仁→利→知→义→智→礼→乐。或者用现代汉语来表达：仁爱精神→利益问题→良知直觉→正义原则→知识理性→制度规范→社会和谐。这就是孔子正义论的整体结构。

显然，社会和谐才是孔子正义论所寻求的终极目标。这里，有子特别点出了一个“美”字。正当、适宜的制度规范，那只是“善”；这种制度规范能够在和乐中实行，这才是“美”。所以，孔子强调“尽善尽美”（《八佾》）。

最后，我们以孔子的两段话来做总结：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这里首先说出“义以为质”，是在强调正义原则。“义以为质”意味着“礼以为文”，意味着“义”比“礼”更根本；“礼以行之”意味着“礼”是“义”亦即正义原则的实现，意味着“礼”是行为的制度规范，人的行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必须“立于礼”。但人的主体性本身并不是“礼”或“义”所给出的，人的主体性的挺立在于“兴于诗”，即是在仁爱情感中“兴起”的，然后才有以义制礼的问题。“逊以出之”意味着“礼”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让”。在正当、适宜的制度规范下的“礼让”既出于、亦保证“诚信”，社会群体生存由此而“和”亦即和谐。这种“和”的精神表现在适当的艺术即“乐”之中，这就是“成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