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它是在1800多年以前的中国神州大地诞生，并由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下面我们打算分三个部分来介绍一下我国道教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个阶段，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头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待。有的人把第一段称为道教研究的“萌芽”期，把第二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拓荒”期，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独立地称为“中断”期，也可作参考。但我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因为无论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从道教研究的情况来说，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也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阶段都放到“历史的回顾”这一个部分来谈。如果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80年，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20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80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偏见，这就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代表，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是应该予以彻底消灭的。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既然不去研究，因而对它的价值便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时候，虽然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和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和其它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甚至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相比，无论是就研究力量或研究成果来说，都显得非常单薄，尚未形成一支队伍，研究成果也仅只是凤毛麟角。从20世纪初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的时候都是如此。
再从起步奠基第一阶段（1900-1949）的主要特点来看，这个时候仅仅是有些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刘师培、翁独健、汤用彤、王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在他们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附带作一点道教文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是以道教研究为自己专业的学者。从当时的一些论着署名的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左右曾经作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没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着更少，据粗略统针，这段时间的论文约仅有200篇左右，专着大约仅有十来部。现分类具体简介如下：
第一，在《道藏》研究方面，以刘师培的《读道藏记》最早，1911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汤用彤的《读太平经所见》，是国内对《太平经》研究的最早论文，1935年发表于《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一书，1935年由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刊行，纠正了此前中西文《道藏》工具书所存在的缺点。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1949年初中华书局印行，对《道藏》的形成与演变，均作了详细的考证，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
对专经的注释、整理和考证方面，有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1935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937文展阁印行。蒙文通辑佚的《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写有《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抟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1948年《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撰有《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分别刊载于1948年《史语所集刊》第18本、第19本、第20本和《国立北京大学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这些都是这个阶段著名的代表作。
第二，在道教史研究方面，这段时间有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考》，刊登于1921-1922年《亚洲学术杂志》第2-4期。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勤家《中国道教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1941年排印。刘鉴泉的《道教征略》，刊登于《图书集刊》1948年7-8期。王重民编著《老子考》，1927年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这段时间在道教史研究方面的著名论文有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吕思勉的《道教起源杂考》，1941年发表于《齐鲁学报》第2期。陈垣的《李志常之卒年》，1943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期。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1949年发表于《图书集刊》第8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1948年发表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59期。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主要有许地山的《道家思想与道教》和《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两篇论文，前者于1927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后者于1935年发表于《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姚从吾的《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和《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前者于1939年发表于《治史杂志》第2期，后者于1946年由四川青城山常道经书社印行。二者对道教思想评价很高。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黄季刚《仙道平论》，1941年发表于《雅言》第1卷第2期。余逊《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1942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1943年发表于《文化先锋》第2卷第22期。
此外，还有一些民俗学家们对神仙的介绍和考证。如浦江清《八仙考》，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载1947年12月《史学集刊》第5集。闻一多《神仙考》和《司命考》，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版。梁绳袆《灶神的研究》，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杨堃《灶神考》，1944年发表于《汉学》第1期。罗香林《碧霞元君》，1929年发表于《民俗》第69-70卷第24期。贺次君《文昌帝君考》，1936年发表于《逸经》第9期。周国亭《唐道教考之元始天尊》，1939年发表于《经世》第47-48合期。
第四，道教音乐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道乐略稿》一文，收入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
第五，外丹术的研究方面，有曹元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一文，发表于1935年《学艺》第14期。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发表于1942年《学思》第1卷第5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发表于194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31期。1932年吴鲁强与美国麻省省理工学院戴维斯（TenneyL.Davis）合作，全文翻译了《周易参同契》，又于1935年共同翻译了《抱朴子内篇》中《金丹》和《黄白》两篇。后来，陈国符又与戴维斯合作，于1941年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1942年又发表了《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等文章。
第六，在内丹术和养生的研究方面，有蒋维乔于1914年出版的《因是子静坐法》。1934年他又在《青鹤杂志》第22卷第16、17期发表了《老庄之养生法》。陈撄宁于1926年着《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1938年着《灵源大道歌白话注释》，1941年着《黄庭经讲义》。张松谷于1925年着《丹经指南》。丁福宝编著《静坐法精义》。杨静庵撰有《道家的延寿与长生》，1943年《古今》第3卷第18期发表。
第七，在道教宫观的研究方面，有陈国符所撰的《道馆考原》和《楼观考》二文，收入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道藏源流考》一书中。此外还有黄仲琴《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1930年发表于《语历所周刊》第10卷第118期。蔡守《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考释》，1936年发表于《国学论衡》第5期。杨大膺《龙虎山上清宫考》，发表于1936年12月-1937年3月《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6期。罗桑彭错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发表于1935年12月-1936年10月《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卷第1期、第3卷第1-3期。
第八，这个阶段的道教刊物，主要有《扬善》半月刊和《仙学》月刊两种，前者创刊于1933年7月1日，1937年8月停刊，共出99期。后者又称《仙学月报》，创刊于1939年1月，1941年8月停刊，共发行32期。主办人为张竹铭，上海翼化堂末代堂主；主编为陈撄宁。
起步奠基的第二阶段（1950-1978），基本特点仍和前一阶段一样，从事道教研究的仍然只有一些非道教专业的学者兼搞一点道教研究的工作，其中有些学者如王明、陈国符等，是在前一阶段即曾兼搞道教研究，这段时间便成了道教研究的领导人。但即使是兼搞道教研究的学者，也不仅人数很少，形不成一支队伍，仍然是分散的和自发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还常常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道教研究视为禁区。这个时候的道教研究状况，有点类似李清照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样子，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都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段时间虽然也出版过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过一些很有科学水平的文章，如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汤用彤先生的关于道教史和道教经典的几篇考证文章，以及袁翰青先生关于外丹方面的几篇论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有关道教的一些章节，还有其它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但总共大约仅有50篇左右，其中专着特别少。因为时间比第一阶段要短一些（把“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除开，一共仅有17年），所以成果数量和第一阶段相比，还略有下降。现分类具体简介如下：
第一，在《道教》研究方面，有王明所著《太平经合样》，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还发表了《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和《〈太平经〉目录考》，对《合校》作了补充。陈国符所著《道藏源流考》，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除对原文作了一些修补外，还新增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4篇附录。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1955年香港大学出版。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发表于1962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读道藏劄记》，196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3期。陈撄宁《〈老子〉50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1964年均发表于《道协会刊》第4期。
第二，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内地学者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有陈寅恪的《崔浩与寇谦之》，1950年发表于《岭南学报》第1期。唐长孺的《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1959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11期。喻松青的《老子与道教》，1962年5月2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1963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1964年5月1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蒙文通《道教史琐谈》，脱稿于1958年8月30日，发表于1980年《中国哲学》第4辑，应属于这个阶段的作品。
本阶段内地学者对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作了较多的研究。学者们争论最激烈的是《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杨宽、侯外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徐知、袁良义等在各自的论着中肯定《太平经》的革命内容，对《太平经》作了很高的评价。戎笙、范文澜等在各自的论着中，不同意对《太平经》作过高的评价。熊德基与喻松青也就《太平经》问题展开辩论。王明在《太平经合校》的前言中也对《太平经》提出过看法。
第三，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有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1962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第5期。杨向奎《论葛洪》，1961年发表于《文史哲》第1期。汤用彤《寇谦之的著作和思想》，1961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5期；《康复札记四则》，1961年发表于《新建设》6月号。学术界在对《太平经》及原始道教的历史研究中，也大都涉及到了道教的宗教思想，这里便不一一介绍了。
第四，在外丹术的研究方面，这段时间比较重要的收获，可见于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和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前者于195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者于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冯家升的《火药的发明与西传》，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家升的《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载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王奎克的《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刊载于1964年《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袁翰青的《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1954年发表于《化学通报》第7期。介绍葛洪的古代化学成就的，有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发表于1954年《化学通报》第5期。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古代的炼丹家葛洪》，发表于1962年5月31日《工人日报》。陈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发表于1962年8月19日《新华日报》。考察炼丹术的历史发展的，有陈国符《中国黄白术史略》，1954年发表于《化学通报》第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1956年发表于《中国医学杂志》第6期。俞慎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1957年发表于《浙江中医杂志》第8期。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1960年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谢海洲等《有关汞及其炼丹的历史》，1963年发表于《哈尔滨中医》第3期。介绍《周易参同契》的，有袁翰青《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化学通报》第8期。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61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1963年发表于《新乡师院学报》第1期。
第五，在内丹术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气功的理论与实践。有徐寄鹤《气功学说的探源》，1962年发表于《江苏中医杂志》第5期。刘贵珍着有《气功疗法实践》，并主编《内养功疗法》。陈涛着《气功科学常识》、杨践形着《气功自疗》和《气功哲学》。
第六，在道教医药养生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研究上。介绍葛洪医学思想的有江静波《晋代大医学家葛洪》，1957年5月24日发表于《新华日报》。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1959年发表于《中医杂志》第9期。蔡景峰《晋代医学家葛洪》，1963年1月6日发表于《健康报》。介绍陶弘景的有王明《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1954年10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谢天心《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1960年发表于《哈尔滨中医》第8期。尚志钧《从〈证类本草〉所引资料看陶弘景对本草学的贡献》，1963年发表于《药物学通报》第6期。介绍孙思邈的有大雨《“药王”孙思邈》，发表于1961年8月28日《工人日报》。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发表于1961年8月31日《北京日报》。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的贡献》，1962年发表于《中医杂志》第2期。马堪温执笔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1954年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第5期。
第七，在道教音乐、艺术研究方面，有杨荫浏撰写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1958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1960年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进行了记谱整理和文字分析。此后，又有《苏州道教艺术集》，1957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由扬州市人委文化处、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
第八，道教研究的机构和刊物，有1961年11月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主任陈撄宁，副主任王伟业，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和编写中国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协会刊》创刊，为教内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中断。
1966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内地的道教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中断了10余年，这时的道教研究状况，真有点像是李清照所说的“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而港台学者这段时间在道教研究方面却很有成绩，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第一，在《道藏》和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1965年-1977年由自由出版社出了第1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所以道书大约有800余种，共17集，加外集2部。美国学者苏海涵（MichaelSaso）曾到***当道士，利用其师的资料编有《庄林续道藏》，共25册，分为4部，1974年成文出版社出版。陈志滨着有《伍柳仙宗白话译》，1975年全真教出版社出版。戴长源编有《仙学辞典》和《道学辞典》，先后由真善美出版社于1962年和1971年出版。李叔还着有《道教要义问答大全》，1972年香港青松观出版。
第二，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学者有孙克宽着《宋元道教之发展》，1965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元代道教之发展》，1968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寒源道论》，1977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还写有论文《唐代道教与发展导论》，发表于1974年《中兴大学文史学报》第1期。《唐代道教与政治》，发表于1975年《大陆杂志》第5卷第2期。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华明书局出版。杜而未《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学生书局出版。周绍贤《道家与神仙》，1970年***中华书局出版。陈志滨《全真仙派源流》，1974年台大硕士论文。南怀瑾《元代全真道与中国社会》，1962年发表于《新天地》第1卷第6期。钱穆《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1966年发表于《人生》第31卷第3期。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下），分别发表于《新亚学报》1966年第7卷第2期、1967年第8卷第1期。史贻辉《道教在***分布与现状》，1967年发表于《南瀛学报》第12期。方永辉《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1968年发表于《景风》第18、19期。李树桐《唐代的政教关系》，1967年发表于《师大学报》第12期。刘伯骥《唐代的政教史》，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版。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发表于1975年《历史学报》第2号。
第三，在道教斋醮研究方面，***学者刘枝万撰有系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1971年发表于《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10期；《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1973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期；以及1974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22《中国民间信仰论集》之《台北县树林镇建醮祭典》、《桃园县中坜市建醮祭典》、《醮祭释义》、《修斋考》等，后均收入《***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出版。
第四，1977年***学者还创办了《道教文化》杂志，属于学术性、知识性的宗教月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者的这些贡献，正好弥补内地道教研究的一个空缺。
以上便是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历史回顾。王明先生在拙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序言中说：“我国道教史研究，解放前，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起步较晚。”这是一个很确切的概括。其实，不仅道教史的研究为然，道教的其它方面的研究的也是如此。道教研究的真正的开展，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的，这便是道教研究的现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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