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称“经”考

一、班固之时及其以前，典籍无记载老子五千言称《道德经》者

江瑔《读子卮言》“论六经之名本于道家”一章说，《老子》一书自老子着时就称经。江瑔作文的目的是要证“六经之名本于道家”，所以先论道家之老子著作本名为经。但考其论据知其说不确。江氏据《史记·老子列传》“老子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断言“则其书原名《道德经》可知”。然史迁所云“道德”二字乃是概括《老子》书之主旨，非是书名，又终无附有“经”字，安知史迁所见《老子》必名《道德经》乎？江氏所举此条，既难证是也难证非，应予存疑。江氏又云：“自汉魏以后，至于六朝，凡注《老子》者皆称《道德经》，见于《隋书·经籍志》，所录难以尽举。”然察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汉魏至六朝注《老子》之书三十一家，无作《道德经》者，此为有力之反证；而《隋志》所录远非先秦旧书之名。若《道德经》是其本名，《汉志》、《经典释文》尚皆不着录，安得其后之《隋志》所录？且先秦典籍征引老子之语，或云“老聃曰”，或云“老聃有言曰”，或云“老子曰”，或云“故曰”，无一云∵“经曰”或“道德经曰”。可见江氏之说乃武断之论。

马叙伦认为“《老子》书称《道德经》，西京之季已然”。马氏立论有四：其一，扬雄《蜀王本纪》曰：“老子为关尹喜着《道德经》”。其二，边让《老子铭》曰：“见迫遗言，道德之经”。其三，《列仙传》曰：“老子着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其四，葛玄《老子序》曰：“作《道德经》二篇五千文上下经”。详察马氏所据，皆可商榷。第一条，扬雄是否曾作《蜀王本纪》大有疑问。《汉书·扬雄传》不载扬雄着《蜀王本纪》，《汉志》录扬雄著作时也无该书。《汉志》本于刘歆《七略》，刘歆与扬雄是游学密友，若有安得不知？知之安得不载？云扬雄着《蜀王本纪》始见于《隋志》，盖是后世道教徒伪托扬雄以自重。何以见得？考其内容可知。今存明郑朴辑《蜀王本纪》云：“老子为关令尹喜着《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是也。”观其文可知此乃后世道教徒之神仙家言。道教兴起在东汉中晚期，扬雄生当西汉后期，王莽时就已去世，安知身后有道教之事？可知《蜀王本纪》托之扬雄，实为伪书。马叙伦却据为信史，岂不谬哉？第二条，察洪适《隶释》卷三，知《老子铭》为边韶作而非边让，边韶乃东汉后期人，据东汉后期之史料岂能得出西汉之结论？第三条，马氏所引《列仙传》旧本题汉刘向撰，《四库全书总目》已辨其非：“今考是书……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向耶。”则此条亦非西汉史料，岂可凭据？第四条，葛玄更在“二边”以后，且王应麟《玉海·诸子》作：“葛玄《序老子》……于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道德”下无“经”字。马氏所引材料皆不可信，岂能得出“《老子》书称《道德经》，西京之季已然”之结论？

遍察成书于班固之时及其之前真实可靠的现存典籍，皆无称《老子》为《道德经》之记载，可见江氏、马氏观点之谬误。

二、汉景帝本不好《老子》，岂会将《老子》“改子为经”？

实际上，《老子》书称《道德经》尚在本书题以“经”名之后。关于《老子》称“经”之时间尚有以下一种错误观点。

焦竑《老子翼》卷七云：“《老子》之称经，自汉景帝始也。”焦氏所引阚泽语见于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辩圣真伪第一》，又见于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吴主叙佛道三宗》。魏源对上述之说已有批驳：“《道藏》称汉景帝以老子意体宏深，改子为经……皆臆造非古。”今考《吴主叙佛道三宗》和《辩圣真伪第一》全文，知是言西域人来中土传播佛法，借孔、老以抬高佛教，实是神仙家言，不可据为信史。

那么，汉景帝将《老子》“改子为经”是否可能？答：无此可能！此非妄言，有证可据。《史记》虽然多次记载汉文帝、窦太后好黄、老之学，然于景帝不如此说。实际上，景帝对《老子》书并无多大兴趣。《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可见景帝读《老子》是为太后所迫，非出己意愿。《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问《老子》书于辕固生，辕固生评价为“此是家人言耳”，触怒了窦太后，太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由“景帝知……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可看出，景帝不顾太后颜面而敢于袒护辕固生，说明他对《老子》书极无兴趣，也说明辕固生对《老子》书的评价实际上代表了他对《老子》一书的看法。这都真实地反映了汉景帝对《老子》之态度：景帝不但不好《老子》，而且还贬低《老子》。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不可能将《老子》书“改子为经”。

三、《老子》称“经”，在史迁之后，刘向之前

那么《老子》一书到底何时称“经”呢？我们认为，《老子》称“经”在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

考之现存可靠典籍，《老子》本书后题以“经”名者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关于邻、傅、徐三氏的生活时代《汉志》不载，因此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疑惑。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认为：“夫《汉志》所载《老子经传》，则以邻氏为首倡，邻氏汉初人……”岛田翰不论及傅氏、徐氏，对邻氏也未作深考遽下论断，难以令人置信。马叙伦云：“邻氏、傅氏、徐氏不知何时人。班固以次刘向《说老子》前，盖元、成以先人也。”马氏虽略有所考，但“元、成以先人”之论断颇为笼统，并无多大意义。愚以为，《史记》没有论及邻氏、傅氏、徐氏，而《汉志》却对三人有记载，则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

说邻氏、傅氏、徐氏在刘向、刘歆之前应无疑问。因为《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七略》又取之于刘向《别录》，刘歆将邻、傅、徐三氏经传、经说置于刘向《说老子》前，是为邻、傅、徐三氏先于刘向、刘歆之明证。

说史迁没有记载邻氏、傅氏、徐氏就断定三人在他之后，一定会有人以为是牵强附会。然而笔者认为，综合现有众多真实可靠的史料，如邻、傅、徐三氏对老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史迁的家学渊源、史官职责和老学情结等，可得出邻氏、傅氏、徐氏在司马迁之后的结论。

从《汉志》所录《老子》经传、经说及班固自注看，邻氏、傅氏、徐氏三人对老学深有研究且大有成就。史志目录中着录《老子》书始见于此，然不载《老子》本经，而以三人传、说与本经合录，盖三人所著《老子》经传、经说在当时就产生巨大影响，可见邻氏、傅氏、徐氏是两汉老学发展中关键的环节。正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若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一定会对他们有所涉及，哪怕仅仅涉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现论证如次：

其一，从家学渊源看，若邻氏、傅氏、徐氏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一定对三人知之甚详。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深明道家之学。司马谈所著《论六家要旨》分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至当时各家学派的思想而独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司马迁不但将该文收入《史记》，而且从《史记》对道家人物的肯定看，司马迁对先秦至汉武帝时诸子人物的述说是深受《论六家要旨》影响的。若司马迁不对此前道家学人有详尽的了解，岂能毫无原则地接受其父的学术思想？

其二，从汉初到武帝时汉政权广征书籍和史迁位居太史之职掌管朝廷典籍看，若邻氏、傅氏、徐氏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一定会对三人著作有所了解。

《汉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初，宫廷崇尚黄老炽盛，若邻氏、傅氏、徐氏在司马迁之前，其《老子》经传、经说已成，恰逢献书之风，三人岂不以此邀功请赏？即便三人不慕名利，岂不希望该学说发扬光大之？又，太史公乃典藏天下书籍之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以致司马迁自信得以尽见古书，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三书成于此前，司马迁一定会看到。若他看到，按其谨慎的学术态度言就不会肯定地说《老子》书分为上、下两篇。因为邻氏、傅氏、徐氏《老子》经传、经说分别有四篇、六篇、三十七篇。即便按姚振宗解释云：“《邻氏经传》四篇者，本经二篇，《邻氏传》二篇，经传合为一编，故下注姓李名耳。”又如何解释“《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

其三，从司马迁的老学情结看，若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不会不论及。

扬雄《法言·寡见篇》云“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汉书·扬雄传》记载桓谭语：“昔老聃着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汉书·司马迁传》记载班固《赞》语：“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略论》云：“迁之所记……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司马迁爱好黄老学如此，若邻氏、傅氏、徐氏在其之前，司马迁岂能对这三位老学发展功臣全部忽视？

其四，从司马迁对老学知识的渊博来看，若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他之前，司马迁不会不知，知之不会不论。

司马迁对老学的发展源流非常熟悉，表明其对该问题深有研究。《史记》有三次详细叙述了老学的发展史。《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孟荀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乐毅列传》云：“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可见，司马迁对老学的学术源流知之甚详，但他只论及曹参而止。曹参之外，西汉早期中期的好黄老学人物，司马迁也记述甚多。皇室有文帝、窦太后等，大臣有萧何、陈平、张良、召平、直不疑、田叔、汲黯、郑当时等。即使一些处士如黄生、王生、司马季主等，或学黄老、或好黄老而为司马迁所记载，独不论及邻、傅、徐三氏。对于司马季主，司马迁几乎是为其一人立传。这对主要以记载政治人物为目的的《史记》来说，是一个特例。考《日者列传》内容，只不过是借贾谊、宋忠问道之事，由司马季主阐发老庄的某些思想主张而已。以对老学思想发展贡献言，司马季主远不能与邻、傅、徐三氏相比。若邻、傅、徐三氏在史迁之前，他为何能对司马季主单独立传而对邻、傅、徐三氏皆不提及一字？

司马迁对《老子》文本也相当熟悉。《史记》征引《老子》之语甚多，不可详举；《扁鹊仓公列传》还载有《老子》一条佚文：“美好者不祥之器。”说明他对《老子》文本有很深的研究。

司马迁既深明老学源流，又熟读《老子》文本如此，以此而论，若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他之前，司马迁不会不知，知之不会不论。

其五，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老子五千言题“经”不得在史迁之前。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自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明显是将《老子》归入“百家杂语”一类。考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所释经典有《周易》、《古文尚书》……《老子》、《庄子》等十四种，收录《老》、《庄》而不录《孟子》，是因为老、庄为六朝所崇尚而《孟子》宋熙宁以前尚未列入经部。而先秦时期《老子》一书就已受到广泛的推崇和征引；汉初文帝和窦太后时期，推崇黄老已是朝廷上下的风气。若邻氏、傅氏、徐氏《老子》经传、经说在司马迁之前，则《老子》一书不但已被推崇为“经”，而且题以“经”名，在这种情况下，以为《老子》“过于《五经》”“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迁还会将其归入“百家杂语”吗？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老子》书多次，例子不可详举，然无一次附有“经”字，此亦为《老子》书题以“经”名不得在史迁之前之一证。

或曰，西汉中期前道家人物司马迁不述及者甚多，如文子、杨朱、列子三人，能说在司马迁之后？

杨朱、列子确有其人，先秦两汉典籍多有记载，难以尽举。《吕氏春秋·不二》更是二人并称，云：“子列子贵虚……阳生贵己”，阳生即杨朱。然杨朱、列子二人对《老子》本经的流传和发展并无多大贡献，史迁不予记载，也是情理当中。

文子是否有其人，学界多有争论。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当然也有他说，此不烦录。《文子》一书虽号称《老子》传、疏，然先秦人物字号文子者甚伙，皆难与简本或传世本《文子》对应。首称文子为老子弟子者始于东汉时班固、王充。王充曾师事班固父亲班彪，盖班、王之言受自班彪，而班固已疑《文子》一书“似依托者也”。如此，文子乃扑朔迷离之人物，史迁何得而记哉？

按上可知：若邻、傅、徐三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前，他必定会看到，不会遗漏。司马迁在《孟荀列传》中对“阿之吁子”这位微不足道的人都有提及，难道会遗漏对老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邻氏、傅氏、徐氏三人吗？因此愚以为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后。再衡之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对邻、傅、徐三氏经传、经说的记载，则可推知三氏在司马迁之后，刘向之前。也就是说《老子》一书被正式附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

四、《老子》书称《道德经》的时间及其演变线索

前已证明，《老子》书题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那么《老子》书称《道德经》始于何时呢？

从现有典籍看，《老子》书称《道德经》始于王弼、皇甫谧生活的魏晋时期。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载：“景迂晁氏曰：‘王弼题曰《道德经》，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犹近古欤！”晁氏以为《道德经》之名出自王弼之手。清代学者钱大昕和武亿提出怀疑，认为宋人晁以道所见王弼注本《老子》题为《道德经》乃后世篡改而成的本子。对此，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已详加批驳：“然据《释文》音释之首出‘道德’二字一点，则此二字，即释王本之标题者……然则晁氏所见王本，不分题‘道德’二字者，乃存王氏真本之旧式。”此说乃不移之定论。

若详察典籍，我们尚可找出《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的线索来。

史迁之前，老子五千言称为《老子》。较早将“道德”二字与老子著作联系起来的始于史迁，《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云申子、韩子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但其时《老子》书尚未题以“经”名，遑论称之为《道德经》。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老子》书开始称“经”，《汉志》所载《老子邻氏经传》等即可为证。班固以后《道德经》之名的出现尚有一过程。《后汉书·淳于恭传》云汉明帝时淳于恭“善说《老子》……进对陈政，皆本《道德》。”已将《老子》书名与《道德》书名等同。桓帝时边韶作《老子铭》云：“见迫遗言，道德之经。”稍后的葛玄《老子序》：“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二人已将“道德”二字与“经”联系起来，《道德经》之名盖于此萌发。再后的皇甫谧撰《高士传·老子李耳》云：“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按此，王弼径题所注本《老子》为《道德经》，也是势所必然。

王弼与皇甫谧同时，但后生而先逝。《道德经》之名，或出自王弼，或出自皇甫谧，到底由谁首创，文献阙如，难以寻证。但时间上该名出现在魏晋之际是没有问题的。

五、结论

综合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子》书题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之前；而《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更迟至班固之后，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王、皇甫二人当中具体出自谁手，文献阙而难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