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对中国路径的探索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不偏执、注重整体、重视变通）之智慧的根据。他用“礼乐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类型，认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圆融自足，具有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德性基础和礼乐类型，分别从精神实质和文化类型上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源于孔子对周人敬天敬祖精神的自觉，而开启中国文化法天而行、继天道立人道的智慧。这种自觉肯认民族文化、重视保守其价值而发展的思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哲学在批判、怀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求精神升进的理路。

唐君毅认为，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义理之学的两个基本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观念表现为中国人道德伦理实践中的宗教性超越情感，而心性之学则是这种情感的理性根据。唐君毅论心性之学，依据孟子之“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以及朱熹之“虚灵不昧”之心而展开。他指出，孟子所论之心，“乃一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而为仁义礼智之德性所根之心。此为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亦即为人知德行或德性之原，故又可名为德性心。”（《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9月版，第95页。）中国文化之天人合德境界、内在超越理路、实践特征和融摄精神，都是基于心性本源而具有的特质。这一特质规范着中国人的人生方向，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德性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唐君毅认为，先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朝代如何变迁，文化的传承和革新都必须追溯到先秦文化传统。他指出，孟子所言之性情心、德性心，并没有善与恶、习心（耳目闻见之心、习染之心）与本心（本然之心、良知之心）的区分。后世儒者对“性情心”的丰富和发展，即是沿着区别善与恶、习心与本心、人心与道心的理路进行。这也是心性之学不断完善、反省工夫逐渐凸显的过程，至宋明理学构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统性情、心统万物的理论而成熟。他重点诠释朱熹“心为气之灵”的观点，认为朱熹除了宗孟子以外，还对墨子、庄子、荀子所论之心有所认识，以“虚明灵觉心”表现出来。唐君毅指出：“虚言其无所不超越，灵言其无所不贯通关联。虚灵而不昧，故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各为异类，而分析的知之；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关联处，而综摄的知之。……故分析与综摄，似操术不同，然分析之使异类者，不相纠结黏缚而生混乱，正所以为综摄之初阶，而使其真正之关联贯通之处，得以昭明者。”（《哲学概论》（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9月版，第220页。）唐君毅以心性论统合“气之灵”之说，有着由重视“气”到重视“灵”的转化，最终落实到“灵”来论述朱熹所论之心。从“灵”上见心具性理，而可以超越“气”。其中，从心之“虚”来解释心之摄物而获得知识，是荀子之统类心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心之“灵”来解释心之超越，则是在孟子论性情心之超越义的基础上，沿着汉儒以气言心之虚灵的义理线索，综合张载“大心”体物的思想，而提出的论断。这些论说，力图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即兼有分析与综合的因素，心性之学圆满自足。

唐君毅对心性之学的阐释，重在把“心统理气”与“心统性情”打通，一方面借助“理一分殊”说明统一的道德原则与具体的行为原则，均为“心”所主宰，展示文化根源的清净、精微以及日常生活的广大、通达；另一方面也借助“已发未发”说明理性内具于心，表现于“气”（气为“流行的存在”、“存在的流行”，是“宇宙人生之存在的流行之特殊化原则”），均是虚灵不昧之“心”的寂静与感通。由于心能够统率理、气、性、情而成为一切文化活动的最终根据，故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是心性之学。

中国文化的礼乐类型

唐君毅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把中国文化类型概括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重在说明“中国文化之为道德艺术之精神所主宰”，缺乏主客对待意识，归于主客和融（《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载《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98—99页）。

从文化发生学来看，唐君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起源时已经决定。西方文化始于商业殖民，文化交流与文化沖突较频繁，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求知理性充分客观化的精神、尊重客体自由意志、学术文化分途发展；中国文化始于业农安土，人对自然、事物容易产生爱慕、欣赏的情谊，爱和平而重悠久，勤劳而朴实。这种生活经验孕育出中华民族把艺术性的和谐精神灌注到政治、伦理生活之中的智慧。他指出，原初的敬天敬祖的精神通过宗法制度而次第扩展为对一切人、物的敬，是中国礼教的发展。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而较少对自然的惊奇和分析，迥异于西方重视形数关系、重视理智和概念体系的精神。

就礼乐文化而言，唐君毅通过观察儒家思想史，指出重气是重礼的理论前提，宇宙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物我、内外相沟通的中介，是礼成就“内外之合，己与物之相得，天性之见于形色之身，显为天下人所共见之际”的根据。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一文中，唐君毅指出，所谓“礼乐的文化生活”，即是“人与人之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亦应该处处有艺术、文学、知识智慧、宗教道德行乎其中。”从日用常行中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增加人的责任意识以及人生的意味和享受，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一个要点。接着，他指出，东方人对文化生活的基本观念在于“宗教、道德、政治、文学、艺术等，只是人之整个的文化生活之不同方面，同以一整个的人之人性，为其本原。故一切文化上之创造与表现，其效用亦必须配合融和”。强调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特征，并指出个人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人类的文化生活相通相融，以此化解人的心灵困顿、提升人的生存境界。这既是对人心人性不断体验的结果，也是获得自然与社会自然感通的途径，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二个要点。其中，礼是礼乐文化的起点，由礼至乐是礼的发展。礼教重形式，礼主要体现的是道德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乐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生命成为文化的，文化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生命之中，从礼乐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展示现实生活和文化理想的结合，是唐君毅思想之精义所在。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是“反本复始”，即“依一中心精神，由内向外不断推扩实现，而于和平中发展”，实现“使故者化为新，而新者通于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10月版，第15页）的精神诉求。他申论心统理气和性情，认同向内反省的心性之学，坚守文化的根基，以求明体达用。

唐君毅强调“灵根自植”，主张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保持中国文化的礼乐类型的前提下，发展客观精神，呈现传统文化内在超越理路中的“外向开拓”维度，按照中国文化固有的依据和路径来承传、发展中国文化，吸纳西方理智精神。这个设想架构宏大，思辨精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时代意识。

本文在李宗桂先生指导下完成，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