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第七祖之争的文献研究

禅宗第七祖之争的文献研究

冉云华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期

页41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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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祖师之争与正统之争，是佛教在东亚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件

大事，对后来禅宗的盛衰，更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从唐代中叶以后

，南宗一派在祖师之争与正统之争中取得胜利。慧能（638-713）成

为大家所接受的禅宗六祖，以后东亚的禅宗人士均以慧能法裔自居，

成为历史定论。在盛唐时期，虽然对谁是禅宗六祖的问题，有过激烈

的争论，而其实第七祖的荣号才是争论的真正和主要动机。六祖之争

经过胡适（1891-1962）、柳田圣山等人的持续研究，真象轮廓已经

浮现；而七祖之争的旧文献却还未受到学者们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新出土的材料更翻新学者的怀疑和推论。可惜这类史料和研究零星发

表，散见各处，读来不易。不但一般人感觉眼花缭乱，即使治佛教史

者也深觉问题复杂，难以遽尔论定。本文的目的是想把已知的有关文

献资料，作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并且对近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和讨论。以下将文献资料编年记叙，以显示历史发展之过程。

∵中国近代学者对禅宗第七祖之争首先加以注意者，可以沈曾植

（1850-1922）为代表，他在《海日楼札丛》卷五中说：“曹溪止于六

祖，而北宗以神秀为六祖，普寂为七祖。荷泽宗则慧能第六，神会第

七。宗止七，而无八九。盖德宗贞元中奉敕楷定，当时几定于一尊，

裴公休圭峰碑文可证也。”（注1）沈氏此处所据文献为圭峰〈师资承

袭图〉及〈圭峰碑〉，他又以唐人着作校正后世禅书如《景德传灯录》

等，功力可观。书中所用资料，本文将在后面再加讨论。

∵沈氏的治学方法还是传统式的考据。以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处理禅

宗史学者，还要从胡适开始。远在1929年胡氏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

时，他就引用了宗密所着《圆觉经大疏钞》和〈禅门师资承袭图〉，确

定“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的记载，但却认为“稍可疑”。（注2）

和以前的研究者相比，胡氏在研究的方法、资料的引用以及问题的提

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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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钱仲联（帽）：《海日楼札丛》（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

∵，页211。十余年前，澳洲柳存仁教授介绍此书，特此补志谢

∵意。

注2∵∵《神会和尚遗集》（以下称此书为《遗集》(台北：胡适纪念

∵馆，1970年）、〈荷泽大师神会传〉，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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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发展，开了风气之先。利用敦煌卷子、金石拓本、文学与史学

资料，尤其是疑古与求证精神等，都对现代学术研究产生典范作用。

胡适的研究课题，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对禅宗史的研究，相当时

久，不断加工。这一事实可以从他的出版物中看出，特别是他晚年所

作的研究及《手稿》第七卷，都可作证明。（注3）尽管胡氏对禅宗

的研究，后持续了三、四十年，但是在禅宗七祖的问题上，仍然坚持

他早期的判断，认为宗密的记事“可疑”；并且更进一步指责宗密所

言神会为禅宗七祖一事是攀龙附凤，存心诈欺。因此不但宗密自已的

作品，在禅宗史上“不免有存心作伪的成分”，就连其友人裴休所撰

的〈圭峰碑〉，也“不能算作可以信赖的禅宗史料或中国佛教史料了”

。（注4）

∵另一位当代中国研究禅宗的重要学者印顺，虽然在讨论神会的生

平及着作时，接受了胡适的一部分说法，但在神会是否曾为禅宗第七

祖这一问题上，∵仍然接受宗密所记的禅史，认为“立神会为第七祖”

是历史纪录，与胡氏所见不同。（注∵5∵）

∵日本学者对禅宗七祖问题的讨论，论着颇多，可以举三位学者为

代表，以见他们对此一论争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早期的代表当

推宇井伯寿（1882-1963），他所写的（荷泽宗的盛衰）一文，（注6）

收集佛教史籍中有关荷泽宗的师资传统，先后七代，共七十一人。∵这

篇着作到目前为止，还是讨论荷泽一系禅宗史最全面的论文。∵凡是研

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包括胡适在内，多数以此文为出发点。∵在七祖谁

属的问题上，∵宇井根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中所作的纪录，并参考

〈∵禅门师资承袭图∵〉∵及《宋高僧传·圆绍》等相关资料，证明神会为

禅宗七祖，确是历史事实。（注∵7∵）

∵宇井以后，研究禅宗史的代表人物，应推关口真大（1907-1986）

。他在研究达摩、牛头、天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在讨论神会

问题上，也采用了胡适研究的成果。（注8）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较

着重于宗派的形成，这成为他研究工作的特点。关口将禅宗的历史发

展阶段，分别以楞伽宗、东山宗、达磨宗、禅宗等标题分期，以早期

禅史未使用“禅宗”一名的事实，作为他的根据。按照他的说法，达

磨宗的发生，源于神秀、慧能、法持三系的门人普寂、神会、玄素及

其法裔的争论。依照传统的说法，此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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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同上注，页223-500。胡适《手稿》（台北：胡适纪念馆，

∵1970年）第七集中，收有他所作的遗稿，笔记和笺注，是研究

∵胡适禅学案的一手资料。

注4∵∵胡适：〈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法碑〉，《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1962年），上册，页5-26；又

∵见胡适：《手稿》第七集，中册，页275-349；后再收入柳田

∵圣三（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

∵页295-421。与胡氏意见相反者有冉云华：〈宗密传法世系的再

∵检讨〉，《中华佛学学报》第一期（1985年）；后收入冉云华

∵：《宗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页287-303。

注5∵∵印顺：《中国禅宗史》（台北：慧日讲堂，1971年），页299。

注6∵∵载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十年[

∵1935]），页195-268。

注7∵∵同上注，页235-38。

注8∵∵关口真大：《禅宗思想史》（东京：山喜房佛书林，昭和三十

∵九年[1964]），页1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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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宗、南宗、牛头宗三家。禅宗祖统论的发生及展开，由此而生。（

注9）但是在讨论七祖问题时，他只对北宗七祖的建立及神会的反对

加以叙述，未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二十世纪后半世期日本禅学者最受世人注目者，自然是柳田圣山

。他的主要着作如《初期禅宗史书·研究》及∵〈∵语录·历史∵〉，在日

本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引起专家的赞誉。∵他对《祖堂集》、《临济

录》及早期禅宗历史的整理、校读、注释、索引与研究，∵都超过以前

学者的成就。∵（注∵10∵）禅宗七祖的问题，是属于禅宗早期的历史。

柳田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只对有关史料如《楞伽师资记》、《传法

宝记》、《历代法宝记》作了充分研究；∵就是唐末以来的有关禅宗的

史籍，也多加以充分用利。∵除此而外，他对有关的金石资料及唐代诗

文的引证，也超过胡适等人的研究。∵例如在七祖问题上，他引用了杜

甫（∵712-770∵）、刘禹锡（∵772-843∵）等人的诗句，∵以及钱谦益（

1582-1664∵）、浦起龙等人的笺注，∵这都是以前学者未加注意的资料

。（注∵11∵）又如在金石资料方面，他所校定的∵〈∵荆州玉泉寺大通禅

师碑铭并序∵〉，∵就以《唐文粹》、拓本、《文苑英华》、《张燕公集

》、∵《全唐文》、《兴隆佛教编年通论》、《佛祖历代通载》等七种

版本校读，亦为前人未有之事。（注∵12∵）

∵自从上述诸家的大作出版以来，匆匆又三、二十年了。这一期间

又有新资料及研究成果出现。如洛阳神会塔铭的出土、神会弟子慧坚

碑的发现，∵以及对敦煌文书有关七祖遗籍的研究，都为进一步澄清这

个历史纠纷提供更礼富具体而明确的资料。∵文献基础的加强，使得我

们对这个学术问题，可以作出总结性的研究。

∵谁是禅宗七祖之争，自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而是六祖之

争的延长。因此原因，这笔帐便要从六祖算起。这些问题涉及到许多

文献，而这些文献皆使用唐代帝王年号，使一般读者无法一眼看出历

史次序。因此之故，本文在考察这些文献时，将先标西历纪年，次举

文献名目、制作年代。又因这些文献，曾为学界注意并加以研究，本

文将对这些学术成果，加以评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本文讨论的

主题，是禅门宗统之争，故对有关此一争论的文字，特别录出，作为

根据，请予注意。

（一）689年〈唐中岳沙门法如禅师行状〉

∵碑存嵩岳少林寺东二里许法如塔内。法如（∵638-689∵）是五祖弘

忍（∵601-674∵）弟子之一，──────────────────

────────────注∵9∵同上注。注∵10∵柳田圣山有关禅宗研

究，出版甚众，不必细列；其与禅宗七祖

∵有关系者如下：《初期禅宗史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京都：法藏馆，昭和四十二年∵[1967]∵）；《禅·语录∵2∵：楞伽

师资记·传法宝纪》（东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六年∵[1971]∵）；

《禅·语录∵∵3：∵历代法宝记》（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一年

[1976]∵）；〈∵语录·历史∵----∵禅文献成立史的研究∵〉，《东方学报

》（京都），∵卷∵57∵（昭和六十年∵[1985]∵），页∵211-599。∵注∵11

柳田圣山：《研究》，页∵96-100。注∵12∵同上注，页∵49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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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事迹以此碑为基本纪录，《传法宝纪》有传。《宋高僧传·道齐

》所附法如，俗姓韩，与此法如无关。（注13）

∵此碑文录于《金石续编》卷六。拓本影印见鹫尾顺敬编的《菩提

达磨嵩山史迹大观》；柳田圣山据之制成书影，发表于《初期禅宗史

书·研究》，并于书中附录碑文，加以校注、研究。（注14）中国学

者注意此碑之宗教史价值者，先后有沈曾植、胡适及温玉成等。（注

15）

∵碑文有关禅宗祖师的承袭，是六祖之争的最早纪录，原文如下：

∵别有宗明矣者，即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武

∵步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赜。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

∵，信传忍，忍传如。

这一段文字是现在所知祖师谱系的最早资料。文中的“传曰：神化幽

赜”一语，出自道宣（596-667）所着《续高僧传·习禅总论》中对

菩提达摩一派禅法的评论。原文称：“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

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同时又批评这种禅法“摩法虚宗，

玄旨幽赜，....幽赜则理性难通”。（注16）

（二）706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

∵此为神龙二年神秀（？-706）逝世后张说（667-730）所撰的碑

文。此文见于《唐文粹》卷六十四、《文苑英华》卷八百五十六、《

张燕公集》卷十四及《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一。拓本影印收于常盘大

定编的《支那佛教史迹》第四辑，图第四十二。释氏史书亦有两种选

载此碑。合校本见柳田《研究》所附资料篇。文称：

∵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惠可，惠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

∵，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服勤六年，不舍昼

∵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

∵（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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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卷二十九，页734。

注14∵∵柳田圣山：《研究》，图版1及碑文合校注释，页487-96。

注15∵∵参阅沉着《海日楼札丛》，页212-13。胡着《神会和尚遗集》

∵（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页343-53。温玉成：〈碑刻

∵资料对佛教史的几点重要补正〉，《中原文物》（特刊，1985

∵年），页206-7。

注16∵∵柳田合校本，页488。柳田录文点校如次：“传曰、神化幽赜

∵，....忍传如”，依此读法，这一段话是《续高僧传》所载，

∵实误。参阅《续高僧传》原文，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以

∵下简称《大藏经》），册50，页596c。

注17∵∵柳田圣山：《研究》，页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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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虽未明言弘忍传神秀，但是“命之洗足，引之并坐”等语，已经

暗示神秀是五祖的继承者。正因为此处未明白指出神秀是“六祖”，

成为后来南宗争统的根据之一。此点将于后文再加讨论。碑文又言：

∵又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

∵。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

∵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圣敬日崇，朝

∵恩代积。（注18）

此文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神秀生前在唐王朝所受的崇敬，是后来

祖师宗统之争的导火线。∵在神秀未入京之前，东山法门只是荆楚地区

的禅侣中心之一，领袖人物只凭本人的功力，受到宗教界的重视。∵神

秀进京不但将东山禅法带入两京，∵也引起社会名流、帝王大臣的崇敬

，这就使其弟子产生一种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他们重视嫡庶，

辨别傍正，确定利益分配。∵其二，禅师受到皇帝谥号之荣，在历史上

，∵此为首次，宋僧赞宁已在《大宋僧史略》对此作过评论。∵（注∵19

）

（三）707-712之间〈嵩岳寺碑〉李邕（678-747）撰

∵原石已佚，见《河南府志》卷一百十〈金石志〉，碑文收在《全唐

文》，没有撰写日期。因碑文称“中宗孝和皇帝诏于其顶追为大通秀

禅师造十三级浮图”，今由此可以推知碑立于神秀谥号“大通”之后

。中宗在位只有五年左右，塔于何时建成不详，然西元732年滑台大

辩论时，已有“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

等语，（注20）由此推知此碑竖立日期下限，绝对不会晚于滑台辩论

。由此也知此碑建成，当在《法宝纪》前，碑文涉及禅宗祖师，从而

引起争论的文字为：“若不以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受于

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上寂。”这里虽然没有七代祖

师的名号，但七代相传的事实已经讲得明白清楚。此寺碑之建立，上

有唐中宗的诏命追褒神秀，下有着名的大官及文士李邕公开宣布“秀

于今和上寂”，这在当时的官场及宗教界都是引人注目的大事。此碑

是引起禅宗宗统之争的导火线之一，也是神会所攻击的目标之一。

∵近人注意到此碑的重要性者，只有胡适一人。他在研究神会的过

程中，不止一次引用此碑：又在《手稿》等七集卷二里面，将碑文要

点抄出。（注21）日本学者柳田等，则全未提及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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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同上注，页499。

注19∵∵参阅《大藏经》，册54，页244C。

注20∵∵《遗集》，页284。胡氏的研究及结论，见同书页335-70。

注21∵∵胡适：《手稿》，页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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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13年顷《传法宝记》京兆杜撰

∵此书久佚，本世纪初敦煌卷子出现，才为学界重视。敦煌原卷此

书共有三个卷子，编号为P2634，3858，P3559。前两个卷子残破不全

，P3559号卷子则是首尾完备的善本。（注22）《大正新修大藏经》

将此书收入“古遗部”，编号2838，是以P2634卷子为底本。（注23）

柳田圣山于《研究》中，将此书作为“资料六”，校写注释出版；（

注24）后来再进一步对此书加工，收入《禅·语录2：初期·禅史一

》。此书是中文合校，日文翻译，是研究注释的善本。（注25）

∵《传法宝纪》中所记的祖师承袭系统，是菩提达摩、惠可、僧璨

、道信、弘忍、法如、神秀。卷子的结尾，题为“传宝纪七祖一卷”

。（注26）这一部传纪所列的禅宗祖师，惹起南宗僧俗的反感，与〈

嵩岳寺碑〉的纪事，都被神会点名指责，这点本文将在下面讨论。虽

然此书因南宗人士的攻搫，湮没千载，但此书对各代祖师的批评，还

算相当中肯，是理解禅宗发展的可贵资料。现在摘录数段，以窥其风

格：

∵天竺达摩....息其言语，离其经论，....斯亦默照之端，真

∵之纯味也。然后读诸经论，得最上胜句，则洞然照会矣。

∵是故惠可僧璨，理得真，行无辙迹，动无彰记。

∵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

∵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

∵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注27）

（五）732年〈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此为西元732年神会在滑台论战的记录，沉沦千余载，本世纪初

在敦煌遗书中发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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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页269，296。本目页181，P3559号，将此一禅卷

∵误为“佛经”。又于页461，订于《传法宝记》。

注23∵∵《大藏经》，册85，页1291。

注24∵∵柳田圣山：《研究》，页559-92。

注25∵∵见本文注10。

注26∵∵同上注，页435：《研究》，图版十五，原文见页572。

注27∵∵柳田圣山：《禅·语录2》，页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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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从1929年起直到逝世前，一直在研究神会的遗作。在讨论神会着作

日期的问题上，学者多同意其晚年的考订。（注28）

∵神会在此一论战中以南宗禅门人士立场，对北宗的祖师谱系，首

度作出批评和拒绝。〈南宗定是非论〉所定的“是”和“非”是这样说

的：

∵菩提达摩....便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于惠可。惠可传

∵僧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

∵绵不绝。（注29）

∵唐朝忍禅师在东山将袈裟付嘱于能禅师。经今六代。内传法

∵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

∵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注30）

∵远法师问：世人将秀禅师得道果不可思议人，今日何故

∵不许秀禅师充为六代？和上答：为忍禅师无传授付嘱秀禅师

∵处，纵使后得道果，亦不许充为第六代。何以故？为忍禅师

∵无遥授记处，所以不许。

∵远法师问：普寂禅师口称第七代，复如何？和上答：今

∵秀禅师实非的的相传，尚不许充为第六代；何况普寂禅师是

∵秀禅师门徒，承禀充为第七代？....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

∵，立七祖堂，修《法宝纪》，排七代数。....为无传授，所

∵以不许。（注31）

∵又今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

∵，排七代数，不见着能禅师。□能禅师是得传授付嘱人，为

∵[人]天师，盖国知闻，即不见着。如禅师[此是嵩山法如]是

∵秀禅师同学，又非是传授付嘱人，不为人天师，天下不知闻

∵，有何承禀，充为第六代？普寂禅师为秀和上竖碑铭，立秀

∵和上为第六代。今修《法宝记》，又立如禅师为第六代。未

∵审此二大德各立为第六代，谁是谁非，请普[寂]禅师仔细自

∵思量看！（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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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8∵∵此指胡着〈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着两种〉，原刊《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1958年），下册，

∵页877-82。本文所用者是《遗集》所收的版本，见页221-399。

∵其他学者对胡氏研究神会的重视，见上引关口真大：《禅宗思

∵想史》，页24，155，160；柳田圣山：《研究》，页114-17；

∵柳田圣山：《语录·历史》，页365-411；印顺：《中国禅宗

∵史》，页281-318；H.Dumoulin,∵Zen∵Buddhism：A∵History：

∵Vol.1.∵India∵and∵China（New∵York：Macmillan，1988），

∵pp.，xix，63；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研究》（东京：

∵大东出版社，1984年），页10-12等。

注29∵∵《遗集》，页262-63。

注30∵∵同上注，页281-82。

注31∵∵同上注，页283。

注32∵∵同上注，页289-90。胡氏对此段语录的分析，见页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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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对禅宗祖师论的展开，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不承认普寂提出

的六代法统。第二，提出以惠能为六祖的新谱系。第三，道出了禅宗

祖师的新标准，作为批评北宗祖师的根据。这些准则就是“内传法契

，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第四，以此标准，否定神秀是

六祖，也不承认普寂为七祖。

∵神会指出：“从上已来六代，一代只许一人，终无有二。终有千

万学徒，只许一人承后。”（注33）神会说这些话时，六祖惠能去世

已近二十年。北宗在神秀逝世以后，普寂已有承继祖统的说法；南宗

又是如何？滑台论战中，果然提出这一问题：“远法师问，能禅师已

后，有传授人不？答，有。又问，传授者是谁？和上答，已后应自知

。”（注34）这一段对话颢示，当时南禅派系尚无七祖之说。

（六）736年〈大智禅师碑铭并序〉严挺之（673-742）撰

∵碑存西安碑林，拓本影印见《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此文见《全

唐文》卷二百八十，胡适据此抄出；又见《金石萃编》卷八十一，陈

祚龙据此加以校读，并辑其他碑传，写成〈义福研究资料〉。此碑是北

宗禅史的重要金石证据，所有研究此一课题者，多采此碑文作证。（

注35）义福（661-736）是神秀的门人，与普寂并为北宗禅法第七代

的重要角色。《旧唐书·神秀传》末附有〈义福传〉：《宋高僧传》卷

九亦收有传。

∵涉及祖师承袭的记载，原文有这样的一段：

∵禅师***，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流，三百余年，独称东山

∵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嘱。大通之传

∵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

∵（注36）

（七）742年〈大照禅师塔铭〉李邕撰

∵文收于《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胡适据之钞出，并加标点

分段；又见《李北海集》卷二（《湖北先正遗书·集部》），陈祚龙

据此整理出普寂的生平资料。大照禅师是普寂（651-739）的谥号。

寂为神秀的继承人、北宗的领袖，门人尊为“七祖”。生平史传，尚

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神秀传〉末所附之寂传及《宋高僧传》卷

九所收〈普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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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同上注，页282。

注34∵∵同上注，页286。

注35∵∵参阅陕西省博物馆李域铮等（编）：《西安碑林书法艺术》，

∵增订本（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页182-85，

∵304；胡适：《手稿》，第七集，页415-18；陈祚龙：《中华

∵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台北：新文礼出版公司，1978年），

∵页167-77。

注36∵∵同上注，胡书，页418；陈着，页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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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近人研究的重要着作，当推田中良昭着的〈大照普寂·禅宗传灯

说〉。（注37）

∵碑文中有关禅宗祖师的记载如下：

∵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为

∵万法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之谓也。

∵神龙中，孝和皇帝诏曰：大通禅师降迹閰浮，情存汲引。

∵....然而示彼同凡，奄随运往。形随已谢，教乃恒传。其弟

∵子僧普寂，夙参梵侣，早造法筵。得彼髻珠，获兹心宝。

∵....宜令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俾夫聋俗，咸悟法音。（注

∵38）

∵诲门人曰：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

∵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于吾

∵，今七叶矣。（注39）

∵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上述的这一段话，是出于普寂自己的口中，

∵这在禅宗历史上，自认是“七叶”还属初次。

（八）735-754年之间〈第七祖大照和尚寂灭日斋赞文〉（拟）

∵此文作者姓名及书写日期均缺，文字保存于敦煌文书，藏于大英

博物馆，编号斯2512号。本卷包含三篇文书，其第二篇就是这一赞文

。原卷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编者根据文字内容，拟补此篇名

。（注40）由中良昭〈大照普寂·禅宗传灯说〉一文将此赞文抄出发表

，加以讨论，引起治禅宗史者的重视。文中有关禅宗祖统的部分如下

：

∵惟天为大，唯尧则之。惟佛为圣，唯禅嗣之。故西天付嘱，

∵五日于曩辰；东夏传灯，七祖光乎皇运。我第七祖三朝国师

∵大照和尚，出二边境，越诸地心，得如来慈，入佛知见。乘

∵最上乘，来成正觉，坐金刚座，称天人师。（注41）

在此文之前，普寂已被尊为“万法宗主”、“禅门七叶”等。今此赞

文正式以“七祖”尊之，七祖名号之建立至此正式展开。

（九）754年前后〈故左溪大师碑〉李华（715-766）撰

∵“左溪大师”即天台宗第八祖玄朗（673-754）。碑文收于《全

唐文》卷三百二十及《文苑英华》

──────────────────────────────

注37∵∵同上注，胡书，页408；陈着，页414。田中良昭对普寂之研究

∵，收于其着书：《敦煌禅宗文献·研究》（东京：大东出版社

∵，1983年），页549-68。

注38∵∵同上注，陈着，页177，179-80；胡书，页408，410-11。

注39∵∵同上注，陈着，页177-81；胡书，页408-18。

注40∵∵《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页159，第2512（2）号。

注41∵∵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研究》，页555。

页426

卷八百六十一。碑文记叙天台宗的祖师及教理为主，但亦涉及当时中

国佛教大势。其有关禅宗部分者如下：

∵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八世至东京圣

∵善寺弘正禅师，今北宗是也。又达摩六世至大通禅师，大通

∵又授大智禅师，大智降及长安山北寺融禅师，盖北宗之一源

∵也。又达摩五世至璨禅师，璨又受能禅师，今南宗是也。又

∵达摩四世至信禅师，信又受融禅师，住牛头山，今径山禅师

∵承其后也。（注42）

这一段文字虽然显得混乱，但仍有数点值得注意：一、碑言弘正禅师

是北宗之第八世，宇井伯寿认为此一弘正，就是契微（见后）之师宏

正。（注43）由此可见北宗禅在受神会批击之后，并未垮台。二、“

达摩五世至璨禅师，璨又受能禅师”是明显的错误──璨应为忍。错

误原因待作进一步研究。三、牛头宗已被认为是禅门中的一支了。

（十）765年〈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龙门宝应寺龙岗腹

∵建身塔铭并序〉“门人比丘”慧空撰

∵法璘书丹，永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竖碑。此碑1983年12月于洛阳

龙门西山唐代宝应寺遗址出土，是有禅宗历史及神会和尚的重要史料

。碑文记载神会的生卒年代，确如宗密所记的日期684-758，世寿七

十五。此碑的出土足以订正《宋高僧传·神会》所记神会生卒年代之

误，以及吕澄、陈垣所据之不确，亦推翻胡适所考订神会的生卒日期

。（注44）原碑存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温玉成为文介绍，并将碑文

刊布。碑文开首的名称，就以“七祖国师大德”，明言神会的七祖身

分，碑文也记禅门祖师系谱如下：

∵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

∵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传七叶，永播千秋。

∵....唯佛与佛，正法可流，宗承七叶，劫石长休。（注45）

温玉成推测，碑文撰人慧空即《宋高僧传》所载的慧空，原为普寂弟

子，后来投入荷泽门下。此无别证，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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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文苑英华》（台北：文华书局，1965年），页5417。

注43∵∵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页309-10。

注44∵∵参阅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页371；陈垣（编）：《释氏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

∵，1964年），页120；《遗集》，页370-76。

注45∵∵温玉成：〈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世界宗教研究》

∵1982年第2期（1982年5月），页78-79；温氏又于〈碑刻资料对

∵佛教史的几点重要补正〉文中，对此碑作了订正（见注15），

∵慧空生涯参考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页301-2。

页427

（十一）766年〈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王缙（700-781）撰

∵碑文收于《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及《文苑英华》卷八百六十二。

缙为王维之弟，佛教家庭，兄弟均有着作，记叙其宗教生涯。大证禅

师即昙真和尚，俗姓边，是普寂的法孙，生卒年代为704-763年。（

注∵46）碑文所记传法系谱如次：

∵夫修行之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达摩，传付慧可，可

∵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大通，大通传大照，大

∵照传广德，广德传大师。一一授手，一一摩顶。相承如嫡，

∵密付法印。（注47）

王缙又在碑文中自叙说：“缙尝官登封，因学于大照，又与广德素为

知友。”（注48）

（十二）766年〈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杜甫（712-770）撰

∵诗云：“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注49）此为唐诗中言及禅宗第七祖师最早诗句。历代注杜诗者对

此诗的诠释，正误交杂，相当混乱。要澄清此种混乱状况，先要考订

诗中所提及的两个关键词。此二词一为“双峰寺”，一为“七祖禅”

。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注“双峰寺”云：“田曰：‘《释氏要览

》云，曹溪在韶州双峰寺下，昔晋武帝曹叔良宅也。’”意谓双峰寺

在韶州。然《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九云，该寺系由竟钦（910-977）

开山，事在杜公去世百余年后，与诗中所言的双峰寺，实无关系。竟

钦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禅林僧宝传》卷十亦有传，可作证

明。（注50）杜诗所言之双峰，应是禅宗四祖道信及五祖弘忍，先后

在湖北破头山及凭茂山所创禅苑之合称。《传法宝纪》称此二祖均为

“唐双峰山东山寺释”，正与杜诗相合。（注51）

∵“七祖禅”一词中的“七祖”，《集注》所说颇为混淆。钱谦益

（1582-1664）对此有较广泛的注释。蒋超伯以为七祖是荷泽，浦起

龙认为所指者马祖（道一，709-788），柳田圣山谓七祖应为大照禅

师普寂，柳田更举杜诗“余亦师粲可，身犹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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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页304。

注47∵∵《文苑英华》，页5425。

注48∵∵同上注。

注49∵∵《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十八，

∵页319。

注50∵∵《大藏经》，册51，页285b。参阅慧洪：《禅林僧宝传》卷十

∵，收入《续藏经》，册137，页242d。

注51∵∵见《禅·语录2》，页353-55。

页428

禅寂”，以证杜甫所亲近的禅法，应是北宗。（注52）现在看来，“

双峰寺”，“七祖禅”皆与北宗历史有关，不必再作进一步猜测。杜

公在关洛活动的时代，正值北宗盛时。到荷泽宗尊神会为七祖并得到

唐王朝承认时，杜甫已经流落巴楚，根本没有向荷泽门求禅法的可能

了。

（十三）766年顷〈润州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李华撰

∵碑中的主人翁法云和尚（？-766），是普寂的弟子之一，曾将大

照之宗播至江南。（注53）碑言：“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

相乘，谓之七祖。心法传示，为最上乘。”（注54）此碑文收于《文

苑英华》卷八百六十一及《全唐文》卷三百二十。

（十四）773年〈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独孤及

∵（725-777）撰

∵禅宗三祖僧璨（？-606）本来不知何许人，及盛唐时期禅宗荣昌

，水涨船高，大历八年（773）追谥僧璨为“镜智”，塔曰“觉寂”

。独孤及之碑，即记此事。此文收于《文苑英华》卷八百六十四及《

全唐文》卷三百九十。此文撰于僧璨死后一百六十年，所记的内容于

早期禅史而言，固非一手史料；然对中唐禅史而论，是可贵金石参考

之一。例如在祖统谱系问题上，碑言：

∵至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

∵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其风浸广。....

∵其后信公，以教传弘忍。忍公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

∵，其嗣无闻焉。秀公传普寂，公之门徒万，升堂者六十有三

∵。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或化嵩

∵洛，或之荆吴。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与六籍侔盛焉。（注

∵55）

（十五）780年顷〈二宗禅师赞〉释皎然撰

∵此文收于《文苑英华》卷七百八十二、《皎然集》卷八及《全唐

文》卷九百一十七。皎然以诗驰名，亦熟知禅义。集中除本赞以外，

尚有天台和尚、能、秀二祖、志公、达摩大师、大通和尚及鹤林和尚

诸家“法门义赞”。其中与七祖有关的赞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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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2∵∵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引各家注集。钱氏《钱注杜诗》卷

∵十五、蒋着《通斋诗话》卷下及浦着《读杜心解》等，并见柳

∵田圣山：《研究》，页99-100。讨论及评语见页96-97。

注53∵∵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页298-99。

注54∵∵《文苑英华》，页5419。

注55∵∵同上注，页5436。

页429

∵裁玉为璧，一体殊称。二圣渊渊，异名同证。安赞天后，寂

∵佐玄宗。....邈邈安公，行越常致。高天无言，九有咸庇。

∵大海无心，百川同味。曈曈大照，有迹可睹。不异六宗，无

∵惭七祖。禅冈一倾，人天何怙。（注56）

这一偈赞中有两点值得留心：第一，赞文所言二宗或“二圣”指安公

和大照。安公应是慧安（582-709），与神秀同为五祖弘忍的弟子；

大照指普寂。第二，“不异六宗，无惭七祖”一语，出现于普寂赞文

，由此可见皎然所知之七祖就是北宗的称呼。皎然在禅宗分裂问题上

所持的态度，是反对分裂：“三乘同轨，万法斯一。南北分宗，亦言

之失。”（注57）

（十六）781年〈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并序〉耀德舆（759-818

∵）撰

∵此碑铭文收于《文苑英华》卷七百八十六、《全唐文》卷五百一

及《权载之文集》卷二十八。契微（720-781）是普寂的法孙，故对

禅宗七祖有一段记载：

∵自菩提达摩，七叶至大照祖师，皆以心法秘印，迭相授受。

∵故戒生定，定生惠，得第一义者冲而诣之。呜呼今其诣之矣

∵，桑门纪述多不分系绪，今备书者亦所以无忘先德。（注58）

（十七）806年〈唐故招圣寺慧坚禅师碑铭并序〉徐岱撰

∵碑存西安碑林。碑中所记的慧坚禅师（719-792），是荷泽大师

神会的弟子。在此碑出土以前，史传并无记录，只有宗密所述的禅门

师资中，荷泽门下附有“西京坚”三字列于弟子名单之内，然无详情

。慧坚先居洛阳，后来曾在长安活动。碑中所记之事，对荷泽禅在神

会逝世之后的发展，非常重要。详情参阅冉云华〈唐故招圣寺慧坚禅

师碑考〉一文。（注59）碑文中有关禅宗祖师的部分，作如此说：

∵洎菩提达摩，舍天竺之王位，绍释门之法胤，远诣中夏，大

∵阐上乘。....乃以心印，密传惠可。四叶相授至弘忍大师，

∵奉菩提之记，当次补之位。至乃荷忍大师之付嘱，承本师之

∵绪业，则能大师，居漕溪。....厥后奉漕溪之统纪，为道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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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同上注，页4935；《皎然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页55。

注57∵∵同上注，“亦言之失”，集作“工言之失”。慧安《宋高僧传

∵》卷十八有传，见《大藏经》，册50，页823b-c。

注58∵∵《文苑英华》，页4959。参阅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

∵页325。

注59∵∵此文及拓本摄影，刊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七期（1994年），

∵页97-120。亦收入冉云华：《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页145-73。

页430

∵归依，则荷泽大师讳神会，谓之七祖。升神会之堂室，持玄

∵关之管键。....则慧坚禅师乎！（注60）

碑文又言唐大历中（766-779），唐代宗因“闻禅师僧腊之高，法门

之秀，特降诏命，移居招圣，俾领学者，且为宗师，遂命造观音堂，

并缋七祖遗像”。

∵碑文提到禅宗历史上另一件祖师之争的事，南北两宗的“正邪”

之辩：

∵又奉诏与诸长老，辩佛法邪正，定南北两宗，禅师以为：开

∵示之时，顿受非渐；修行之地，渐净非顿。知法空，则法无

∵邪正；悟宗通，则宗无南北。

∵粤自达摩，默传秘藏。继统相授，至于禅师。丕承七叶

∵，大拯群疑。（注61）

（十八）824-827年《圆觉经大疏钞》宗密（780-841）着

∵书中的禅门祖师承传系谱如下：

∵西域二十八祖，此方七祖，相承传法，如一灯照百千灯，冥

∵者皆明，明终无尽。....达摩至北[此]方当其第一。慧可第

∵二，僧璨第三，道信第四，弘忍第五....慧能第六，神会第

∵七。（注62）

∵宗密常在每一祖师后面，用小字夹注，加以说明。其中对神会的

夹注，文字最长，达六、七百字，是现存最早的荷泽传记。其中所记

的神会生卒年代及身后哀荣，皆为最近发现石刻资料所证实无误。宗

密又有《圆觉经小疏钞》六卷，其中所记禅宗七祖大事，与《大疏》

相同，只有数字之异。本文所引用者是《大疏钞》的文字。《大疏钞

》称：

∵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

∵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敕置碑记现在。又御制七祖赞文，见

∵行于世。（注63）

此段记事，亦见宗密另一部书，将于下文相并讨论。

──────────────────────────────

注60∵∵同上注，文，页115；书，页170。

注61∵∵同上注，文，页116；书，页172。

注62∵∵引自《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十卷，页531b-32c。有关此书

∵的编纂年代，参阅镰田茂雄：《宗密教学·思想史的研究》（

∵东京：东京大学，1975年），页91；冉云华：《宗密》，页

∵25-26。

注63∵∵《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十卷，页532c。

页431

（十九）830年《裴休拾遗问》宗密着

∵有关此书的版本、流传及裴休的关系，我曾有专文讨论，（注

64）兹不再赘。现在只钞出与七祖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文字，并加讨论

。宗密在此书中所记载如下：

∵问：荷泽为七祖，何不立第八、九、十？后既不立，何妨据

∵传衣为凭，但止第六？

∵答：若据真谛，本绝名数，一犹不存，何言六七？今约俗谛

∵，师资相传，顺世之法，有其所表。如国立七庙，七月而葬

∵，丧服七代。....今传授仪式，顺世生信，何所疑焉！故德

∵宗皇帝，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齐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

∵，搜求传法者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

∵龙寺，见有名记。又御制七代祖禅赞文，见行于世。（注65）

此书附有诸宗师承傍正图，其所记之正传师资七代为：“达摩一，惠

可二，僧璨三，道信四，弘忍五，惠能六，神会七，磁州八，荆南九

遂州圆十。∵”（注∵66∵）在“相承是傍”的灯谱中，记有北宗牛头二

宗：“北宗神秀六，普寂七。∵”“牛头融，智严，惠方三，法持四，

智威五，慧忠六”。∵（注∵67∵）《续藏经》本〈禅门师资承袭图〉中

，北宗禅师不注代数，牛头山系统则列：“慧融初祖，∵智嶷第二，惠

方第三，法持第四，智威第五。∵”（注∵68∵）其后诸禅师亦未注明代

数。

（二十）〈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刘梦得（772-

∵846）撰

∵诗云：“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

不要三乘入便门。”（注69）此诗写于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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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冉云华：〈黑水城残卷《承袭图》研究〉，载《潘石禅先生九秩

∵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页75-87。

注65∵∵引自石井修道：〈真福寺文库所藏·《裴休拾遗问》·翻刻〉，

∵《禅学研究》60号（昭和五十六年[1981]），页80。

注66∵∵同上注，页81-82。

注67∵∵同上注，页83。

注68∵∵《续藏经》（台北：中华佛教会，1971年），册111，页435。

∵参阅胡适对宗密所记禅师的评论，见《遗集》，页69-72，370

∵-76；及镰田茂雄：《宗密教学·思想史的研究》，页293-432。

注69∵∵引自《刘梦德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七，页55。有

∵关此诗的写作背景及日期，参考冉云华：《宗密》，页299-

∵300。

页432

（二十一）〈答史山人十问〉宗密撰

第九问的对答称：

∵问：又佛灭后付法于迦叶，以心传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

∵只传一人。既云于一切众生，皆一子之地，何传授不普？（

∵注70）

文中“及至此方七祖”一语，说明“七祖”用语，流通于当时。史山

人名史制诚，后来出家。〈答史山人十问〉，见于《裴休拾遗问》，《

祖堂集》卷六及《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注71）

（二十二）853年〈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裴休（797-870）撰文

∵碑存陕西鄠县草堂寺中，由裴相撰文并书丹，柳公权篆盖，是唐

中的名品。碑文收于《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三、《金石萃编》卷一百

一十四、镰田茂雄编《宗密教学·思想史的研究》（页49-52）及陈

景富着《草堂寺》（页181-85）。此碑所记的传法系统是这样的：

∵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为五祖，又传融为牛头

∵宗。忍传能为六祖，又传秀为北宗。能传会为荷泽宗，荷泽

∵于宗为七祖；又传让，让传马，马于其法为江西宗。荷泽传

∵磁州如，如传荆南张，张传遂州圆，又传东京煦。圆传大师

∵。大师于荷泽为五世，于达摩为十一世，于迦叶为三十八世

∵，其法宗之系也如此。（注72）

此碑是研究宗密和上的基本资料，《宋高僧传·宗密》大半采此碑的

文字。近人研究禅史者皆重视此碑，多数相信碑文是记实之作，唯一

的例外就是胡适。胡氏在去世前有一篇未完稿的论文：〈跋裴休的唐故

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此文对碑文所记的传法世系，作了极严竣的批

评，更对宗密的人格有直接攻击。本文作者撰有论文〈宗密传法世系的

再检讨〉，对胡氏在论文中所撰择的史料及研究的方法，提出不同的看

法。（注73）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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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0∵∵引自石井修道：〈真福寺文库所藏·《裴休拾遗问》·翻刻〉，

∵页100。

注71∵∵参阅《祖堂集》（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页114-16；《

∵大藏经》，册51，页307b-c。∵并见冉云华：〈宗密着《道俗

∵酬答文集》的研究〉，载冉云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

∵（台北：东初：1990年），页143-49。

注72∵∵参阅《金石萃编》，卷一百一十四，页6b-7c；镰田茂雄：《

∵宗密教学·思想史的研究》，页50：陈景富：《草堂寺》，页

∵182。参阅冉云华：〈裴休佛教生活的研究〉，载汤一介（编）：

∵《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北京大学，

∵1993年），页299-312。

注73∵∵见上文注4；参阅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公案〉，《当代》（

∵台北）第101期（1994年9月），页112-23；第102期（1994年

∵10月），页110-19。

页433

上述的论文发表时，有些文献如前（十七）、（十八）等，尚未被学

术界所知晓，现在将这新旧材料，会合通论再作检讨，更可以看清楚

盛唐和晚唐时代中国禅宗的历史真象。

（二十三）988年《宋高僧传·圆绍》赞宁等编撰

∵依历史年代而论，禅宗七祖之争发生在西元第八世纪至第九世纪

时期，这一期间记载佛教史的书籍，以《宋高僧传》最为重视。可惜

当此书编纂时，唐末五代之际的混乱时期仍未结束，书中的材料不全

，错讹遗漏不少。以七祖之争一事而论，只有〈圆绍传〉一处记此事如

下：

∵绍即七祖荷泽神会禅师五叶法孙也。演其无念，示以真心，

∵了达摩之密传，极南能之深趣。时参学之众，拥从且繁。

∵（注74）

圆绍（811-895）是荷泽禅的第六代，弟子惠霭等是第七代，荷泽一

系的人物，此后无闻。（注75）

∵上面所列的二十三件上献，自然不能说是包括所有的七祖的文献

记录，但与七祖有关的的重要参考及近人对此问题的讨论，大多罗列

在内。从这些资料系年及诸家所论中，我们对禅宗七祖之争，得到下

列的数点结论：

∵第一，禅宗六祖及七祖的传统，是由北宗禅门人士首创其说的。

神秀禅师将“东山法门”由荆楚地区，带入长安和洛阳两京，受到武

则天等人的崇敬，成为“两京法主、三国帝师”，逝世以后更得到谥

号及国葬式的荣誉，这在习禅者的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光荣。∵这

些禅门之光的来源，是以神秀本人的地位及教理为中心。∵神秀去世以

后，∵弟子承继了他所造的局面，更凭借他的声名和弟子本身的才华，

以维持由神秀所赢得的既得利益。∵六叶祖师的思想，于是正式被提出

，作为维系教团的标志。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先后层次而论，“七祖”之论以712年编成

的《传法宝纪》为最早，但在那部书中的六七两祖是法如第六、神秀

第七；这一法系与较早的〈嵩岳寺碑〉所记不同。〈碑〉中的名单未列入

法如，而以神秀继弘忍，普寂承神秀。从这两种同属北宗文献而祖统

纪录不同的事实可以看出，早期北宗六祖之说尚未定型。这种法如与

神秀的不确定状态，可能是普寂造成的。普寂也许想要在神秀以外，

抬出他的另一老师法如，把他列入祖师谱中，以加重普寂自己的分量

，表示他比神秀的其他门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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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4∵∵《宋高僧传》，页301-2。对此书之评价，参考陈垣：《中国

∵佛教史籍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页34-43。

注75∵∵参阅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页262-68。按《草堂寺》载

∵有元碑〈栖禅寺宗派图〉，图中所记宗密法裔尚有四代之多，超

∵过圆绍一支。见陈景富：《草堂寺》，页142后插图。

页434

一重关系。他的这一努却无法使法如得到官方的认可，后来更被神会

732年在滑台定是非论中，将此矛盾提出，加以讥笑和抨击。从此以

后，北宗的七祖论，以普寂为中心，一直维持到第八世纪末年。（注

76）

∵神会在滑台会中，主要的是争取惠能为禅宗六祖，对七祖是谁的

问题一直不作正面答覆。当远法师追问“能禅授者是谁”，神会只能

以“已后应自知”一语避开。神会的努力固然将惠能推上南宗六祖的

法座，但是对七祖是谁的问题上，并没有马上产生重大的变化，遂由

普寂门下***其师为七祖。直到∵754∵年左右，李华在〈左溪碑〉中，

才正式提出禅宗分为北宗两支、南支及牛头宗，∵各宗祖师代数不一，

而以北宗为盛，当时已至第八弘正禅师。∵从此以后，禅宗是诸家并起

，各有师承。荷泽禅师神会被尊为七祖，首见于∵765∵年的〈身塔碑〉

，继见于∵806∵年的〈慧坚碑〉。以后，第九世纪的碑传问答，七祖之

事全是荷泽一系。∵由此可见，禅宗七祖争论的发展，是由北宗建统开

始，引起南宗的挑战，导致南、北、牛头三家争雄的局势。∵直到∵792

年，∵唐德宗命太子敕诸禅德，楷定禅宗宗旨，定荷泽大师为七祖，自

兹而后，再未有公开的争论发生。∵唐末战乱频起，两京遭到破坏，荷

泽禅的基地毁灭，∵后来的禅宗主流，尽属南宗门下南岳及青原二支。

荷泽一支的命运没落，∵在《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及《传法正宗

记》等“新历史”的纪录中，七祖之事，尘封网蔽，随之淹没。

∵柳田圣山根据《全唐诗》卷二百七十六所收卢纶诗〈送静居法师〉

中，有“九天论道当宸眷，七祖传心合圣踪”之句，进而推论静居法

师不是人名，而与江西静居寺有关。他又举出颜真卿〈靖居寺题名〉，

证明此寺与行思有关，故卢诗的“七祖”，应指青原大师。（注77）

以本文中所收的文献证据而论，卢诗中的七祖，与皇帝的讨论有关，

“九天”、“宸眷”二词可作证明。而晚唐的七祖之争，只有792年

前后数次，见于〈彗壂碑〉、《圆觉经大疏钞》及《裴休拾遗问》，亦

见于《佛祖统纪》。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决定的事才算数，别人怎敢

逆天。神会既然是皇帝所承认的七祖，别人不赞同也只能沉默，最多

只是不唱赞歌而已。何况静居是人名抑为寺名，静居与靖居是否相同

等等，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禅宗人士的祖统争论中，对祖师的概

念、传承、条件等，提出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题目。∵在这一方面神会

的创造最多，是他提出“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

”。∵神会也是第一个提出禅宗传法“一代只许一人”。法契、印心、

传衣、定宗旨的具体内容如何，神会语录中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这

些问题因篇幅所限，以后另行讨论。∵现在只谈两点，一点是传衣说，

据罗香林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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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6:参阅上文第（十六）。∵注∵77∵柳田圣山：《研究》，页∵414-15；

∵并见《全唐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册五，页3136。

页435

是另有来源的；（注78）另外一点就北宗人士没有接纳神会的挑战，

也没有改变他们所尊重的祖统，但是他们无疑的受到神会祖师论的影

响。∵因为这些影响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注意，现在举出数证加以说明。

776∵年〈大证禅师碑〉中所记的北宗传灯，∵文中有“一一授手，一一

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的话。781∵年所撰的〈契微和尚塔铭并

序〉中，∵也有“菩提达摩，七叶至大照祖师，皆以心法秘印，迭相传

授”等语。这种思想和文字在早期的北宗文字中，都是看不到的。

∵第四，由七祖之争，导致嫡庶傍正之别，这牵涉禅宗所言之“宗

”其义指何？神会在南宗定是非的争论中，曾有“外传袈娑，以定宗

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娑为信”。由此可见以袈娑所定的“

“宗旨”不是教义，而是信物。这“宗旨”可以与〈大证禅师碑〉中“

相承如嫡，密付法印”之义相合。由此可见禅宗人士所说的“宗”义

非“学派”或“要义”，而是中华伦理中的“祖宗”概念。这一点唐

人早巳熟知，如白居易（772-846）就曾说过：“虽嗣正法有家嫡，

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又如贾餗（？-835）也说：

“代袭为祖，派别为宗。”（注79）禅宗人士喜欢用“血脉”二字形

容传灯师资之间的关系，确是很传神的用语。陈寅恪曾经指出，禅宗

的祖师谱系思想，可能启发韩愈“道统”论的建立。（注80）此说如

果成立，∵也许可以更进一步看出禅宗宗统之争，已超过佛教文化的范

围，使传统祖宗概念的变化，扩大到儒家乃至宋明道教的宗派论。∵这

一思想的转折过程关键，∵乃是禅宗采用中国传统的祖宗概念，改变而

成为师承关系，建立了传法系统，由世俗关系转为僧侣关系。∵新儒家

由此得到启发，∵建立道统谱系，使中国伦理在家族谱系之外，另有学

术谱系。∵道教则亦建立他们的祖师体系，以达到嫡传正统的地位。由

此可见禅宗祖师之争，对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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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8: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5∵年）

∵，页122-36。

注79∵∵白、贾二氏所撰碑文，见胡适：《手稿》，第七集，页269-71。

注80∵∵陈寅恪：〈论韩愈〉，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