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的起点很高吗？

滕军教授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中,每每着意于从文化比较学的视角,论述中日两国茶文化的异同;她这许是出于本着审慎的学术探讨之旨,而对之作出如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清晰而中肯的学术鉴识并学术评价罢。不料遗憾的是,她的许多论述却并非如此,竟一面肆意贬损中国茶文化,一面则又不遗余力地高捧日本茶文化。

而若是就此一一引述起来，则未免太过繁冗，故我在这里暂且只择其论述中最是触目之点，录之于下：

——鉴于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从精神文化起步这一特点，可以说，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38页

——弘仁茶会中显示出的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在同期的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嵯峨茶会不能不说是对隋唐时期中国饮茶文化的变通与拓展，而不仅仅是效仿。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42页

——中国人对饮茶活动之精神层面的认同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至陆羽《茶经》时才告成功。但即使在《茶经》之后，也未有过像814年日本弘仁茶会那样的包含了众多文化形式的、以茶为契机的综艺活动。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38-39页

由上述这些个文化比较而作出的论述，我不知道读者诸君鉴识之后各会作何感想，作何评说；而在我，则得要不揣冒味地作出这样的设问：作者这果真是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在说史，在论史么？须知，不论说史也罢，论史也罢，皆得恪守一条，即必须尊重历史，而决决乎不可以任意抹煞历史，甚至任意扭曲历史。这该是无庸赘言的罢。

然而，恕我直言，滕军教授关于日本茶文化是所谓“从精神文化起步”的这个论断，由是而作出所谓“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这个论断，试问，她这难道是尊重历史的论述么？否！当然，滕军教授笔下的所谓“精神文化”，并非她个人的创新，而是袭用日本人——当然并非全体日本人——所惯用的一种术语，对此，我在前文曾经指出：——

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那是殊异于所有别国的人们的，他们热衷于标榜的乃是所谓“日本精神”。故尔不论战争年代也罢，和平年代也罢，日本人每每崇尚所谓“精神文化”而傲视别国，而贬低别国，甚至更把他们的“精神文化”作为玩得得心应手的一张王牌，竟随心所欲地将之用来打压任何对方。至于在茶坛上呢，当然亦不例外。

——引自拙作《中国茶文化的起点是很“低”的么》

我当时写到这里，便未再深说下去。那是因为限于题旨，遂即顺笔奉告读者诸君说：“关于所谓‘日本精神’及其‘精神文化’的更进一步解读，容后当另行谋篇论述之。”——而今撰写的这篇短文，即乃“另行谋篇”中的篇目之一也。

滕军教授所说的“精神文化”，当然并非泛指一切精神，一切文化，而是确指的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亦即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罢。因为日本茶文化在其起步前后的那个年代，就其整体文化状况来说，其时诸般先进的外来文化，在这个岛国境内的传播尚未形成气候，诸如西方世界的哲学和各种门类科学，东方世界如中国古典哲学和伦理学，印度的佛学，凡斯种种，或则只是零零散散地有了一些传播，或则尚还不见影子呢。所以那时日本的主体文化，则纯乎是其固有的本土文化。而这个本土文化究是靠什么支撑的呢？一曰神道文化，一曰皇道文化，一曰武士道文化,无非即此三者也。至于所谓“日本精神”呢，当然即由其本土文化，亦即其母体文化孕育出来的。因而作为“日本精神”的精神支柱，无非即乃由神道精神和皇道精神和武士道精神这三者凝铸而成的，至少在现代文化尚未广泛而系统地传播至日本国度之前，这就是所谓“日本精神”，亦即惯称的所谓“大和魂精神”的真髓之所在也。∵∵

可我不能理解的是,滕军教授在其整本论着中,何以一味止是笼统地、模糊地择用所谓“精神文化”这个术语。试问,对于我国茶界的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他们当中若是全然陌生于日本民族的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和茶道史,那么,此类从抽象到抽象的所谓“精神文化”这个模糊概念,必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作用,而导致怎般的误读呢？这该是不言而喻的罢。

再说，日本茶文化的起步，到底是不是纯乎“从精神文化起步”的呢？对此，在我看来，最好不要从抽象的概念中去寻找答案，而要从确凿的史实中去寻找答案。这就是说，咱们不妨来回瞻一下日本茶道文化的发生和形成的历史罢。

只缘限于篇幅，我这里暂且不说日本神道文化和日本皇道文化对于日本茶道文化所发生的种种直接间接之影响，而只是单就日本武士道和日本茶道的渊源关系来作一番审视罢。乍一听，茶道与武士道这两者本是毫不搭界的。然而日本岛国的怪异就怪异在这儿，当初茶道与武士道这两者竟是处于一种合流状态，就象俗语所说的那样，它们是跑在同一股道上的车，至于后来它们彼此不再合流一起，那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演绎的结果，自然则又当别论。

若问，当初日本茶道与日本武士道何以竟会合流在一起的呢？其历史的真实情形究是怎样呢？兹即将其演绎的轮廓略述于下：

大家知道，当年日本茶道的几位创造者，包括日本茶坛上被誉称是“茶道之开山者”村田珠光，还有被誉称是“茶道之先导者”武野绍鸥，再就是被誉称是“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他们是凭靠什么力量而创设和推行日本茶道的呢？须知，在当时的客观社会条件下，他们自身皆并不具有独立创业的条件，因而不能不依附于雄霸天下的强大社会势力即武士集团的全力支持，才有可能起步。那是因为，此类武士集团非但拥有武装到牙齿的、奉行武士道精神的庞大军队，而且拥有富足天下的经济实力，而且更拥有堪跟天皇的最高权力分廷抗礼的幕府政权。再从武士集团的主子们来说，他们当初何以亦会青睐茶道呢？莫非是因为茶道堪以满足他们个人的茶瘾嗜癖么？还是因为什么“精神文化”之类赏鉴价值对于他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呢？不，这都不是他们最其根本的初衷。而他们最其根本的初衷，即乃出于政治需要也。这就是说，他们要一手擎起威扬武力、征服天下的战刀，一手要端起故弄风雅、笼络人心的茶碗。这样一来，才好显示其拥有文武之道的优势，从而才更便于施展他们的统治权术。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他们才甘愿不惜倾其一切财力与物力，一面豢养大批武人，一面则又招募和雇用一批茶人，并且从中再物色一些精于茶道、技艺超群的茶僧、茶师，担任他们门下的茶头。而这些茶头，皆须遵从武门主子规定的旨意，听命武门主子的差遣，却不得有违也。譬如武门主子规定在点茶时，须一律穿戴武士的礼服，那你就得无条件服从；武门主子要专门设计并实施一套极端苛酷的武门礼法，那你就得无条件执行；再如作为幕府霸主的足利义满，要修建一座专供其隐居的金阁寺，那你得不折不扣地照办才行；其后另一位幕府霸主足利义政，要另建一座银阁寺，那你亦得不折不扣地完成。再如当年威慑岛国的幕府政权首领丰田秀吉，有一次，他决定在京都的北野神社所在处，举办一场近千座席的北野大茶会，其豪奢程度那是空前所未有的，比如特地择定在北野神殿内，设计一座用黄金打造的组合式茶室，金墙壁，金屋顶，就连茶道具也悉皆是饰以金子的，其中仅是一只茶罐，就价值40万石大米！你且瞧瞧罢，其穷奢极侈的豪华实施竟驾乎天皇宫廷之上！以此斗富于皇族，炫耀于世人！这表明在丰臣秀吉这类武士集团霸主的眼中，茶道是什么？无非是掂在他们掌上的玩物，敷在他们脸上的金粉。至于依附于他们门下的那些茶头、茶师呢，则被看作是任由他们摆布的棋子，任由他们驱使的家奴而已。若是稍不顺从，稍有差失，则立刻予以或则驱逐之，或则诛杀之！这在日本茶道史上，确乎屡见不鲜矣。且看下述一二尖锐的史证罢。

史证之一，上述那场北野大茶会，本是由丰臣秀吉和千利休合作举办而成的。这个在日本茶坛上鼎鼎有名的千利休，只不过是丰臣秀吉门下的一名茶头。尽管他侍奉主子十载岁月，从60岁一直侍奉到了70岁，尽管像北野大茶会这样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他总算操办得还比较顺利，未获罪名，可谓万幸。不过他不时仍诚惶诚恐，只怕万一不慎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后来千利休在给大德寺修建金毛阁这座山门时，该寺为了表达谢意，特地为之镌刻一尊木雕肖像作为纪念，就安设在这座山门之上。这件事却惹怒其主子丰臣秀吉，认为这是对于主人的大不敬。终于因了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遂即命其剖腹自杀。这就是千利休最后罹蒙的惨绝之结局！

史证之二，昔日在被世称誉的“利休之哲”中，有一位成就卓着的大弟子，名叫古田织布。在千利休去世之后，他即接替之而继续待奉丰臣秀吉这个极其残暴的主子。据史料称，其主子明令他须奉行武士风格的茶道，而摒弃于千利休倡导的那套平民式茶法，对此古田织布惟有俯首听命，全然遵从主子的意愿而推行一套武士茶风，就连择用的茶碗，都截然不同：千利休欣赏形态平稳，色彩匀称，或黛黑色，或砖红色的茶碗，此碗称作窑乐茶碗；而古田织布却与之相反，他欣赏的是形态拙陋，色彩混杂，黑、白、黄、绿、褐色兼而用之，此碗即以织布茶碗而名之。古田织布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先是侍奉丰臣秀吉，其后则是侍奉另一个主子丰臣秀忠。由于他深谙茶道文化，并且独具特色，竟享有“天下第一茶人”之称。然而却不知何处得罪了主子，最后竟以“通敌行为”之罪名，终于在丰臣秀忠的威逼之下而剖腹自杀，其悲惨的结局竟跟千利休的遭遇如出一辙。

上述史证，皆非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这证明着日本茶道文化的起步，并非如滕军教授所论述的那样，说是它具有什么“从精神文化起步这一特点”。试问，袭用所谓“精神文化”这种抽象的、模糊的日本文化术语，就堪以掩盖得了、抹煞得了真实的历史么？殊不知，历史从来就不是从抽象概念中而进行演绎的，它自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逻辑并演绎秩序。所以，鉴于上述，应当说，当初日本茶道压根儿就不是从什么“精神文化起步”的，而且在那些独霸天下的武士集团及其幕府政权的刀光剑影下起步的，并且历久犹被笼罩在武士道精神的阴影下，这就不能不给日本茶道文化带来某些或有形或无形的消极因素。由斯观之，关于日本茶道文化的起点之评价，如何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呢？就是说，该给它打上高分呢，还是不该给它打上高分呢？本来嘛，该是由日本茶坛去探讨的一个茶史问题，用不着咱们来烦这个神。而就我个人来说，对于这类问题非但不曾有过接触，而且即使偶尔有所接触，通常则亦不会引起任何参与探讨的兴趣，更不会发表什么批评意见。但这回却是例外，只因滕军教授的这本《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是在我国出版发行的，它所面对的中国读者，尤其是我国茶界的青年读者。那么，这会在我国茶坛发生何种舆论影响并舆论导向呢？它在我国茶界所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呢？对此，我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一位中国茶人，作为我国出版界并茶界的一位离休老人，则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更没有权力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于是乎这才着手撰写读评的拙作，不揣冒昧地发表对于此书的读后感怀，包括某些批评意见。至于论说得正确与否，这却不是我本人所能判断得了的，而只能由读者诸君鉴识之，并且恳请滕军教授予以赐教，以期彼此之间取得共识。因此，面对上述的几点设问，我在这里不能不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管见，这就是：鉴于当初日本茶道是在武士集团势力，亦即在幕府政权势力的绝对操控之下并驱策之下才得以起步，并得以形成的，而且更还历久被武士道精神所渗透，所污染，因而应当说，日本茶道文化的起点断断乎不可能是很高的；若从文化价值的取向上评价，则历史只会给它打上一个偏低的得分。——请且想想罢，这难道不是全然合乎逻辑、合乎史证的评价么？

当然，日本武士道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于今已然不复存在，因而昔日日本茶道与日本武士道两者合流的怪状，于今亦已然不复存在。然而就观念形态的层面来说，则武士精神的残余影响之阴影，却仍未在当今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包括在茶道文化生活中彻底消失。这就叫作阴魂不散罢。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滕军教授毫不留有余地地作出所谓日本茶文化是“从精神文化起步”的，因而它的“起点是很高的”这番论断，试问，她这是在愚弄别人，还是在愚弄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