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和谐生态哲学

∵返本方可开新。《礼记》作为一部早期的儒家经典，其思想内容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主张、社会思想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生态思想。它从宇宙哲学的高度，以礼的形式裁定社会和自然，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处，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无疑这些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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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而不同”的和谐生态概念

在《礼记》中，“礼”不仅仅指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讲究的各种礼节，还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现象和规则。礼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是效法自然的结果。“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大一”乃是自然，说明礼是效法于自然的；由于礼的“分”、“转”、“变”、“列”等作用而生成天地、四时以及社会的技艺、职位等。正因为礼在天地万物之中，成为万物遵循的规则，所以它是万物和谐的基质。这种和谐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宇宙自然的和谐，表现为“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礼不但是维持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根源，而且还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进一步说，万物虽异，但共同遵循着“礼”，万物皆由礼来统摄，即礼“理万物者也”。礼的目的就是建立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程序，使所有有别的个体都融合于礼的秩序之中。从这点上而言，自然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同性的，人与万物是有“和”的根源的。正因“和，故百物皆化”，万事万物的和谐共处，才能进化不息。

可以说，“和而不同”是儒家处世的道德原则，其中“群”、“分”、“类”等概念都是对“和而不同”的界定。故而，承认事物的差异性是“和”的前提。《礼记》特别强调，作为社会的人与自然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礼义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之一。因为人不仅有察赋的自然之气，有生命知觉，而且还有礼义。“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若“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人之为人的最基点便是礼义，这是人比其他万物高贵之所在。具体而论，天有它的时令，地有它的资源，人有自己的伦理纲常秩序与一定的治理方法，此体现了人类在区别于天地万物之时，且有着管理万物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可以并列存在而有所不同。故而，《礼记》讲“别”亦讲“和”，“别”是“和”的前提，“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和”。也就是说，人只有遵守“礼”所限定的序列名分，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进而言之，只有在这种和谐有序的社会里，才有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宇宙，维持生态平衡。

这种有原则、有分别地追求“和”，在和谐生态关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展现了儒家在处理人与万物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对于我们了解和谐生态层次性，掌握和谐生态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仁爱”的和谐生态观念

“爱”在古代文化中被人们推崇备至，由“爱人”到“爱物”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礼记》也以“仁爱”作为“和”的基础，将“存爱”作为“人道”的五项内容之一。首先，《礼记》提出以“仁者爱人”、“爱人为大”为基点来维系社会的和谐。既然人是万物之最优秀者，人若不能自爱，何谈去爱他人社会又何能安定宇宙何谈和谐所以，通过推己及人，仁爱成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伦理要求。其次，《礼记》不止于“爱人”，扩而大之于“爱物”，从而维系自然和谐。若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物可以养人，爱物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爱人。但若从广泛的生命伦理角度而言，万物都有生命之质，“大凡生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万物有灵，有血气特质，因而彼此间要相互关爱。《礼记》的这些思想曾与孟子阐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观念，荀子提出“礼也者，贵者敬爱焉，老者孝也，长者尊也，幼者慈焉，贱者惠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是一致的。因此，“爱”字当头，但对象不同，态度各异。对于亲人要“亲”，对于民要“仁”，对于万物要“爱”。正是由于人与万物同根同生，所以仁爱思想不仅仅要停留在人类社会自身上，而且还要涉及于自然界的万物（“爱物“）。这就是《乐记》所言及的“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这样，《礼记》视人类为同胞，视万物为人类同伴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博大精神和深远的生态意义。

由此看出，尽管《礼记》所倡导的爱是有差等的，然而它的爱却是广泛的，又是符合和谐生态理念的。“爱”在《礼记》中作为重要概念之一，已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联系的精神纽带。这将爱心扩充到天地万物之中，就赋予了一般意义的宗教情怀，即所谓的只有普爱，才有大爱。因而，“仁爱”这种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观念便超越了人类社会范围而贯注于万物之中，这样就具有了广泛和谐生态学意义了。

在《礼记》中，“孝”也是维系社会、自然和谐生态的链条，就是“仁爱”的一种特殊的、深厚的表现方式。孝不但立于社会中，而且还充塞于天地之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生于人心，来自于对人、自然物的爱、同情、怜悯之情，是一种出自自然情感的深层次的爱，它能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从而达到尊敬、爱护自然的目的。人类对祖先、大自然有着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情感，故孝小至家庭，大到自然，力量之大，其和谐生态意义是深远的。

因而，《礼记》在人文精神层面上所提出的人伦道德规范，既成为指导社会生活、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又成为维护社会、自然和谐的精神纽带；它既要关心人自身的“生”，同时也要爱护他物的“生”。因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一己的存在，而在于全人类甚至全宇宙的存在与和谐。《礼记》仁爱思想是源于天人有别而更倡导天人一体理论的，体现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支柱贯注于自然界之中，形成了人道仁爱精神和天道仁德思想，是“人道”秉赋于“天道”，又极力维系“天道”和谐的。因此说，礼虽是以序列名分作为外在形式，但以伦理性的“仁爱”为内在特质则是体现一种社会之爱的宇宙之情。

三、“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和谐生态理念

在古代，农业是立国之本。生物资源（包括林牧副渔等）的生长、繁育和采收，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只有有效地利用自然条件，发展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的再生资源，人类社会才能长足发展，人与自然才能协调进步。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农业发展曾成为施展人类技术力量和保持生物圈协调的手段。处于古代农业时代，《礼记》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措施，这对维护古代自然生态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同时也对发展现代农业和维护生态平衡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礼记》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取之有度，用之以时”。在儒家思想里，孔子最早提出“节用”，接着孟子、荀子多有详细阐述。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可胜用”、“以时禁发”等。《礼记》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也十分注重对生物资源的节用，制定了按时而有节制地开发山林川泽动植物资源的政策，显现了其生态保护思想的深刻价值。《礼记》提倡“节用”的政策颇多，如“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康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梁，士饮酒不乐。”“天子不合围，诸候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馁，诸候杀则下小馁，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草木零落，然后人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赓不卵，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膏于市”，“木不中伐，不育于市。禽兽鱼鳖不中，不弩于市”等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制定，不难看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时，不但为民着想，而且要求全国君民都适时开发动植物资源，这虽然在当时是从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但在某些方面对于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规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规律。从理论上说，人们若要扰乱生物的生存环境，破坏生态环境，使得生态系统失调，那么，就会出现五谷不丰、动物衰竭、人类社会混乱、礼乐破坏等一系列现象，因而人类的生存便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在古代统治者的思想里是有所折射的。

《礼记》不仅以节制这一“消极”举措，而且还从“积极”的开发政策来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维持生态的平衡。其积极政策就是人们通过发展农牧业增加粮食和生畜的产量，扩大可再生资源，增加人们的生活来源。在古代，农牧业的生产是在土壤、淡水等自然环境处于良性状态下至少说是未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月令》篇对发展农牧业来维护生态平衡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核心内容是“上察天时，下授民事”，具体为依据节气时令而实施国家政策，将日月星辰、术数律历、节气物候、政策法令等等加以统一综合论述。这种积极的政策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对动植物的维护起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说，妥善地管理和利用生物资源、维护好地球的平衡协调，规定利用资源的基本限度与标准，不使生态系统中的再生资源破坏、再生能力衰竭，维护好生态体系的完整，尽量使非再生性资源的利用降低到最底限度，这是我们古代人基本做到的，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做到的。在此，《礼记》恰恰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四、《礼记》和谐生态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谐生态思想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和谐的基础，《礼记》所蕴涵的和谐生态思想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礼记》的“和”、“别”所体现的“和而不同”，对现代人强烈主张的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和而不同”。既然和谐是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和内在基质，那么人类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就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界的多样性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又是人的本质的外在物质要求。生物多样性表明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使命并非只为自身私利去肆意征服和掠夺自然界，不是人类独占资源和控制他物的“上帝”，而是以宇宙情怀深刻理解万物存在的价值性，尽最大努力去完善自身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协调发展。

（二）《礼记》教人发扬自己天赋的善良美德（“仁爱”），普爱人类自身和宇宙万物，蕴涵着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友善相待的和谐生态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其现实意义是明显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力量显得越来越大，人类的行为举止对自然万物的生存越来越重要。因而，人类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只有以良好蜘合态、普爱的形式、有理性地对待众生，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向着良性的方面发展，人类才能在社会中达到“止于至善”的完美境界。换言之，只有人内心存其“善”，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大自然的和谐。应该说，这是一种人类将天地和合之道（“天命之性”）存主于人的心灵之中的情感体现。“有了这种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情感，人类才有伦理秩序和社会责任，人的生活才能超越动物本能而具有善的意义”。这种善的美德就是人类合理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自然，同时有义务维护好社会系统和宇宙系统的完整、稳定与协调。

（三）《礼记》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对于现代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既然人类视万物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以普爱的观念对待万物，那么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就不是“涸泽而渔”式的破坏性掠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因时、因势、因地，因人制宜，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靠合理而有效的管理和生产来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同时保持动植物数量的平衡与协调。如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出现滥砍树木、滥用资源的现象，造成了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过多、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后果。所以，为避免这些现象的重复出现，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现象，现代人在重视农业、工业生产和发展第三产业之时，要注重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增强生态系统。

（四）通过历史反思，《礼记》所蕴涵的和谐生态思想对于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尽管说近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同时出现了类似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负面效应。现代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工具理性并不能代替价值理性。佘正荣先生就指出“人类必须放弃技术乐观主义的幻想，人类作为技术的主人，有责任指导和调整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利用现代技术干预自然体系时，要经常行使最大的限度感和责任感，要充分估计自己的行动可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的各种后果，以及自己适应这些后果的能力。”于是，在提倡科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时，同时也要看到人类与地球的未来不能完全地、单项性地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因为科技不能代替一切。当今，单纯地、一掷孤行地追求科技效益和自身的利益，已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了相反地，生态价值观所倡导的人们由对自然的控制转向从整体、和谐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将科学技术视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而不是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让科学技术向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深人人心。所以，从目前乃至未来而言，只有有效地处理好科学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内在联系，才能体现出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五）《礼记》所倡导的和谐生态思想的见解和做法，对于现代人们调整心态和树立整体和谐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礼记》所追求的由人的内在德性向天地生命本体的感通，折射出中国传统思想是追求天人和谐，追求人的生命价值与天地运动的一体性的，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类智慧。应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更加重视宇宙的整体和谐性。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宇宙的整体和谐性呢？其外在的历时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类社会共同体从属于宇宙的共同体，人类顺应自然，按照天地运行的法则行事，天地万物一体协调一种是人类遵循天地规律（“循道而行”），积极发挥人类的主动性，通过不断认知和协调社会与自然界的内在机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不过，二者在本质上是共同的，那就是社会系统应该符合宇宙系统，社会秩序应与自然秩序相一致而存在，进而形成整体的和谐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