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边界的哲学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应当对二十世纪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估量。虽然“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但似乎还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这样，“哲学”本身在其中如此严重地成了问题。众所周知，这个世纪的两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对“哲学”作了消极否定性的规定。前者宣称“哲学”已经进入“终结阶段”了；后者则说凡哲学问题无论看起来多么深奥玄妙，其实都是语言用法上的“毛病”，而所谓“哲学”不过是对付这种“毛病”的“治疗术”而已。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们的装腔作势或者虚张声势之举。

从现象上面看，哲学在二十世纪可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昌盛”。二十世纪哲学思潮之杂多，思潮更替速度之快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和形形色色的哲学著作数量之巨，大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点似乎用不着特别证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明确反对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的命题。柏林认为，二十世纪有罗素、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大思想家，二十世纪在认识论、逻辑学和精神哲学方面成就卓着，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所以明明是一个哲学的“繁荣时代”，哪里谈得上什么“哲学的终结”！[2]柏林这个想法当然不错，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柏林在此并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有关命题的本意。

什么是哲学？当我们试图判断我们时代的哲学状况时，我们似乎还先得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我们无力对哲学作出一个充分严格的“定义”。主要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只想端出几点粗糙的“限制”：第一，从起源上讲，哲学是西方-欧洲的。虽然其他民族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类型，但我们今天讲的作为一门“学问”（希腊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却是源于欧洲的。[3]第二，从思维特质上讲，哲学是形式化的和概念抽象的，或者说是一种论证性的表象（观念）思维方式。虽然其他文明的知识系统也都具有抽象之维，但形式化的概念思维方式却是欧洲特有的专长。第三，从制度上讲，哲学是学院的。虽然一般思想可以是学院之外的，但哲学却是学院中的事情，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自始就存活于学院中，它需要以学院为制度上的保证，而同时，它又构成学院知识建制的核心。

我得承认以上三个“限制”都是相当危险的，每一点都极易引起异议和争议。这个暂且不去管它了，因为对这三点的论证不是本文的目标所在。不过，下面进一步的讨论也许仍会有助于确立和巩固以上三个“限制”。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的任务是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境况和命运作一种概括性的描写。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分而述之：

一、在现象上，哲学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还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世界化了。不但在作为哲学“发源地”或“原产地”的西方-欧洲，而且在地球的其他人类居住地，无论在美洲、澳洲、非洲，还是在亚洲，今天都有了哲学。大致从十九世纪以来，而且特别在二十世纪里，欧洲文明之外的民族文化或者是接纳和吸收哲学，或者是以哲学的概念系统和方法来整理和改造本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从而使哲学成为一门在全球范围内可讨论的学问。

哲学的这种“世界化”具有双重意义或作用。哲学是在近代以来欧洲文明向外部扩张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这种扩张过程首先是依靠武力的殖民化，进而是依靠技术的工业化。对非欧民族文化来说，两者其实都具有某种强暴性质。因此，哲学的“世界化”在丰富了非欧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可能侵犯、损害了后者。在今天，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方式（这也是我们所谓哲学世界化的真正含义所在）。虽然区域性的民族思想文化传统一息尚存，但现在，甚至生活在非欧洲文化圈中的人们对现实的感应和观察方式也更多地受到了哲学的控制——或者说压制。举例说来，在今日中国，固然我们传统的文化原素和思想资源还在得到传承，通过各种管道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世界里，但它们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在学院里经受了、并且正在继续经受哲学化的现代转换；而诸如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哲学及其方法，已经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里占居了主导性地位，而且实际上，后者也业已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对现实更有反应能力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了。

除此之外，哲学的“世界化”进程还有一个积极的后果，那就是对“种族中心主义”观念的纠正。这应该是二十世纪哲学文化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在西方哲学文化内部完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学术在思想境界上逐渐地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观念，一般地说，就是摆脱了“种族中心主义”的旧式观念，从而开启了一道开放的世界性眼光。显然，这个进步是与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展开的深入的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个进步，世界多元思想方式和文化类型的沟通、整合和并存才有一个必需的观念前提。但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里，区域性民族思想文化的自我保存与主导性的世界性哲学文化的扩展之间的张力，仍将是未来哲学或者未来思想的一个重大题目。

二、与哲学的“世界化”不无联系，在二十世纪，哲学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趋于多样化了。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现代西方哲学从十九世纪以来，努力超越以“柏拉图主义”为标识的形而上学传统，在运思方向和方式（方法）上作了新的深入开拙。这种努力经过基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等十九世纪思想家的准备，至二十世纪得以形成气候。以我的概括，现代哲学在传统的“知识学”维度之外，主要开拓了“生存论”和“语言论”两大新维度。人的生存境况被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当作基本的问题出发点和哲学的基本课题；语言的先在性和语言问题的优先性得到了最高程度上的强调。这就是说，二十世纪哲学家们有了“知识学”、“生存论”和“语言论”三大基本的思考和讨论方式。同时，入思角度和问题出发点的变化也必然地引起了哲学表达方式的多样化。

这种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哲学的内涵，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知识-逻辑的思考方式和言述路向，从而有可能适应世界化时代人类的新的处境和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哲学本身来说，这种变化也可能具有“致命的”后果：新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的开展实际上使哲学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规定性，即起源于希腊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知识理想。力图重建此理想的胡塞尔被称为“最后一个哲学家”不是没有道理的。海德格尔在其二十年代的前期哲学中力图对以知识学为方法基础的传统存在学作一种“生存论”的重新奠基，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一种“生存论”思考要获得彻底的推进和成功，必以“克服形而上学”——亦即“克服哲学”——为前提。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转变同样也传达出传统知识学哲学的形式化思想方式的困难和危机。

二十世纪哲学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在现象上的一个显着标志是：哲学与文学边界的淡化和模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思想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的必然后果是哲学与文学边界的消失。在柏拉图以降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哲学与文学（思想与诗歌）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等级性的紧张关系中。而在二十世纪，特别在下半叶，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变，两者之间的等级对立被渐渐地消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交织关系或亲缘关系。在这个时代里，哲学家身兼文学家或者文学家身兼哲学家已成常态。文体标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对于海德格尔后期或者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作品来说，无论是“理论的”与“诗意的”之间的区分，还是“理论的”与“散文的”之间的区分，都是不再适用的了。而对哲学来说，这同样也意味着它的固有规定性已经受到了动摇。

三、二十世纪哲学形势的又一个主要特征，我想可以概括为：哲学社会科学化了，或者说，哲学越来越被社会科学蚕食了。这一点显然是与前述第二点紧密相关的，甚至是可以重合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把哲学的社会科学化理解为哲学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的一个表现。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多地是要强调：哲学在技术时代里受到了对知识的技术化要求的侵害，不断丢失自己的阵地，以至于沦于某种寄生状态了。

欧洲近代以来，首先是自然科学（狭义的科学）从作为“普全科学”的哲学中独立了出去；接着主要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经验实证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科学门类和科学领域。这样一个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哲学发展为各门独立的科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区域存在学被各门科学当作自己的任务接管过去了”。[4]哲学消解于被技术化了的各门科学，消散于心理学、逻辑学、政治学之类的特殊科学中了。[5]我想，这正是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的命题的基本意义。

而这就是说，原先属于哲学的诸多课题域，现在已经被各门科学分割和占领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心理学家无疑能够比哲学家更好地解答心灵和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讲，关于心灵问题，心理学家能够比哲学家提供出更令人信服、更有实用价值的答案。同样地，认知科学家能够更科学、更有效地解答传统知识学哲学的知识问题。同样地，在关于社会共同体的事务和问题的处理上，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比哲学家更有发言权，更能提供“专家策略”。而今天人们对知识的兴趣完全是以实践效果为指向的。所以毫不奇怪，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介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社会哲学”、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的“法哲学”之类的学科，成为哲学的主要方向；诸如哈贝马斯、卢曼等人的“社会哲学”取得了战后德国当代哲学的主导地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对哲学的“社会科学化”，或者说，对哲学题域的社会学的侵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在二十世纪，哲学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边界，纯哲学已经式微了。按其固有本质来说，哲学必须坚守“先验性”界限才能成其本身。哲学思考必须进入先验形式领域。就此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大概就是哲学的最后一个“机会”，是哲学的“最后一搏”了。但现象学在哲学形式化（本质化）方法上的创新是否成功，以及它是否能够守住先验性领域，这在胡塞尔时代就已经受到了怀疑。在我看来，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更多地成为“应用现象学”而不是“纯粹现象学”，或者说，现象学更多地进入了其他知识领域。这仍旧是与时代趋势相合的。

海德格尔曾把他所谓“哲学的终结”解说为“哲学的完成”。他的想法大致是：哲学已经处于“完成”阶段上，正在展开它的全部可能性。今天人们仍在继续从事着各种哲学的尝试，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只不过“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海德格尔的这个看法是合乎当代学院哲学的总体状态的。当代学院哲学（特别是就“纯哲学”而言），即使是具有良好传统的德国当代哲学，在“原创性”方面已经大大减弱了，已经更多地成为一种“哲学史研究”，而不是“哲学活动”或“哲思”（philosophieren）。

必须注意的是，所谓“哲学的终结”并不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结束”和“终止”，恰恰相反，正如我们上面所述，哲学在我们的时代里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工业获得了最充分的展开，哲学思维方式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哲学的终结“也决不意味着西方-欧洲文明的没落，而是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的开端”。[6]在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开端”中，我们固然可以期待一个多元思想文化时代的出现，但我们决不能得出一个类似于“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式的结论，以为随着后西方哲学时代的到来，我们东方思想文化不但可以压倒西方哲学文化，而且进一步可以解救全人类了。归根到底，哲学失去边界的过程，亦即哲学在“完成”意义上达乎“终结”的过程，是与技术工业的扩张一体的。而在我们的时代里，技术工业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

我们说纯哲学式微了，但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可以放弃思想的责任了，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思想了。从根本上讲，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已，虽然哲学这种思想方式即便在后哲学时代里仍旧起着一种主导性的作用。在我们这里，“后哲学”这个说法仅仅意味着除哲学之外其他思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说哲学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课题域，但并不是说思想已经无所作为了。相反，后哲学的思想将会有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课题范围，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多元世界。在这个由于技术工业的普遍作用而导致文化全面失控和失度的时代里，思想将经受咄咄逼人的考验。

2000年10月3日于德国伍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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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未发表过。

[2]∵参看柏林、雅汉贝格罗：《还理念以声音》，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175页。

[3]∵可参看本书中的“在何种意义上哲学是西方的？”一文。

[4]∵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第63页。

[5]∵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1996年，第1308页。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