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哲学需要探讨更基本的问题

目前中医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医学哲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信仰对话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更基本的层面来探讨，这一点就会更清楚。《现代医学的终结》的作者劳伦斯·福斯问：“疾病和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考虑科学化（生物学化）的医学是不够的，仅仅从传统中医学的角度思考同样不够——必须向生命现象本身进行追问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理解。至于解决，仍是不可企及的事情。两种“医学”的论争更是无济于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三条理由：

首先：疾病和死亡不只是身体的事情。所谓疾病不只是身体功能的失常，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否则心理治疗就是空谈。实际上，对疾病的理解还有深刻的社会因素，同样的身体变化并非任何社会都视为病态。从更深的社会集体心理角度，疾病涉及到身体的现象学问题。简而言之，疾病观念取决于身体意象。身体意象的形成在根底上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期待。所以，进而言之，身体意象又取决于自我观念。换句话说，对身体的理想状态的期待根源于基本的自我信念。至于死亡，更是如此。各种宗教体系都会关注终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只能在不断加深信仰深度的过程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在这一点上，对任何医学的过度执着无疑都是不够的。

其次：疾病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精神是不断逼近真理。逼近真理的目的是能够不断增加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增加人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的自由度。医学的科学认同越来越强，所以会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未知的疾病上。所以出现医学资源过于偏向不可治愈的疾病，而忽略常见疾病的怪现象。随着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疾病由不可治变成可治，但不可治的疾病没有减少而是不断增多。尤其是终极的死亡问题，医学科学始终无法攻克。为了提高医学在疾病和死亡问题上的发言权，医学首先改变了“治愈”的标准，比如某些癌症的治愈标准是5年无复发生存（无论最后是否死于该病），然后又主张“用医学的手段让病人舒适的死去”——总之要把疾病和死亡纳入医学的话语体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这使得医学科学共同体有一种潜在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本来可以是深入反思自身信仰的契机，但被很多人变成了对科学信仰的伪装——科学的道路是曲折的。李启咏先生在《宗教化了的科学还是科学吗？》（《书屋》2006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偏见。医学科学的问题就在于把“医学可以解决疾病和死亡的问题”变成了心照不宣的信仰。“中医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已经陷入了这种信仰的论争中。结果只能是在西医这个“他者”话语中迷失了自我。这么做的结果是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走向了歧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敬畏感慢慢淡化。

第三：对疾病和死亡的追问没有止境。从第二条理由我们可以推断，对疾病和死亡的追问只能不断加深，而没有止境。每一次加深，都意味着我们自我意识的深入。根据美国整合医学的先驱肯·威尔伯（Ken∵Wilber）的研究，我们的自我意识存在一个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谱系：角色à自我à机体à生命整体à一体意识。每一次加深，对疾病和死亡的理解就会改变。西方医学对人的定位在身体层面，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的定位分了很多层次，可是目前的中医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反而是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前辈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医者意也”。诚然多是对药物剂型运用方法的总结，但这种运用之妙又何尝不是存乎医者心中对“何者为人”的体悟呢！这种体悟恰恰是对病人所处的意识层面的体会，因为只有准确体会到这个定位，才能把握何者为病——对疾病和死亡的理解是有层面分化的。

综上所述，现在所谓整合医学并非中医、西医之外另辟一种“新医学”。它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各种医学在成为“知识偏见”之前所看到的意识多元层次性重新提出，指导各种医学在现已取得的成就上在更大视野中前进。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认识必定会不断加深，但前提是能够对信仰的“他者”开放，能够听得进不同的声音。从而能让人对自身的体会得到表达，让“主体”说话。这样才能让各种医学并行不悖。因为体验本身是被话语建构了的，文化叙事在追问疾病和死亡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医学应该提供更大的叙事空间，让各种文化中的“有治疗作用的叙事”（Healing∵Stories）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