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中国哲学_孙铁骑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中国哲学的质疑,∵要回答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源自西方哲学的理论缺陷，又面对着哲学的民族性及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认同问题，这就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与中国哲学融合贯通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互补的理论需求与相互贯通的理论本质。二者的贯通需要在把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展开，同时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现成的理论体系，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构建过程中。马克思及其哲学从未刻意构建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品质在批判、解构和改造旧哲学的过程中构建着自我的理论根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其强大的历史生成性与博大的理论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某种固定的理论形态，而是在实践中正在生成的理论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进行简单的话语解释，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灵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要有中国的理论特点，而且要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形成中国的特色和风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要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与安身立命之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化目标，首先碰到的第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原主人——中国哲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凭什么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凭什么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核心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又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面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决然排斥？还是各行其路？亦或是融合贯通？如果是融合贯通，二者是否具有贯通的品质？又怎样来实现贯通？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价值崇高性；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任何哲学思想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最终还要靠理论自身的魅力征服人、把握人，而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助力而无法成为哲学本身合法性的支柱。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任何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意味着任何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只能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是真理的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恰在于其不自封于真理之域，不拒斥异已思想，而在对外的敞开中经受异己思想的冲击甚至是攻击，在彼此的交锋中通过吸纳异于故我的思想来完成其理论升华的涅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面对的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审视、怀疑，甚至阻击，这一问题在当下中国哲学处于蛰伏期的境况下还没有突显出来，但中国正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随着民族自觉性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必然复兴，中国人必然要回溯自我的文化血脉之源，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从学院到民间的各种关于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早已不是新闻。而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真正复兴之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突显之时，此非危言耸听，而应当是学者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经受的第一个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问题，能否现实的解决中国社会及个人面对的各种社会生活及个体人生问题，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个体人生的安身立命找到真实的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理论难题，是纵观中西哲学史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证明和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以此为鹄的，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社会解放，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外在自由，并以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实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统治性意识形态，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没有解答，当中国人被湮灭的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意识觉醒之时，必然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索要这种思想与文化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提供，就会造成对其合法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当然也具有民族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的标志。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民族性的哲学与文化已渗入民众的精神深处，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习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性上是西方哲学，具有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关注。其思维方式与哲学主题都与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差别，习惯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文化理念的民众很难全面接受。虽然在西风劲吹的文化熏陶中，中国人已离弃了传统的思维与文化生活方式，但传统的文化记忆仍在，而且很容易从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被重新唤醒，很可能随着民族复兴的进程而重新成为主体性思维方式而怀疑异己者。除了这种属于哲学自身的民族性差别以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面临着民族的文化情感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存在的文化标志，作为中国人，尤其是随着民族文化复兴而具有了文化主体意识的中国人，在文化情感上怎么可能永远抛弃自我的文化灵魂而真心接受另一种异质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呢？

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马克思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进入中国并成为执政党的核心理论，从而确立了在整个国家中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黯然退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无法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而“君子无所争”，讲“其争也君子”；而西方文化是虎狼文化，讲弱肉强食，野蛮民族往往会凭借其野蛮而战胜文明的民族，如古罗马以蛮族身份征服拥有灿烂文明的古希腊，如蒙古帝国以游牧民族的身份挺进中原、横扫欧亚。西方列强正是以其“野蛮”，而非以其“文明”打败了中国，贫穷不是罪过，落后也不是挨打的理由，西方是以“物质的野蛮”强暴了“精神的文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反求诸己”的结果是把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国人面对野蛮暴行，只能以暴制暴，被迫学西方的虎狼之道以图自救，却失误于彻底离弃了传统，先进行文化上的自杀，而后植入西方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已无暇评估此举真正的得失。正是在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与西方各种思想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文化进入虽然没有旧有文化的阻力，却也没有经过文化碰撞之后的深固根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在意识形态的保障与推动下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它并没有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仍然保持着其西方哲学的本质，与中国哲学对立着，也没有象中国哲学曾经那样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

中国人是在亡国灭种的关头被迫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哲学精神，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戕，是凤凰涅盘式的致之死地而求再生，而这样的再生之后必然是重拾传统，找回曾经离弃的文化本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当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理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如何面对？如何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直面中国哲学，以其理论的开放性融入中国哲学，从而使自身变成真正的“中国的”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能应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未来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补与贯通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追求一个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是与时俱进的，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有稳定的理论体系，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是敞开的，是发展的。这样定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保持其开放性与时代性，其理论体系才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正是这种开放的品质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中国化的，也是应当中国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能够与中国哲学互补与贯通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向中国哲学敞开的理论品质，但这只是二者可能走向互补与贯通的理论前提，在真正的理论碰撞与交融中还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确实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质上属于西方哲学，具有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品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思维，注意于以人为主体而求取外在解放的思想维度，即使在关注人本身时也把人作为对象性存在而加以思考，从而忽视或缺少了人内在超越的思维向度。西方的哲学之思注重于横向的现世性思考，最终成为思维逻辑的一种自我运动而与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中国哲学则走向另一个维度，把哲学之思不仅作为人之思，而且把人之思融入天地万物，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形成超时空限制的形上之思，表现为纵向超越的哲学证悟，追求高远的人生境界。外在解放与内在超越应当是任何哲学都具有的两个维度，但东西方哲学恰恰各执一端，西方哲学以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求取外在的解放，把外部世界作为客体加以改造，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张扬。而东方哲学则以内证、自悟的方式求取内在的精神超越，不把外部世界作为与己对立的客体，而是把客体收入主体的超越性存在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观点改变了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实践联通起对象性思维的两端，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有了现实的结合点，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实践观点是对西方传统的经验实在论与概念形而上学的现实性超越，走出了一条既有理论自身的逻辑科学性，又有改造、指导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性的哲思之路，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式变革。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仍是在西方哲学的对象性思维的界域内实现的，仍然缺少人的内在超越的维度，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不足。反过来说，中国哲学也缺少外在解放的维度，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不仅具有这样的理论互补的品质和需求，而且在理论资源上具有内在的贯通之处，集中表现在二者的理论灵魂与价值取向的本质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理论的根基上都重视人类的生存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就是实践观点，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哲学则重践行，强调知行合一。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贯通打开了理论之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的是社会实践及包含于社会实践之中的生产实践；中国哲学重视的是道德实践，由人的精神崇高性延伸出对于他者——人、物、自然、天地——的道德行为。这两种实践分别代表了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下的人类行为价值取向，但这两种实践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人类现实的实践行为中，此两种实践是本然一体贯通的，只是东西方各有侧重而已，只有在哲学思考的理论视域中才能把之截然分开。西方哲学史中不乏把道德实践奉为宗旨的哲人，苏格拉底、康德都把道德实践放在思想的首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但绝不是没有道德实践，只是在其诞生的理论时代，道德实践不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哲学重视道德实践，但也并非无视社会实践与生产实践，中国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自我修身，“外王”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把德性引入社会实践的领域,，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更是对生产实践的强调。虽然中国的哲学思想都被笼罩在道德实践的理论原则之下，但并不是对社会与生产实践的否定。而完整的实践观点应是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是可以也是应该一体贯通的。人是有独立人格的自为存在，所以人有道德选择，有道德实践，同时人又是社会存在，当人面向社会、面向自然，道德实践就可以向上翻转成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而且会指导和保证社会实践与生产实践的正确方向。

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以追求人的本质自由和解放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发展，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从而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的这种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条外在解放的道路，需要通过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来实现，是在与社会历史现实的对立和冲突之中向前推进的。中国哲学走内在超越之路，超越社会历史现实的限制，追寻一种摆脱世俗束缚，实现道德崇高的自由之境，最终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大同社会”。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两个维度，人总是在社会历史的生活中追求着摆脱外在束缚的现实自由，同时，人又总是在当下的社会历史之外寻求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自由，庄子称之为逍遥。外在的自由是受限于历史的时空界域之内的，内在的自由则是无限的，是超历史的。两种自由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人的真实需求，只是求取之路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虽各有侧重，但都有对方的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追求，本身就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和境界的高远性，表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中国哲学在追求个体超越性自由的同时也以“内圣外王”之路求取社会与自我的一致，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求取事实上的社会自由。中国哲学对大同社会的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又有哲学精神和根本理念上的一致性，都是为了社会之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就必须与中国哲学答成和解，实现互补和贯通。而这种互补和贯通是一个理论思维的自觉过程，并不是人为的理论嫁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人的外在解放这个哲学思考维度的同时，也应当思考人的内在超越的维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考的维度由人的外在解放转向人本身，转向人的精神世界，转向人的生命境界，转向人的超越性与崇高性时，就会自觉地转向中国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反之也是如此，当中国哲学从内在超越转向外在解放这个维度，也会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这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过程。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理论的自觉还需要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去推动，去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源不是中国的，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必须是“中国的”，而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横向的，在当下的具体时空中回答中国面临的时代性要求，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另一个维度是纵向的，跨越历史时空，承续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解决文化的延续性与哲学的民族性问题。第一个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身形态，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题。第二个维度则是时代还没有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但历史即将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未来哲学主题。这个维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承担而无法承担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加入中国哲学的助力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实现合解、互补和贯通。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学者关注的是第一个维度，而忽视了第二个维度。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了其源自于西方哲学的先天缺欠，就是对人的内在精神超越的忽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古没有宗教超越性的支撑，所以中国人在当代尤其找不到自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信仰与崇高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文化与精神困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打破自己的“主义”意识，敞开自己的理论之门，向中国传统哲学寻找理论资源，以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现实人生安顿问题。在哲学思想上，本不应有任何禁区与界限，而是应当让进行哲学追问之人自主寻找心灵的家园，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都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二者的互补与贯通功能。

中国哲学在当代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甚至还在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所以不能期求中国哲学主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互补和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强势地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核心，处于显学位置，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补和贯通，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拯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拯救中也会获得自我的新生，会获得更主动、更有优势的地位。如果等待中国哲学自我复兴之日，面对中国哲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去思考与中国哲学的合解，就会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也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实现互补与贯通的具体路径不是一种理论设计，而是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原则开始，即从实践出发来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与交融。上文已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补性与内在的理论贯通性，而这种互补和贯通不能是书斋里的理论稼接，只能是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实现二者自然的理论贯通。这就要求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不能以自我的理论主题为中心，而要以当代中国的时代性问题为中心，让问题去选择理论，让理论自觉的为解决时代性问题服务，而不以任何一种哲学的党性原则拒斥任何异己的有效理论。当代中国的时代性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中国哲学所能独立回答和解决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二者必然寻求彼此的理论资源，并自觉选择现实可行的理论交流方式，从而走向自然的和解与交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应当包括哲学话语方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属于西方哲学的概念原则的表达方式，而中国哲学不仅有迥异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思考主题，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这造成了二者交流与融合的障碍。中国哲学以体认、证悟的方式获得对事物大全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而不重在概念思辩中进行逻辑思维，这是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极大不同。与这种意象性思维方式相应，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语言也擅长于形象表达，中国人也习惯于以形象的方式理解抽象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摧毁了旧形而上学那种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概念逻辑的自我演绎，建立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但其表达方式仍是思辩的。这种表达方式在学院之中、讲堂之上没有传播的障碍，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是不易接受的，更难以走入民众的生活，融入民族文化的血液。这就需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灵魂的基础之上以中国的话语方式对之进行解读，使之不仅符合中国实际，而且具有中国风格，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就被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一传统话语结构加以中国式演绎，邓小平更将之形象化为“猫论”，使之完全褪去西方哲学的色彩，成为真正中国化的哲学表达方式，从而使之成为普通民众也能理解的一句口头哲学，从而也实现了哲学的生活化，使哲学从神坛走进民间。我国当前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方式中国化的优秀范例，和谐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核心范畴，用之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新理念，使我们有重回故园之感，在民族的情感与文化认同上使我们更亲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