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哲学思想探源

鉴真（688——763）大师是八世纪中我国东渡弘法的一位伟大佛教徒，一位忠于他自己的信仰的伟大实践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谊的传播者。

鉴真于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出生于扬州江阳县（现邗江县）俗姓淳于，十四岁出家，跟智满禅师当沙弥（童僧），十八岁从光州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由扬州经洛阳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从荆州玉泉寺弘景（634—712）[《宋高僧传》作恒景，系辟宋太祖赵匡胤父亲弘毁的讳而改。）]律师受具足戒。弘景和道岸都是南山律宗的开宗祖师道宣大师（596—667）的弟子文纲（636—727）律师的高足。此外他还从融济律师学过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业疏》和《轻重仪》。先后又随长安禅定寺义威律师和观音寺大亮律师听讲法硒的《四分律疏》，大亮是满意的弟子，是相部宗开宗祖师法励的再传弟子，所以鉴真在律学方面，虽以道宣的南山宗为主，而又兼通相部。

鉴真从受具足戒的弘景大师，是天台宗开宗祖师智凯（538—597）的再传弟子，是章安大师灌顶的高足，鉴真的师父中，有德隆望尊的律学大师，有学识渊博、精通教理的天台宗学者。所以鉴真大师在整个佛教中，不但精通行教，而又精通化教（三藏中《经》、《论》属化教，《律》属行教）开元二十一年（733），他四十六岁，从长安回到扬州时，已是一个造诣很高的佛学大师了。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化革新是日本社会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标志。化革新以前，日本派到中国的遗隋使共四次，每次都带来一批留学生和学问僧，但规模不大。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皇朝特别需要学习中国的政治、法律、教育、文艺、宗教等文化，因此入唐以后，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纷至沓来，人数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至少二、三百人，多的达五、六百人以上。中日文化的交流、频繁已极。

在大化革新时期，佛教传入日本，已有百年之久，朝野上下信仰佛教的人相当普遍，日本皇室，也日益重视佛教，一面提倡，一面扶植并进行控制。由于社会制度处在转变时期，许多人都遁入空门，纷纷出家，以致僧尼成份复杂，戒行不肃，纲纪废驰。***三令五申，收效不大，不得不求助于佛教之教理教规的力量进行约束。日本皇室因接受元兴寺僧隆尊的建议，确立受戒制度，以便整肃。惟因日本传戒无人，故决定派人到中国延请律学大师，赴日设坛传戒，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四年（732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派出的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四人，就是负荷着这一使命来中国的学问僧。

荣睿、普照入唐以后，先在洛阳随定宾律师学律，受具足戒，后来又到长安学律。荏苒十年，他们物色律学高僧赴日传戒的目的，还未达到，遂连∵∵到扬州敦请当代誉满江淮的律学权威鉴真大师亲赴日本，或推荐精通律学的大德东游兴化。荣睿、普照二人那种真挚恳切之忱，感动了鉴真，鉴真便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怕沧海淼慢，性命难保，咸默无对。他便毅然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42页）!这是何等地坚定，何等地气魄!话虽简单，如果没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实践的坚定信念；不能道其只字。由于鉴真献身精神的感召，在场僧众二十余人都愿随鉴真东渡。

这是天宝元年（742）的事，当年冬天鉴真便开始进行造船及其他准备工作，第二年春出发之前，因如海等不得去，他便向淮海采访厅诬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盗勾结，船被没收，荣睿不普照依例遣送回国。如海坐诬告罪，鉴真第一次东渡失败。荣睿和普照再次请求鉴真，并积极准备，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乘务员十八人，准备大量的经、像、法器、药品、粮食等，共一百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船到狼沟浦被大风浪击破了，这是第二次的失败。鉴真和随行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修好了船再走，天宝三年（744）春到桑石山，船又被风浪打破了，幸得当地州官救济，安置在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暂住，这是第三次失败。不久鉴真又派法进等三人到福州买船准备食用物品，想从温州到福州乘船去日本。这时扬州弟子灵祜等，恐大师东征，死生莫测，乃告官府，令其留住，鉴真遂在严密防护之下送回扬州本寺。这是鉴真东渡第四次失败。天宝七年（748）春，鉴真年已六十，仍然决意东征，重作造船等各种准备，这时荣睿、普照又从同安郡来到扬州，发心随行的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如高、德清、道祖、日悟、思托等共三十余人，六月下旬又从扬州出发，展转经常州，越州、海南岛的振州（崖县），万安州、雷州、广西桂州、广州至端州龙兴寺，日僧荣睿因病圆寂，鉴真也因跋涉艰苦，眼病突发，遂至失明，祥彦又死于船上，后到江宁（南京）弟子迎至栖霞寺，重返扬州；这是第五次东征失败。最后一次是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已六十六岁，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磨，吉备真备等到扬州拜访鉴真，再请他东渡传戒，他毅然依允。是年十一月十五日乘日本船由扬州出发，同行的有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人，还有尼智道、优婆塞潘仙童等共廿四人。除法物经像而外，带去的还有晋代大书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人的草书真迹。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东渡成功。第二年开坛传戒，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依次登坛受菩萨戒，灵祜、贤璟、忍基等八十令人都舍旧戒重受新戒，开了日本佛教史上传戒的新纪元。继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之后，鉴真大师也写下了一首惊心动魄、波澜壮阔东镀传戒的伟大史诗。

鉴真大师于公元754年（唐玄奘天宝十三年）抵达日平京城（即奈良），于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逝世于唐招提寺，前后十年间，他传戒讲律，使日本律宗得以建立，成为日本律宗的第一代开山祖师。同时他还在唐招提寺讲授天台三大部，（天台智者大师之《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曾受学于他的弟子法进。最澄把鉴真和道睿推崇为弘扬天台教义的二圣。他还为日本校勘和雕印经典。鉴真及其弟子们的文学活动，对日本的诗歌和传记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他们用汉语讲学，这对日本僧侣学习汉语、普及汉语知识以及汉文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鉴真及其弟子们的宗教活动中，对天平朝的建筑、雕塑、书法、绘画等辉煌灿烂的艺术，都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日本文化史学者，至称鉴真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一九六三年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也在日僧荣睿示寂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地方建塔纪念他。著名学者、文学家郭沫若题了一首七绝颂扬鉴真：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一九八O年，鉴真像迎回祖国，在北京和扬州都受到中国佛教界和人民的瞻礼。当年元月鉴真的干漆夹绽坐像还没启程之前，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就先写了一首《欢迎鉴真大师探亲》的七言古诗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他。

一代高僧幼便奇，鉴真十四即从师。

家学渊源四分律，生涯勤护水田衣。

两京寺院擅宏丽，楼台巧构有成规。

建筑神奇细端详，利人又复学岐黄。

广陵自古繁华地，师择此邦建道场。

善男信女万千辈，来自东西南北方。

顶礼焚香莲座下，悲田喜舍见慈祥。

遗唐使者频来往，云是扶桑日出乡。

象教自西而跨海，中华古国是桥梁。

鉴真投袂欣然起，携带门徒赴海市。

茫茫烟水罡风高，心向之邦何处是?

诚开金石动天神，海若前驱报大喜。

此时和尚已丧明，赖有广长舌代睹。

奈良京洛隔海洋，风送梵音与法鼓。

今日鉴真来探亲，扬州面貌已全新。

欢迎现代遣唐使，友谊花开四月春。

两位文学家的诗都高度地概括了鉴真一生的伟大实践和光辉业绩。

鉴真的一生是个伟大实践的一生，他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促使他创造业绩的思想，“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尸这·种舍己为人的佛家哲学，它的动力，则是“诣人不去，我即去耳”！这种坚定不移的戒律意志。佛教除了宗教信仰而外，还有一套完整的光辉的哲学体系，一位伟大的佛教徒，必然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方面。另外鉴真不但是伟大的佛教徒，和僧一行之精通天文学，数学一样，他还是一个兼通医学和药物学建筑学的科学家。作为医学家的鉴真，在著作方面，传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临症方面，还亲自医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作为医物学家的鉴真，他精通并在日本传授了药物的鉴别和炮制方法。所以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始祖，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还贴着鉴真的肖像。

作为建筑科学家的鉴真，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在鉴真指导之下设计建造的。唐招提寺的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曲范，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中国佛教》二、206页）我们知道，科学必然和哲学发生关系而受其影。向。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必定是“以往的哲学”的继承者。鉴真虽不纯粹是个自然科学家，但他既精通科学的某些部门，就离不开理论思维形式，而这种理论思维形式，又必然是由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所规定的。

鉴真既是一位伟大的佛教徒，又是精通医药学和建筑学，必有其哲学思想，这是肯定的。鉴真除了他的光辉业绩而外，没有任何著作遗留给我们，但这无损于鉴真是个哲人的光荣称号。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也没有任何著作传世，而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78页）中，承认泰勒斯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第一个自然哲学家，还强调“从泰勒斯起我们才正式开始哲学史”。鉴真是一个“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唐大和尚东征传》第80页）的律学大师，是一个具有“三学”、“五乘”之奥理的哲人。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伟大实践提供宇宙观基础的。他的一身的伟大实践和光辉的业绩本身，就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为了从理论上印证他的伟大实践，他虽然没有自己的著作供我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师承关系中，追溯他的哲学思想根源。

唐代律宗以《四分律》为主，分为三派：即道宣之南山宗，法硒之相部宗，怀素之东塔宗。三派中以道宣之南山宗为唐代律宗之主流，鉴真前后在扬州等地讲《四分律》及《疏》四十遍，讲《四分律行事钞》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十遍，讲《四分律羯磨疏》十遍，（同上），这些都是道宣的作品。在律学方面，鉴真虽兼学相部，而所主实为南山。他终生不但学习南山，而且宣传南山。所以道宣的哲学思想，对鉴真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说鉴真的哲学思想就是道宣的哲学思想，也不为过。

道宣德高望重，学识宏富，他是唐初的一个佛学权威，又是继僧祜之后著名的佛教史传作者。在律学方面，他宗《四分律》，认为它“开万行之通衢，引三乘之正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他着了好几种阐述《四分律》的书，建立了思想体系，遂开南山一宗，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律学思想中，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戒为无上菩提之本——止恶防非为戒，调伏身心名律，故名戒律。《经》、《论》、《律》三藏中之《律》藏，旧译毗尼，新译毗奈耶，有种种异名：一日毗尼、二曰木叉、三曰尸罗、四曰律，统称戒律。道宣说：

“大教膺期，总归为显一理。但由众生着欲，欲本所谓我心，故能随其所怀，开示止心之法。然则心为生欲之本，灭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于明慧，慧起假于定发，发定之中，非戒不弘，是故特须尊重于戒。故经石：“戒为无上菩提之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序》）。

他认为释迦一代教法，不外乎显示真理。真理即真如，真如就法而言是法性（一切事物的本质），就心而言是心性（心空理所显真如）。“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个染污心性的客尘，就是道宣所谓“欲”。“欲”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所谓“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就是计较利害、得失、苦乐，从而趋利避害，趋得避失，趋乐避苦的意识作用。这种意识当然不外乎是一种心理作用，所以说“心为生欲之本”。心为什么又有净又有染泥?佛家认为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心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它所具有的内因和各种外缘所引起的，所以叫“依他起”。这个“他”就是指的内因和各种外缘。（即唯识所讲的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等四缘），本净的心法和染污的客尘，都在一个心上，前者叫净分依他，后者叫染分依他。心性和客尘，净和染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二者互为消长，染分消则净分长，净分消则染分长。染分消尽，净分圆满，就达到理盛欲灭的境界；反之，净分消尽，染分充斥，就堕落到人欲横行，天理泯灭地步。持戒的目的，就是要灭欲显理。道宣说：“灭欲必止心元”。所谓“止心元”，并不是叫心停止不动，而是遏制心的“染分依他”（染心）而显现其“净分依他”（净心），即所谓“舍染趣净”，“舍染起净”要以对染净事物有识别的能力为先决条件。道宣说：“止心由于明慧”。“慧”也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所谓慧是“于所观境，简择为性，断疑为业”。所以慧就是识别染净事物的能力。智慧从各方面得到充分发辉，就会变成生产力，直接造福于人类社会，如鉴真所创的业绩一样。佛家所谓“慧”不是随便就有的，道宣说：“慧起假于定发”。“定”也是别境心所之一种。《成唯识论》（卷五）说“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这就是说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不乱就是定。“定”能产生那种识别染净事物的能力，即所谓智慧。智慧达到最高境界，叫无上菩提。“定”也不是随便能发生的，道宣说：“发定之功，非戒不弘”。要“定”能发生，又要以止恶防非，身心调伏为先决条件，所以在戒、定、慧三学中，道宣特别尊重戒学。由戒而发定，由定而生慧，慧到了充实、光大、圆满之后，便证无上菩提，而达到学佛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戒不但是入德之门，且为无上菩提之本。《瑜仂口师地论》（卷四十）谈菩萨戒时，即强调“受律仪戒后，所有一切为大菩提由身语意积集诸善，总说名为摄善法戒。”所以戒为菩提之本，这种思想是从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学中来的。

第二，戒体为心法——戒体就是僧侣受戒以后在身心中所产生的那种防止非恶的功能。唐代律学三派中，对戒体的主张各不相同。东塔宗怀素主张戒体为色法，相部宗法硒主张戒体为非色非心法，南山宗道‘宣主张戒体为心法。所谓心法，指受戒时熏于阿赖耶识中之种子。唯识家把人们的意识由浅入深，分为八种：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八识中第八阿赖耶识是根本，前七识依此而得产生。八只中具有使前七识发生认识等活动的功能，假名种子（非女口草木种子之为实体）。种子分本有种和新生种二类，都藏在第八阿赖耶识中。前七识所现之善恶行为和思想，其影响于阿赖耶识中，如香气之熏衣，叫做熏习，前七识为能熏，第八识为所熏。第八识中之新生种和本有种，均赖前七识之熏习而令其生（新生种）长（本有种）。受戒者由前七识接受戒法，熏习于阿赖耶识中，令其种子生长而成戒行，关键在于阿赖耶识（心法）。道宣以心法为戒体，其义仍本于唯识。

第三，《四分律》为大乘说——《四分律》究竟属于大乘还是属于小乘，三家主张也不一致，法历和怀素以《四分律》为小乘。道宣主张属于大乘，道宣曾参加玄奘大师译场，研究法相唯识教义，执弟子礼。玄奘大师视律学为大乘，所以道宣之《四分律》大乘说，仍本于玄奘。他在所著《四分律行事钞》中说：“

“夫理本绝名，故立名标其宗极。名随事显，故对事而备斯文”。意思是说真理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诠释的，所以说“理本绝名”。但为了救渡众生，不能不依理立教，教即是名。“立名标其终极”，是说立教也是为了显示真理。万化同归为宗，诸法源底为极，“宗极”就是说的真理。这两句进依理立教。”名随事显”，是说立教诠理必依于事，一切事物离不开假名，“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真理）。“斯文”，指下文所说的律藏，“对事而备斯文”，是说律藏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即立教诠理的具体表现。

道宣认为理有二种：小乘讲生空，大乘般若讲法空，都是权理，只有大乘唯识教讲常住真性方为实理。道宣主张；决了权乘，同归实道”（《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就是要小乘生空教，般若法空教会归于唯识的真性常侄教，推尊玄奘大师之慈恩宗为究竟，所以他主张阿赖耶识之种子为戒体，《四分律》属大乘，很明显和玄奘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成唯识论》（卷九）把全部戒学分为三种：一律仪戒，二摄善法戒，三饶益有情戒。《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卷四十）说这三种戒都是大乘菩萨戒（所以玄奘以律学为大乘）。律仪戒禁恶防非，使人不犯罪恶不口过错，以禁防为体，是消极的；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要求受戒者精勤勇猛，作种种济物利人的好事，以勤勇为体，是积极的。前者如地之有基，后二者如塔之有顶，无基不载，无顶不极，三者不可偏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鉴真盲目航海、舍己为人的业绩，不但是一首伟大的活生生的哲学诗篇，同时还是一部光辉的律学典范，鉴真的律学思想就是他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源于道宣，还可以上溯到玄奘三藏，女口前所述，道宣曾参加玄奘译场，学法相唯识学。他在律学方面的见解，主要根据《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二书。这两部书是法相唯识学的要典，所以当鉴真赴日后，以三师七，证的授戒仪式传戒，旧派贤璟，志中坚持自誓授戒，出而反对时，跟随鉴真多年的普照即根据《瑜伽师地论·决择分》（卷五十三）中“芯刍律仪无有自然受义”的主张逐条驳难，获得胜利。可见当时学南山律的都要精通慈恩宗的《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鉴真及其追随者，当然也不例外。从这里我们找出了鉴真的哲学思想根源。这个问题，当然还须深入研究，作者仅作一些初步探索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下旬于厦门闽南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