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清末动蕩的历史，人们很容易将辛亥革命和60年前的太平天国这两个同样由广东人发起、同样以反满为宗旨的运动等量齐观。乍看之下，两次革命似乎确有不绝如缕的关联：都源自广东，都和外国有关联，甚至起事年份都是辛亥。但两次革命最大的区别，是儒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一个在籍办团练的挂名侍郎，颇有名气的经学家和桐城派文人，写了一篇震聋发聩的《讨粤匪檄》，并且仿效桐城派前辈傅鼐的成制，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些高呼“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冒锋镝舍性命，与“反贼”作生死之搏的举人、秀才和童生们，堪称维系清朝帝系不绝的根本。
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蹤？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废旧学，儒学教条反而在新学堂更加普及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同样在辛亥前去世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被称作“晚清经学后殿”的孙诒让，也推出苦心编纂的“变法条议”40则，其中不但把各项改革救亡的措施都附会成《周礼》早已有之、“若合符契”的内容，将改良附会成“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复古”，希望儒学能够救清朝，甚至希望儒学和清朝一起“中兴”。
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7日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
废科举，断了儒生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
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
首先，意欲“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
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的儒家宗师里，张之洞对“托古改制”不以为然，同属“托古改制”派的康有为和孙诒让彼此间不以为然，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对乃师欲将儒学教会化的努力，态度也十分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们均不以为然的章炳麟派。同样是“尊经”，陈宝琛眼中的“真经”，在康有为看来却说不定是“伪经”，反之亦然；同样是讲“华夷之辨”，叶德辉将清廷当作“华”，西方教育、现代文明当作“夷”，而章炳麟则把汉族人当作“华”，满清当作“夷”……儒学各派的自相矛盾，无形中削弱了“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在清末这个古、今、中、外思想错杂的十字路口，无疑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
比这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儒生和清廷出现了利益背离。
自隋唐至清末，儒生和皇权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体：皇权向儒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上进”机会；儒生则以向皇权效忠、为王朝服务作为回报，二者间的纽带，则是科举制度。那些一边喊着“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一边效死的基层儒生，实际上喊出了双重含义——“国家”得先“养士”，“士”才能以死回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蕩然无存。1905年秋，袁世凯等人上书请废科举，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此断绝了基层儒生通过读书、科举改变命运的一切希望。
固然，取士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与时俱进，救亡图存，更科学地选拔人才，但客观上这种做法却让曾是皇权最忠实支持者的基层儒生，一下成了被砸掉饭碗、前途和梦想的“仇恨一族”。而且兴办新学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迫于外侮的急就章，许多配套制度并未跟上，“分别量予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且越是低级别的功名，“出路”也就越差，早已出将入相的张之洞、陈宝琛，功成名就的康有为、孙诒让和盛宣怀们只看得见改制的好处，看不见“断人生路”的副作用，而大好青春虚掷、前途一片黯淡的基层儒生，则又往往只能看见“我的路在何方”的悲凉前景，而无暇体会这一改革“伟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练新军，“秀才兵”成为颠覆皇权的中坚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儒生们不得不另寻进身之所。
他们中不少人看中了新军相对完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打破“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投身行伍，而他们中也的确很快涌现出“平步青云”的榜样，如原本只是个秀才的蔡锷，弃文从武后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从军校毕业到官拜协统（旅长，军衔相当于少将），不过7年时间。由于清廷自1905年起推出新军编练计划，欲在5年内编成全国36镇（师）新军，并普及各级军事学堂，军事人才十分匮乏，许多“海归”或“土产”的军校生很快被授予协统、标统（旅长、团长）或总教习之类要职。据记载，当时编制不到1.2万人的江苏新军第九镇号称“八千书生”，湖北新军第九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1.5万多官兵，儒生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占据相当比例。
那些留洋、入军校的儒生很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基层士兵的“儒生化”，则让这种新思想的传播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在汉口附近大量印刷革命作品，新军几乎人手一册，若非有如此比例的“秀才兵”，这种鼓动即便有条件去做，恐也是对牛弹琴。前途改变的感同身受，加上新思想的蔚然成风，就这样把大量基层儒生从维护皇权的柱石，变成了颠覆皇权的中坚。那些争执不休的儒学名臣、大师们徒然提倡尊经、尊孔，维护纲常，但当他们的前途不再和皇权、“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什么儒家纲常、尊孔读经，也就成了被赫拉克利斯举离大地的安泰，看似躯体完好，体魄强健，却早没了当初的力量。
研究辛亥，研究孙中山理论，人们往往重三民主义而轻五权宪法，且于“五权”中独轻考试权。事实上，“考试”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关乎一个政权生死的抡才大典。正是通过科举取士，异族统治的满清才在200多年里，将原本心怀异志的汉族儒生牢牢捆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尽管当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儒学宗师心怀故国；也正是因为科举的废除，和新的人才选拔机制扭曲，让千百万基层儒生离心离德，甚至倒戈相向，尽管从张之洞到康有为，从陈宝琛到王国维，绝大多数儒学宗师依然留着生理或心理的发辫，尽管儒学的社会、道德根基犹在，其根本的动摇，还要等到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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