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紧箍咒意象

论《西游记》紧箍咒意象

王远银

摘要《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经典名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特别是小说中出现的“紧箍咒”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揭示了文化在“人”的生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在《西游记》中,“紧箍咒”意象是对孙悟空性格整合重塑的形象化呈现;是对孙悟空社会文化反叛精神降服的寓言式体现;是对孙悟空“心性”、“无意识”整合完成的标志。

关键词:《西游记》∵“紧箍咒”∵意象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西游记》本源于唐代玄奘（602-664）取经的真实历史。贞观三年（629）,玄奘历经百余国,费时17年,前往天竺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归国后,他奉诏口述沿途见闻,由门徒辨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后又由弟子慧立、彦撰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已穿插了一些离奇的故事。大约成书于北宋（一说南宋或元）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为一种“说经”话本,它虽然文字粗略,故事简单,尚无猪八戒,“深沙神”也只出现了一次,但大致建构起了《西游记》的基本框架,并将历史事件文学化,书中出现的猴行者已经成为西行取经的主角。后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的劳动创造,最终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迄无定论）,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名着。

一

《西游记》中的“紧箍咒”意象是对孙悟空性格整合重塑的形象化呈现。在小说中,孙悟空大闹天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由唐僧救出、跨过“两界山”之后,孙悟空便正式踏上了“心灵冒险”的征程。为了防止“心猿”的作祟,有必要给他戴一个“紧箍咒”。紧箍之咒的发出者是唐僧,其深层的含意是用理性来操纵和导引他身上的非理性因素,强迫他接受文明的教化,藉以断除他身上的原始野性,促使他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这正如观音菩萨在回答孙悟空的质问时所说的那样:

“你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诳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从前撞出祸来,有谁收管?——须是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门路哩!”

“紧箍咒”在这里无疑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符号。在人类发展史上,接受文化（“紧箍”）的规训是必要而且必须的,是保障文明得以发展的前提,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径。我们每一个人头上实际都戴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只不过我们习焉不察,未作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而已。《西游记》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很巧妙地把它作了形象化的呈现,使我们由此而看到了人文教化的本质,这确是了不起的发现和认识。这和西方着名学者荣格的“人格面具”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紧箍咒”的规训虽然是必须的,但小说高明的地方则在于并没有因此而使孙悟空的个性完全消融于集体理性之中,他的原始生命力也并未就此萎缩,沙门的导引和规戒更没有让他踏上无心之路而走入超脱之境,不然,我们就不会看到富有如此生动个性的孙悟空了。何谓“原始生命力”?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罗洛·梅指出:“原始生命力是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它类似于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此在“天使与魔鬼”的二元论中,它常被等同于“魔鬼”。这一原始生命力“不可能被充分理性化,原始生命力的根本特征是由它固有的悖论所决定的,即它固然具有潜在的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紧箍咒”之所以被套在孙悟空的头上,其目的正在于用理性意识来导引和整合他带有非理性冲动的原始生命力,而不是采用驱逐的方式,使它离我而去。他的七十二变,他的“踢天弄井,搅海翻江,担山赶月,换斗移星”的“诸般巧事”、“异样腾挪”及“广大神通”,就是他的原始生命力之创造性的表征,是作者容忍原始生命力与之共处的结果。

对孙悟空是如此,对猪八戒亦不例外,他贪财好色的本性几乎伴随着整个取经过程,其正果的修成,总让人感到有些生硬。但是,也许正因为保留了他们的原始生命力和作为“人”的完整性,才赢得读者的喜爱。“紧箍咒”从象征意义上是对人性中之动物性的整合,是为适应人类文明的需求而进行的精神驯服和行为规范。《西游记》给孙悟空“头”上戴一个“紧箍咒”,其旨在加强它的“联邦—整合”功能,以此来统一他的思想,约束他的非理性,但是“紧箍咒”的约束并未从根本上断绝他内在的原始生命力,而只是作意向的转换,“紧箍咒”的约束未改变孙悟空的个性特征,未使他变成一个“白衣秀士”或文质彬彬的君子,而是保留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这一重要启示极具社会文化价值,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紧箍咒”是对孙悟空社会文化反叛精神降服的寓言式体现。孙悟空这一形象体现了对“父权制度”的反叛,对外在权威的抗拒,对人类自由的追求,对人格独立的向往,对个体尊严的维护。孙悟空所走的过程,从隐喻的意义上重演了人类的个体成长史,隐含着对文明规训的反抗。菩提祖师为孙悟空赐姓时说:

“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傍,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倒好。狲字去个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

赐“姓”者,赐“性”也。不赐“猢”者,“老阴不能化育也”,也即不忍心斫削你的原始生命力,这样就可使你的创造性得到充分显扬;赐“孙”为姓者,因为它正合“婴儿”之本论,所以孙悟空自始至终,童心未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追求人类在文明禁锢下失去的自由。他“大闹天宫”,不正是对人类“童年”的展现、“父亲”权威的拒斥、文明规训的反抗吗?而他自命为“齐天大圣”的行为,不正是对个体独立的向往、已失权力的争夺吗?在小说里,“天宫”实际已成了“文明”的象征、“父权”制度的隐喻。不惟如此,孙悟空还对“天宫”、“父权”的权力构成挑战,对他们的统治形成威胁,因之玉帝必然要发兵围剿,并请如来佛出手,将其压在“五行山”下。这只“巨手”化作的“五行山”,显然是“权力”（巨手）与“秩序”（五行）的象征。这里所压的不仅是他的“身”,更主要的是他的“心”——如回目所示的那样:“五行山下定心猿”。如果说玉皇大帝是“外在权威”的化身,那么如来佛祖则是“精神信仰”的象征,在培植人的伦理观念和服从意识中,这两者缺一不可。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就是采用权力压制和精神教化双管齐下的方式,使他懂得什么是“权威”,什么是“服从”,什么是“有罪”。直至等到唐僧把他从“五行山”下救出,给他“头”上戴上“紧箍咒”,对其社会文化反叛精神的降服才最终完成。

三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紧箍咒”是对孙悟空“心性”、“无意识”整合完成的标志。孙悟空形象无疑是“无意识”的一种现身方式,是对人性深处非理性因素和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性揭蔽与还原。被理性压抑的“心猿”终于从二元对立的排斥中回来了,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了,从人类忘记的童年回来了,从无意识的深渊回来了。这一挟带着狂怒与暴虐的“回归”,对理性的统治施加报复,势所必然。小说中的“大闹天宫”,概而言之,即是对理性暴政的挑战,对理性秩序的反抗,对理性尊严的藐视,对理性疆界的超越。《西游记》作为一部“寓言”性质的小说,使用的是一套“双关话语”。太白金星两次所献的“招安”之计,在这一层面上即可视为理性对非理性的招安:给非理性一个存在的地位,使之与理性相安无事,和谐共处。招安就是要把他纳入常人的“共在”之中,以此消解他独特的存在方式及个体敏感,促使人的社会化,所以,两番招安,不论是“弼马温”之授,抑或“齐天大圣”之封,总使他感到并不是他自己。但非理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具有“游牧”的性格,永远不会安分从时,遵守纪律,如小说回目所示:“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造反是他的天性。在天兵的征剿中,即使代表“道”之最高存在者的太上老君的“金钢琢”（又名“金钢套”）,也只能套住他的身,而无法收束他的心。这说明单靠外在力量的禁锢、惩罚是无济于事的,不论“刀砍斧剁,雷打火烧”,还是八卦炉中的“锻炼”,均奈何他不得。此正所谓“变化无穷还变化,三皈五戒总休言。”（第七回）作者之所以如此设置情节,显然深含着这样的认识: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人的原始生命力是不可能通过外在的途径从根本上灭绝的;要真正做到使之驯服,必须要“破除心中贼”。于是,佛祖如来就成为必请的对象,企图以佛性来化解他的自然欲望,整合他的心性。如果说,玉帝的严厉带有“父性”的特征,那么,面带微笑的如来和观音菩萨则带有“母性”的特征。为了做到对非理性的规训和原始生命力的整合,给它们找到一个存在的“居所”,父亲和母亲都是需要的。而把他压在“五行山”下,就是运用“权力”的方式（巨手是权力的象征）,强迫他遵循理性的“秩序”（五行代表秩序）,化解他的“心魔”,整合他的“自然”存在,培植他的“伦理”意识和“犯罪”意识。此即所谓“五行山下定心猿”。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一佛性的化解,并未使他走向“空”的境地,也并未把他身上的原始生命力和非理性因素作为“他性”而连根拔除掉。他对“心中贼”的破除,也不是以“道心”灭绝“人心”,而是通过对“人心”的导引、转化与定位而使之与“道心”处于一种整合的状态。“紧箍咒”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整合的完成。

鲁迅先生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西游记》所创造的“神魔世界”,是以“现实世界”作为它的基础和参照系统的,也即它是以超人间的形式表现人间诸相的,“神魔世界”中折射出的是“现实世界”的影子,而“现实世界”则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在“神魔世界”中。作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观照世相、组织情节,从而形成小说“游戏”式的轻松笔墨和诙谐幽默的叙事格调,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反讽”的意味,使人看了,“但觉好玩”。“玩世不恭”是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对人世的鸟瞰与戏弄,是对社会人生及其传统观念的价值消解,是内在孤愤和精神郁闷的一种升华式排遣,是自我理想无法实现时内心焦虑的一种对象性宣泄,它隐含着一种不和流俗的人格追求和居高临下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对现世的拒绝和对自我的认同,构成了“玩世不恭”看似轻松而实则沉重、看似无所用心实则无不关切的批判意识和解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入世情结的一种玩世式表达。因而,在小说“游戏”的笔墨中,处处呈露出思想的冷峻,在玩世的戏谑中,透出愤激的情绪。表达了作者的道德关怀,政治关怀,其中隐含着改革社会的主张和寻求异域资源（真经）的思想追索。而“紧箍咒”则是作者这种情怀最高明的表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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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涂尔干,渠东、汲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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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

[6]∵[美]斯皮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7]∵[美]诺尔曼·布朗,冯川、伍厚恺译:《生与死的对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美]埃·弗洛姆,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版。

[9]∵[美]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10]∵[美]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林中路·艺术作品的本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王远银,男,1968—,陕西石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传承对比,工作单位:安康学院。

出自:∵《作家·下半月∵》∵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