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和文物保护

郑振铎和文物保护

作者：杨泽本

1958年10月17日，北京上空乌云密布。一架从首都机场起飞的图104型飞机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境内失事坠毁。飞机上乘坐的数十名文化界和体育界知名人士无一幸存，死难的乘客中有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名字——郑振铎。[1]

40年之后的1998年，着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他的一篇写作十年未完成的文章《怀念振铎》里写道：“当时我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过了几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遭遇不幸之时，郑振铎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循着这样的角色，我们追寻着郑振铎与文物保护和考古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9月6日，中央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位于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

“在北京城北郊外，40多公里的地方，就是明十三陵，这片40平方公里的坟茔地里，坦葬着明朝从永乐起，一共十三个封建帝王，那时这里是一片警卫森严的禁区”。

电影胶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在现场注视着万历皇帝的棺木被缓缓打开；明朝万历皇帝的尸骨呈现在300多年后的灯光下，周围堆满金银器皿、锦缎丝绸，各种文物精美绝伦……

而此时郑振铎的内心是复杂的，在被300多年前的辉煌深深震撼的同时，他依然为这批文物的未来隐隐担心。

这还得从他和吴晗的争论说起……

1955年10月4日，一份题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桌前。报告落款是中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张苏。这份报告提出，要对明十三陵中埋葬着明朝永乐皇帝的长陵进行挖掘。

这些人中，最热心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吴晗对长陵的主人明成祖朱棣充满了好奇。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很快就听说了这个报告，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谢辰生回忆道：“他急了，破坏文物，他急得不得了了，非常着急，他说这绝对不行。”[2]

其实，早在1949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振铎作为从海外回归的着名学者，被周恩来总理邀请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文物保护的思想。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新中国于1950年相继出台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命令》和《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

对这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谢辰生还记得：“总理说不要挖长陵，先找一个次要的，挖一个试试看，这样才挖了定陵。”

定陵是明朝第14位皇帝明神宗的陵墓，与明成祖的长陵相比，规模小了许多。但一说到要挖掘皇陵，郑振铎还是十分担忧：那些沉睡在地下300多年的文物，一旦和空气日光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能否妥善地将它们保存下来？

郑振铎又一次找到吴晗，希望他能收回提议。

然而，郑振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1957年9月6日，明定陵在郑振铎忐忑不安的目光注视下被徐徐打开。

仅仅几个月之后，定陵发掘现场的工作完成。由于没有成熟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条件，地宫里的许多精美丝绸和成匹的织锦，没过多久便灰飞烟灭了。后来，这些陵墓中的许多无价之宝，也被人为地损毁甚至破坏了。

当年目睹挖掘定陵的谢辰生，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令人痛心的一幕：“定陵出土的像龙袍这样一些丝织品，挖出来的时候是鲜艳夺目，跟新的一样，但很快就变颜色，现在陈列的一些东西都是复制品。”历史不幸被郑振铎言中。

郑振铎去世7年后，1965年，当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时，周恩来予以了坚决否决，并说：“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3]

注释：

［1］《人物》，1989年第1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8页。

［2］《百年记忆》第2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

［3］《国宝档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第105页—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