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中的“宗”与“通”

唯识学中的“宗”与“通”

孟∵∵还∵∵郎友兴

唯识的理论被称之为一种“学”，这已经成为较为流行说法。唯识学传人中土之后，到唐朝时佛法昌盛，诸宗分主、诸派纷起，宗中又分宗，这似乎成为一种潮流。但是，也有逆此潮流的，如有人曾经提出“说宗”与“说通”的对立观念。唯识与法相密切相关，是一个统一体。对于唯识学本身来说，不只将注意力放在前半篇即前八识之分析上，更应该放在后大半篇“法相”之综合上，把分析综“会”统一起来。本文主要就唯识在佛学中的地位等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玄奘与唯识学

在中国自唐迄今，玄奘大师是一位妇孺皆知的高僧与佛门学者。史书称他“气宇轩昂，一表人才，风骨难得”，为“释门伟器”。玄奘自幼出家，是一位严守戒律、祖训的行者。他志行高尚，学问广博，智力超群。“西天取经”之壮举，一向为人们所称颂。经“九九八十一难”，取经实属不易。但是玄奘的任务不只是“取”，他跻身于当时兴盛于印度的佛教学术论坛，成为一位享有盛名的论师。这对一名身处于异域的中国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鲁迅曾称玄奘为“中国人的脊梁”。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所见所闻及有关神异的事迹，颇令人神往。玄奘之人格与事业的感召力，极其强大与丰富，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他被学术界推崇为佛教理论家、学者与翻译家。

玄奘在印度就有多种论着，回国后翻译经论计75部，共1335卷。除翻译《大般若经》等重要的译作外，其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唯识论。他的译着《成唯识论旷揉会”了10多种原着，系统地阐述了唯识论的理论体系，最终成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唯识学的理论深密而奥秘难测。它起源于《阿含经》等小乘，传承于大乘诸经论，经过数百年最后成熟于公元7世纪的世亲菩萨及其几代传承弟子之手。世亲在其《唯识二十颂》中说，“我已经用了九牛二虎四象之力……总算把唯识的道理说了一点，……这听说深妙的道理是佛所创所证的境界”，“不是学问浅薄的人能够想出来的”。现今在评论唯识学的体系与其历史意义时，有些学者以为其中有不够完善妥贴之处，而且唯识论为中国一大佛教学派，“不到三传（代）而衰，后效不殆”云云。事实上，学自有其历史，唯识有其历史的地位与特定的理论意义，不但宋、明、清时代法脉不断，即便在近现代亦有其复兴之光辉一页，出过多位着名的学者，太虚；欧阳竞无、熊十力、范古农为其中的皎皎者。

应该说法相唯识仍被认为是佛教的一大基础理论。***着名佛学家净空法师曾经说过，·“就整个佛法而言，有三个宗是共同科目。一是律宗，无论何宗何派，不能不守戒律。二是法相唯识，讲的是理论，乃佛教教义的基础。三是净土宗，净土是归宿，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以净土为最后的归宿”。在这里净空法师明确地表明了唯识与各宗各派的关系。各宗各派都以唯识为其理论基础，这样的论断是公允与中肯的。比如，就唯识与禅宗的关系而言，初看两者没有太密切的关系，而且在性格持征上一个保守，一个创新，似乎针锋相对，但其实却有共同之处。再比如，唯识与净土有更多的关系。从唯识的角度来看西方极乐世界之建立同“念道自然”之修持似乎都有很大的裨益；何况，玄奘虽然是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开创者，但是他最后却在弥勒净土中找到其最终的归宿，彼此之间有一段殊胜因缘。

二、中道唯识与佛经的阐释

以中道唯识的理论可以加深对佛经的理解。佛教界有两个着名的重要命题：“三界唯识”与“万法唯识”。三界指的是欲界、色界与五色界，而万法则指山河大地宇宙的一切万有。”唯”者“有之能转”，“无之则无”。“三界唯识”与“万法唯识”说明了后期佛教从“有”转到“空”的唯心倾向。而心与识几乎是同一个东西，简而言之即为第八识——阿赖耶识，进而说，又为前七识之展现与转变。问题在于心识为何?心识又如何转变为一方净土世界?从《无量寿经》中的有关论述可以明了这一点。

据《无量寿经》中的记载，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佛土是在“56量央劫”之前，世间自在王如来之时，一大国主世饶王“弃国捐王”、“行作沙门的法藏比丘发大誓愿”，在如来的启发帮助之下，参照无量佛国的精华，摄取其中最为优秀之处建立起来的。这一运作起点极高，只有超越了一般世人之心识，才能转现为一个崭新奇异的世界。在那里无有诸苦而只有极乐，甚至连诸苦之名色变无了。这是一个与佛智十力世界转现的典型，与一般的世识转变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又是在此间世界、芸芸众生之共相中抽取“克隆”出来的。来源于此H而又超越此上。可以知过去、现在、他方、一切之宿命，与诸天众生息息相通，随意而自在，却又是通过那高大有信息树转现的。

近代中国之佛教界倡导建设人间净土，要求净化社会，这可能与唯识学之复兴不无关涉。中道唯识的理论有助于人们对佛经的进一步理解或阐释。

三、朔本探源∵∵：深究唯识∵∵

组成唯识学理论体系的有“五经”与“十一论”，特别是玄奘“揉译”十家所成的《成唯识论》。研究唯识之学人将其目光集中于这本着作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就其性质而言，完成唯识学之大论只仅仅完成一个解释唯识的“论”而己。“论”比之于经的本文，在体系上可能更完善些，但是，真正要深学、深究唯识，恐怕还得研究佛经中的“本论”。特别像《解深密经》与《椤伽经》这两部理论经典着作。前者被称之为“五经十一论”的“根本经典”，后者被誉为“五经十一论”的“重心”。这里不妨具体说说《椤枷经》。这部着作是联结禅宗与唯识的有代表意义的桥梁。正如南怀瑾先生在其《椤伽大义今释》的自叙中所说，一方面有志唯识的学者应该对《椤伽经》熟悉而又深知，另一方面传佛心印的禅宗亦应该对这部经典有深入的探讨。达摩大师东来传法的初期即就嘱咐门人以《椤伽经》来验证印心。

《椤伽经》是一部将佛法哲学化与科学化的典籍，内容十分的广泛，对唯识学的有关基本命题、名相体系，可以说是已经论证得相当完备和周密了。佛陀应当机者大慧大士所问，对于“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也阐述得相当的具体。特别对如来藏识十分重视，诸种论述始终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告诫人们如何能够转识成智，直趋真如实相理体。唯识如果离开实相，就不成为佛法了。在佛陀那里，恢复真识，见如来藏性的目标指示得相当的明白。一切为了见性、见真识、真相、实相，始终是论证的中心主题。所以说，要深学、深究唯识，首先就得在《椤伽经》这部经典上下功夫，把“识”与“智”的差别关系，包括薰习转化的途径道路搞之清楚。

四、昌明鼎盛成唯识

为了避免人们引起新的自我执着，对某些涉及到自我心体的复杂问题，佛陀就没有去直说，也没有必要说得那么具体。因此在佛灭之后，法相唯识之学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昌明鼎盛”起来。到了以无著、世亲为代表的大乘的论师，就将这唯识的名相体系和理论建构起来了。经护法、戒贤等十家论师诠释其真义，至玄奘“揉译”整理成为中国化的《成唯识论》，至此完备系统的唯识大论始告成功。他的《成唯识论》及其弟子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为唯识学之代表作。

唯识学的精义，按照佛经传统的理论，可划分为八识、五法、三自性、二无我这些主要的纲目。玄奘、窥基的述译也完全是根据这些纲目展开自己的论述，但是在具体的乘目上则有所取舍，甚至于加以更改与添加。主要的“名相”与基本体系排列悉数据原文，但有一些重要的改动或创新，比如关于“识”的体系，小乘佛教、大乘瑜伽行派都有自己的排法，一般称之为“五类75种”，或“五位75法”。中国的慈恩宗则是根据世亲的《百法明门论》，发展而成“五位百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阐述一切现象的实相的“三自性”这一理论纲目时，慈恩宗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人们一般对唯识学中的八种识相之说较为有兴趣与关注，但对涉及到转识成智的有关法相体方面则重视不够。《椤伽经》与上述这一论点可以纠正其偏向。

玄奘本人在印度时的重要论着的已遗失了，他在回国后将其自己的心血全部倾注于译述上。这固然不幸。但可值得庆幸的是，除了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篇唐三藏沙门玄奘奉诏撰写的《八识规矩颂》，及着名唯识学家范古农的《八识规矩串珠解》，这些收在南怀瑾先生的《椤伽大义今释》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奘大师的四句一组的颂文均是前二颂论凡界而后一颂论圣界，将心五八识述得十分清楚。加上今人名家的串珠解说，这有利于深入把握唯识学。

五、深学唯识之方法

如前所说，深学唯识首先要在其名前加上“法相”二字，为求得法相，研究唯识，从而达到正本溯源之功效。不但要研究凡夫之八识，此间器世界中的有境与无境，各种相状，还要着眼于转识成智中的佛果佛智、阿陀那识，直趋真如’。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应该树立起这样的心愿，努力朝着这一方向去体察前进、步步深入。

唯识中有一系列名相、名词概念可能让人感到繁琐、枯燥与不可理解。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语词分析、概念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等方式、方法去探究这些名相与相关的思维认识的规律和辩证法。由此人们不妨可以此为契机建构起佛教的心理学与认识论。这是深学唯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当然，亦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南怀瑾先生认为，这几种相似与相近的学科只是“小同而大异”，佛学自有其特殊的认识方法与工具。然而，要是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看，综观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及其规律，则可能仍为“大同而小异”。

佛学自有其认识、体察与修持验证的方法与规律。近代着名的佛学家与唯识学家熊十力在其《佛家名相通释》一书中指出：“读佛书有四要，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然后综合而求其系统，得其通理，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中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此谓踏实。“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之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着。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昭然现前。”这种理解比较全面，而方法与境界也是很深很高的。如能在一根一识上有所突破，那就有一分智慧可行。转识成智，也往往在刹那之间，要自己去寻伺、观察与体会。最好是到“念道自然”的易行道中去一蹴而破的，那岂不是更加利索爽快吗?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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