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古学研究的一座高峰——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出版

∵∵唯识古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出版

多年来，学术界谈唯识必以护法——玄奘的今学为正宗，而对真谛所传的唯识古学鲜有涉及，以致古学长期束之高阁，堙埋不彰。而实际上，无论是玄奘的今学，还是真谛的古学，皆为印度、中国唯识学史上的一大发展阶段，其学虽有古、今之分，而其价值则无轻、重之别。作为南北朝佛教学派之一的摄论学派及其所弘传的唯识古学，不仅为南北朝佛学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隋唐佛教宗派创立打下了理论基础。而唯识古学长期堙埋不彰，直接造成了中国乃至国际佛学界在南北朝佛教学派研究方面滞后性，积年处于起步阶段。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问世，开始打破这一僵局。研究唯识古学，我以为至少有三难，只有克服这三大困难，方有成功的希望。一是文献资料搜集之难。南北朝摄论学派的研究之所以百余年来难有突破，首要原因就是文献的缺失。真谛在华23∵年（546—569），虽然怀抱弘法大志，却生不逢时，流离奔波，译经事业曲折坎坷，其学说一直得不到当朝政治高层的重视。真谛的弟子辈也曾立誓弘扬其学，同样遭受同行排挤。后来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虽然重译了真谛所翻译的部分经论，但不再重视“旧译”，改以阐扬护法的唯识今学，译出《成唯实论》，于是，中国的唯识思想转向新学，而唯识古学在历史上因遭冷遇，使得今人无法系统、全面地找到摄派古学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摄论学派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无著的《摄大乘论》（简称《摄论》）和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简称《摄论释》），但该学派的文献，除了真谛所翻译的典籍有部分保留外，真谛自己撰述的着作均遗失不存。而真谛的后学——摄论师们的着作保留至今的也只有一些零散的序记而已。缺乏文献，不等于完全没有文献。圣凯通过各种方法，将《大藏经》和敦煌遗书，以及隋唐时期日本僧人来华的着作，整理出大量的资料。二是研究者的学养之深浅。唯识学不仅仅属于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它需要研究者某种“同情”与“默应”的态度，甚至需要研究者某种专业的禅修基础。唯识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外在的客观事物，而是佛教修行者的由凡夫走向觉悟的心理境界历程，是对佛教徒禅观体验的学术反思。无论是唯识古学，还是唯识今学，所涉及的是典型的“佛教心理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科学或心理学。研究唯识学者至少得具备两大素养：第一是禅修的体验，对佛教有“心性之体会”的基础，否则可能只是禅外说禅，甚至流于野狐谈禅，无的放矢，不着边际；第二是广泛的现代学术底蕴，这种研究必须是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接着说”，而不是注经解疏式的“照着说”，如果没有丰厚的现代学术素养，仅“以佛学解释佛学”，那种研究虽然不是没有价值，但肯定达不到沟通现代生活的效果，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圣凯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对古今唯识学做过比较研究，熟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瑜伽行派的心理学发展，从心、意、识到“六识说”、“八识说”、“九识说”等种种理论，具备了研究的基础。三是研究方法之难。基于佛教唯识学独特的研究目标，作者充分考虑到了其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在研究中没有采取某种简单的、固定的方法，而是以“综合式的研究方法”力图揭示唯识古学的真相。所谓“综合式研究法”，就是语言文献、历史考证、思想史、哲学诠释学、解脱诠释学等多重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运用语言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重要概念名相进行“概念史”的考察，比如：识、了别、显现、虚幻分别、佛性、如来藏、种性等，利用梵文原典、藏译、汉译本的对照，考察范畴的原意及其后来的意义。充分利用敦煌、日本佛教文献和电脑大藏经的检索，成功运用语言文献学方法、哲学诠释学方法，作者提出真谛思想体系中的真如与阿黎耶识之间，是一种“立体式”、“对立而又否定”的存在关系，而《大乘起信论》中不生不灭的真如理体与有生有灭的妄识是一种“平面式”、“体用而和合”的关系，二者的微妙差别，是思想体系的差别。作者还指出，唯识学的意识理论与现象学的意识理论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两种专门探讨人类意识结构的学说，在缺乏交流和沟通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十分相似的意识结构；因此，唯识学的“阿黎耶识”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纯粹自我”、“污染意”与“自我意识”等等，可以建立对话之桥。最后，作者认为，唯识思想并非单纯的存在论、认识论或语言哲学，而是以瑜伽行或禅观为中心，从而将观法、实践所得的体验，加以理论的建构与集成，它必须涉及佛教唯识学的实践论和解脱论，因而提出了“解脱诠释学”的方法，强调佛教哲学的实践论与解脱论的特色，其核心是“性修不二”。在这一方法论的引导下，作者揭示，唯识古学的阿摩罗识体现了转依的主体性与实践性，是自我与绝对真理的合一状态，阿摩罗识是一种“过程”的存在，“过程存在论”与“解脱诠释学”是紧密相连的，这些论述从新的学术视点会通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关于佛教的“知识本身就是解脱和拯救”的真知灼见。《摄论学派研究》是一项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南北朝学派研究和唯识古学研究的一大空白。这部书原本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一致称赞，黄心川先生的评价是，“本论文不仅填补了对《摄论》研究的空白与不足，而且是对整个唯识学的发展史、中国佛教史的深入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楼宇烈先生的评价是，“论文考证细致严密，确凿可信，是对摄论学派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贡献”，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方立天先生的评价是，“全文资料翔实，创意迭出，是一篇优秀博士论文。”。杨曾文先生的评价是，“其下功夫之深，参阅资料之广，皆超出本人之想象”。陈兵先生则评价说，论文“达到了当代国际佛学研究的一流水平”。（作者刘立夫，中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