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2）12-0033-03
在20世纪出现的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成果中，凡是涉及到天台宗的，大都注意到了天台宗的判教。纵览先贤时彦的这些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天台宗判教的共识。在这些成果的相互比较中，也可以看出各家研究的个性和特色。
有关天台宗判教的共识大致有以下几点：1.都将智蚒大师对全部佛教经典和理论所作的“五时八教”判释视为天台佛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当作天台宗与其他宗派互相区别的基本标志；2.都对“五时八教”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尽而明晰的解释和说明，由于所据原典大致相同，所以大家在此一点上基本没有什么分歧；3.都注意到智蚒对南北朝时期所谓“南三北七”十家判教的批判，从而视天台宗“五时八教”判释为中国佛教判教史上的集大成者和重大发展；4.都认为智蚒判教的主观动机是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分辨出先后次序、高下浅深，从而将天台宗所尊崇的《法华经》奉为惟一的“纯圆独妙之教”，作为全部佛教的终极真理，以解释和批驳来自佛教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疑问和辩难；5.都注意到智蚒的判教对于天台宗的创立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将判教视为促成天台宗创立的重要因素；6.都注意到天台宗的判教对其他宗派的判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禅宗的“教外别传”等，都从天台宗的判教中获得过启发；7.都认为天台宗的判教是中国佛教对中国传统的圆融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中国佛教融通、综合、兼摄的特征和追求圆满、和谐、统一的基本精神；8.都认识到天台宗的判教是各种判教中视野开阔、逻辑周密、结构合理、思路清晰、标准明确的一种判教，而且是有教有观，教观相配，宗教理论与宗教实践高度结合；等等。这些有关于天台判教研究的共识奠定了这一问题域的基础，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但是，由于各位研究者关于天台判教的视角不同，再加上学养、气质及对古代文化感悟的不同，也就使这些有关天台判教的研究各具特色，具有了某些个性化的色彩。
太虚大师身为一代高僧，曾经是全国佛教界的领袖，故其诠说天台判教，不可避免地带有极为强烈的信仰倾向。他说诸家判教，因“其所际之时代，所化之人根，种种不同，故其判之也，亦各有所出入而莫或尽同者。然求其精当而纯全者，宜无如五时八教，盖天台大师所判定者，故缁流多呼为天台教欤云。”他在详释五时八教之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猗欤伟哉!厥维我佛之说法也乎?虽纷纠繁赜，井然有条而不紊；虽奇驳宏诞，卓然精纯而不杂；虽恢廓空疏，轧然盛水而水漏；等一毫于十虚，极广大而不为淫；藏须弥于芥子，尽精微而不为隘。辉乎其炳炳焉，丽乎其郁郁焉，湛乎其渊渊焉，旷乎其堂堂焉。洵不可得而思议者也!”佛说法之伟美、壮观、奇谲、富丽，由天台判教而得以体现，这实际上是太虚大师对天台判教的赞美和推崇，代表了近代以来佛教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看法。
范文澜、任继愈、郭朋等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看到了天台宗判教所体现的宗派性格。他们指出天台宗对各种经典的次序安排与史实不符，尽管天台宗判教的主观目的在于平息佛教内部的争论，以便共同对付儒道思想特别是唯物主义思想的攻击，但在客观上却加剧了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从大的文化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叔迦认为判教是天台宗的发蒙之学和佛教概论，具有为入门者打下佛学基础的意义。他以天台宗判般若为通教而判地、摄等论为别教，认定天台宗乃是在瑜伽有宗基础上融纳般若空宗而成的中国佛教宗派。这与一般认识迥异其趣。一般认为天台宗以诸部般若带通、别两教正说圆教，高于地、摄等论之唯说别教，天台宗乃是以般若空宗为基础融合有宗而成。但周氏立论，能自成一说，不为无见。
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将天台判教置于中国佛教发展历程中进行思考。牟宗三极为推崇天台宗佛学，认为天台宗虽先于华严宗而出现，但实较华严宗为圆满，这主要表现在天台宗之圆教为一融纳、摄受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圆教是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的圆教。但牟氏似乎也认识到天台判教有其粗疏之处，所以他将通教分为共教与不共教，而将不共教归入别、圆两教之中，取消其独立性，又将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从而使他所发展出来的“天台判教”能够判释智蚒以后佛教发展的基本状况，实具有融华严判教于天台判教之中的意味。牟氏持论往往精湛、独特，显示他深心有会，但又给人一种放弃研究者的客观立场而涉入两宗辩诤的越俎代疱之感。唐君毅则因为推崇华严宗，而对天台判教不能不有所褒贬。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意旨在于“开权显实”、“废权立实”，这自然是有“权”可废而务在“开显”；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圆教则是直显佛之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法华经》“摄末归本”，正是摄归此“本”。唐氏之说亦有以华严判教吞并天台判教的意味。
与牟、唐等人对天台判教进行判教式的研究有所不同，方立天的立场比较客观，他非常重视天台判教对华严宗判教的影响。他谈到法藏判教时说：“他尤其重视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判教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法藏的判教说就是在这两宗判教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他指出法藏判教说以天台宗的四教说为蓝本，同时分小乘教为六宗，反映了玄奘大师以后中国佛教界对印度佛教了解的加深，远非智蚒时代所能比，因此较天台判教为优胜。但他同时又指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判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判教，各有其特点，影响亦深远。比较起来，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它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法藏重融合，但又带有无分析、批判的调和色彩；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学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在为法藏立传中如此评价天台判教，不可谓其用心不深。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学术界对佛学研究的深化，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天台宗佛学的着作，对天台判教的重视程度也相应地得到加强。曾其海、张风雷、潘桂明、朱封鳌等人都在自己的着作中设立专门的章节以详细疏释天台判教。王仲尧更是以隋唐佛教判教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首开佛教研究中专重判教问题之先例，而其于天台判教用力尤勤。他将天台判教置于中国学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一大传统之下，从天台宗教理体系建构的角度切入，重点挖掘了“不定教”在天台判教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体现了作者意在推动判教研究的艰辛探索和良苦用心。
学者们在天台判教研究中体现出的特色，对于深化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话语，拓宽了视域，开辟了思路，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
尽管对天台判教的关注已取得了一些共识性的成果，一些富有个性的研究也推动了对该问题研究的进展。但是，毋容置疑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看到一本专门研究天台判教的着作，这本身就是相关研究未能深入的一种表现；绝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介绍“五时八教”及其内容的阶段，其实“五时八教”固然是结论性的东西，但也是智蚒等天台宗人判释经典的前解读结构，对于其作为能判之法在所判之教上的具体运用则少有涉及；虽然有人已经注意到天台判教在佛教中国化及天台宗教理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还只是停留在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洞见这一层面上，未见对此展开深入的透析和探讨；对天台判教重大影响的具体内容所作的结论性说明总给人一种笼统、抽象的感觉。总之，关于天台判教的研究，尚有许多亟待深入的地方，这似乎非一人之力所可企及，需要有志于研究天台佛学的人们共同努力，形成整体优势，在这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成果，使古德的这一智慧重放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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