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诗文中的天台宗思想

梁海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千山”、“万径”之中,鸟迹绝了,“人踪”也早已被掩盖在漫天大雪中,天地之间,只有一叶扁舟飘荡在寒江之上,孤独的渔翁兀自垂钓,他在钓什么呢?实在耐人寻味。这首名垂千古的《江雪》是中唐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作,诗人在晶莹剔透、空灵圣洁的诗境中所塑造的这个忘情绝念、超然出世的渔翁,或许正是诗人自我理想人格的写照吧。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21∵岁中进士,其后积极投身于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中,本希望兴利除弊,实现大唐帝国的中兴,完成儒家“兼济天下”

的宏伟抱负,但出师未捷,革新便以失败而告终,柳宗元也被贬谪到荒蛮僻远的永州。柳宗元“自幼好佛”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贬永期间眼看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终归化为泡影,在壮志难酬的苦寂中,讲求淡泊出世的佛学自然成为他与社会抗争的精神支柱。他开始研习佛理,徜徉在自然山水之间去“垂钓”

其中所蕴藉的佛理佛性,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索解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在佛教各大宗派中,与中唐大多数士人笃信禅宗不同,柳宗元推崇天台宗。天台宗创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以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大智度经》、《中论》等为依据,因其创始人智住在浙江天台山,因此得名。柳宗元在贬谪期间于龙兴寺高僧重巽那里深入习得天台宗教义,在有关天台宗的佛教史书《佛祖统纪》里,柳宗元被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作为一代文学宗师,柳宗元将自己对天台宗思想的所悟所感自然地渗透贯穿于他的诗文创作中,他的《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龙兴寺净土院记》等甚至被推为“光教”的名文。

一方面,由于佛学哲理的融入,他的诗文变得更加厚重且耐人寻味,另一方面,通过柳宗元形象生动的艺术创作也从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天台宗的传播。

柳宗元作品中的天台宗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无情有性的认知态度就柳宗元的作品而言,山水之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些山水作品中天台宗思想无不闪烁其间,柳宗元为什么会对山水诗文如此偏爱?为什么他要将对佛理佛性的感悟通过自然山水表达出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从天台宗教义中去寻求答案。

在佛性与心性的关系问题上,天台宗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所谓“无情”指无情识的事物,如草木瓦石等,“性”即是佛性。天台宗认为世间万物皆有佛性,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景德传灯录》),即便是不能发心修行的无情识之物也都具有佛性,佛性犹如虚空无处不包无所不在,因此笼罩在虚空之中的自然山水、宇宙万物也都成为佛的化身。“无情有性”是天台宗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理论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佛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谙天台宗教义的柳宗元,在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田家三诗》)的诗文中对“无情有性”这一抽象理念做了形象地诠释,他笔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中都蕴涵着无限的佛意。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黄叶覆西桥,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俗。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诗人畅游在安宁寂静的大自然中,无论是那幽谷中的霜露,西桥上的黄叶,荒村中的古木,还是那寂寥的寒花、幽静的山泉都使他忘怀尘世,参悟出佛家物我同根、高蹈山林的深邃意蕴。再如《禅堂》:“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自然中的这一片“幽”、“虚”、“空”、“疏”

已将诗人在尘世中所浸染的浓浓的机心洗涤干净,他已经参透《华严经》中所谓:“了知诸法性寂灭,如鸟飞空无有迹”的了知境界,在自然的感召下成为从红尘中走来的“忘机客”。柳宗元正是通过这些山水作品,表达出他对“无情有性”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在“无情”的自然山水中也加深了对佛理佛性的参悟。在自然与佛理的相通相融中,柳宗元超越了物象、时空及一切外在的束缚,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体悟出生命的有本不穷、在在皆佛的人生本质。

二、卓然孤存的生命理念“孤”可以说是柳宗元山水景物描绘中的一大特色。

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一诗:“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夜色笼罩的西园中,清寒的月光洒在葱郁的疏竹之间,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远处山鸟的一声啼鸣划过长夜,更增添了几分的静谧。沉浸在这样的夜色中,诗人孤独寂寞的心扉已然是不言自明的了。再如《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村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贬谪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不幸的,但诗人遭受贬谪后却偏偏感觉幸运。因为这不仅使他摆脱了宦海“簪组”

之累,而且可以在“来往不逢人”的独园孤村中享受到独自品位人生的乐趣。在柳宗元的笔下,冷月、孤山、荒村、野谷、幽泉、古木随处可见,充溢着萧瑟孤荒之感,而他正是在这一片孤绝超旷的自然之中,诠释出佛学的真谛。

对于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天台宗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认为自我的存在,首先表现为肉体的存在,而肉体的存在又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要为前提条件,天台宗将这一前提条件归结为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间居清净、息诸缘务与得善知识,合称“五缘”。其中持戒清净、间居清净、息诸缘务均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要求肉身远离、隔绝于世间,断绝交往,使自我处于孤立状态。只有孤立才能流露出真我,也只有在真我的基础上,才能“得善知识”即般若,最终达到佛的境界。

由此可见,柳宗元作品中所描绘的幽邃孤清的境界,正是他孤寂佛心的形象展现,柳宗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语),他在心物交感、情景交融中,感受着孤独,感受着真我,最终步入了孤幽寂寥、澹远恬静的佛教圣境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在诗文中对天台宗强调卓然孤存的生命态度的宣扬,在中唐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还发挥出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使得中下层士人被排挤到政治、社会、人生的边缘,盛唐期间那种戏万乘若友僚的社会状态被打破,在君主与臣子之间不平等的契约关系下,士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最终堕落为“货与帝王家”的奴性指称。

而天台宗所崇尚的孤立独存的生存境界,对扭转士人日益奴性化的趋势无疑大有裨益,因此,柳宗元作品中的孤幽之境在客观上为重塑中国士人的理想人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止观***的修行方式柳宗元山水作品中最令人称道的是那一份意味深长,勾起人无穷回味的“寂静”。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

——《巽公院五咏·苦竹桥》青松遗涧底,擢莳兹庭中。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茏。

——《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之一》这些景致是属于柳宗元的,空旷而宁静,清幽而冷寂,呈现着一种妙不可言的静态美。当然柳宗元笔下的“静”也并非毫无声息,有时在万籁俱寂中也会有声响划过,但“此时有声胜无声”,正所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苦耶溪》)在“有声”的反衬下“无声”愈加突出了。试看:“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

愁深楚猿夜,梦断夜鸡晨。”(《梅雨》)“烟销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渔翁》)“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赠江华长老》)柳宗元正是这样以动衬静,从而展现出了一片宁静澄澈的山水世界。

柳宗元眼中的山水世界是寂静的,当我们融入这寂静之中便会惊奇地发现,其实这“寂”仅仅是表象,“空”

才是“寂”的内涵。比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柳宗元首先写自己被贬永州,带着一腔幽怨来到了人迹罕至的西山,接着他以细腻的笔端描绘了西山的景致:“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楼为类。”静穆的山谷,深邃的溪谷,尺寸之间竟有千里之遥,由此一种清幽空旷之境顿然而成,目睹此景作者不由得产生了“悠悠乎与颢气俱百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情感,最后沉浸于“万物皆空”的境界之中,竟然忘记了归途。柳宗元在游历西山的过程中,由“寂”

悟到了“空”,“空”是世界的本质,而“寂”是人达到终极境界的途径,“寂”与“空”最终浑然一体,难分彼此了。

柳宗元所展现的这种由“寂”入“空”,“寂”、“空”

相交的山水世界,其实正是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止观***”的修行之道的诠释。什么是止观***呢?天台宗始祖智曾说:“法性常寂即止义,寂而常照即观义。”

(《摩诃止观》卷二),所谓“止”指的是熄灭、静虑;“观”即观心,直观真谛、空谛,得真如法性。在“止”

与“观”二者的关系上,天台宗认为“止”与“观”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止”是“观”的前提,没有“止”,“观”就无从谈起,因此修行首要的步骤就是要做到寂与静虑,只有在静虑中才能排除一切杂念,最终达到涅境界;另一方面,“观”是“止”的终极目的,只有得到般若,“止”才获得了它生存的意义,形上体悟必须与形下实践密切结合,“止”是通向“观”的必由之路,而“观”又会反过来为“止”提供指导,使“止”能清楚地止于缘,止于谛。“止”与“观”

两者是相融相交的。止观***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其内涵是深邃的,柳宗元在其山水作品中对这一内涵的阐释,虽然仅是其悟道的切身体会,但在客观上却无疑起到了普及推广天台宗的作用。

柳宗元山水作品中的天台宗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佛学思想既是他在人生旅途迷茫时的心灵慰藉,也是他遭遇挫折后的人生理想,更是他与社会相抗争的精神支柱,天台宗成为了化解柳宗元生存困厄,领悟自我生命,重振士人理想的有力认知武器。同时,天台宗思想也大大增加了柳宗元作品的哲理内涵,使他的诗文变得更加厚重深邃,耐人寻味,从而奠定了他一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作者单位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自《中国宗教》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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