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山寺∵咏留诗人——沧桑话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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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山寺∵咏留诗人——沧桑话大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觉转入此中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首感慨之作语平意深，是歌咏庐山牯岭着名风景点一花径的绝唱，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诗中所提山寺便是庐山顶巅最古老的梵刹一上大林寺。

庐山名大林寺者有三。中大林寺在锦涧桥北，为东晋高僧慧远创建。明初和明中叶弘治年间（1488~1505年）曾重建和修葺，迄清代始废。下大林寺在锦涧桥南，始建于唐大和年间（827~840年），明宣德时（1426~1435年）重修，亦毁于清。上大林寺在庐山北端的云顶峰，慧远高足昙诜首创，以昙诜在云顶峰下讲经台东南一带杂植花木，郁然成林之故，云顶峰又名大林峰，峰顶寺院因之而名大林寺，也就是以后名列庐山三大名寺之一的大林寺。

昙诜，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东晋高僧。自幼随慧远出家，勤修净业，“能识别鸟兽毛色钝锐之性，洞晓草木枝干甘苦之味”。曾注《维摩经》行于世，并着《穷通论》等佛学文章，以此跻身庐山莲社十八高贤之列。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离师在云顶峰别立禅院，独力开讲，用心精勤，50年不衰。他在住持大林寺50年间，尚精选奇花异木，遍植大林峰。据说，他还从西域引种两株娑婆宝树于寺西南。经悉心栽培，精心护养，两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明清时两树仍郁郁苍苍，浓荫蔽日，立于黄龙寺前，供人观瞻，是寺一大景观，俗称三宝树（因娑婆树从西域引入，珍稀奇绝而俗称宝树）。明代文人袁宏道游观后曾赋《宝树诗》二首，其一云:“铁干铜肤四十围，隔峰犹自望孙枝；涂云抹日空山里，曾见东林行道时。”

大林寺四面峰环，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清野脱俗，“若别造一世界者”，实匡庐间第一境。但因寺处山巅，穷远偏僻，起初并未为人所知，人迹罕到，埋没深山。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禅宗四祖道信携五祖弘忍来此栖住，个中奇景和寺宇的古朴清素才逐渐为外人所知。此后，来游者不少。公元817年，白居易偕名士高僧一行17人同游大林寺时，还见过郎中萧存、魏宏简和江州刺史李渤三人的姓名和诗句留嵌寺壁。然较之早已名震宇内的东西二林寺却仍显寂寞冷落，“自萧魏李游迨今（公元817年）垂20年，寂寞无继来者”。它真正成为释子向往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成为游人青睐的旅游胜地和留连乐园还得归赖于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山西太原人，生于河南新郑。幼时聪慧绝人，6岁能诗，9岁“暗识声律”。及长，“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苦节读书。贞元十六年（800年）步入仕途，授教书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出任翰林学士，次年擢升左拾遗，成为谏官，“致身于行谟之间”，屡陈时政，得罪不少权贵。元和六年（811年）因母病故退居渭村三年，过起“如法种春田”的田园生活。元和九年（814年）守孝期满后重回长安，职左赞善大夫，对这种陪伴太子读书，难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清闲官职很不满意，心情郁闷压抑。适时，在长安发生了一起震动朝廷的暗杀事件——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御史中丞裴度身负重伤。事发后，朝廷无人过问，连负责弹劾纠察的官员也保持缄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令一向耿直刚烈的白居易难以坐视，遂打破沉默第一个上书皇帝，要求缉查惩办凶手，由此触犯权贵利益，被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为由贬谪江州为司马。

元和十年（815年）八月，白居易带着满身创伤，心灰意冷地踏上了远谪之途。一路经秦岭、蓝桥驿、商州、襄阳，沿长江而下，始终郁郁寡欢，悲凉萧索。他在《舟中雨夜》一诗中表露了当时的这种心境:“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十月间到达江州，开始了“流落江湖，几沦蛮瘴”的贬滴生活。

左迁江州司马对白居易是一重大打击，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无言责，无事忧”，食官俸，不理事的司马闲职对急于兼济，施展才干的他来说亦不适宜，因此初到江州时，白居易心情郁闷，经常取酒独倾，借酒浇愁，不过也有了充裕的时间深刻反思过去，从事文学创作，从而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与元九书》和《琵琶行》等优秀文学作品。《与元九书》是元和十年十二月白居易写给时在通州（今四川达县）的好友元祯的一封长信，信中对周秦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和他本人的政治讽谕诗作了深刻的理论总结，比较全面地解决了有关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几个主要问题，对唐大历以来的诗坛上一部分作者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大胆抨击和纠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琵琶行》借歌妓形象深刻揭露封建社会之罪恶和倾泻自己不幸的遭遇及失意的心意，在当时亦有积极意义，与《长恨歌》并称，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在江州期间，白居易迂悉心整理了自己创作的近800首诗歌，分四大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编成十五卷，从而完成了自己一大心愿。

“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士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这使白居易有足够的时间游览江州地区的各处风景名胜，去实践“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的理想，“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

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间，白居易邀集名士元集虚、张允中、张深之、宋郁、梁必复、张时和东林寺僧人法演、智满、中坚、利辨、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等17人从他手构卜居的遗爱草堂出发，一路游观东西二林，经化城寺抵香炉峰，投宿大林寺。时“山桃始花，涧草犹短”，一派春景，与“板屋木器”的古朴寺宇相映成趣，别有风情。白居易与同游者遍赏桃花，周览屋壁，流连忘返，陶然忘己，触景生情，对当时人们热衷名利、追逐官场，不爱山林，不慕泉石的社会风气深有感触，发出了“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存）、魏（弘简）、李（渤）游迨今，垂20年，寂寞无继来者。嗟呼，名利之诱人也如此”的感叹。

白居易此游大林寺，才情勃发，信笔题留《游大林寺》诗和序于寺壁，大赞寺周独具特色，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大林寺因此扬名，招徕了络绎不绝、纷至沓来的中西游客。后人为铭记白居易游踪，表彰其功德，特在他赏花吟诗处石块上镌刻“花径”二大字，但日久荒埋榛莽。1929年汉阳人李凤高一行游览大林寺时，发现“花径”石刻，遂集资于1931年建起景白亭覆盖石刻，并近亭建房以资集会赋诗。1932年正月，修水人陈三立又撰《花径景白亭记》，详细记载大林寺的地理位置和石刻发现经过。今亭和碑经整修已面目一新，供中外游人探访观赏。

大林寺在唐以后迭遭灾祸，南宋初、元末、清嘉靖时“数毁于火”，僧遁寺荒，这在庐山各寺观中实属罕见。其间虽有复建，但始终未能超过唐代。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至大林寺，仅见破屋数椽，“即其门，无一人应者”，早已失去了“古来南北通双径，此去东西启二林”的熙攘景象。1885年西人进入牯岭之后，山巅诸刹大多夷为民居，大林寺更显荒凉。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三十一日，驻汉口世界佛教会发函庐山清丈局长万中桢，请复大林寺为每年暑期讲演佛学之用。清丈局接函后，为推广世界佛教盛意起见，在大林寺址附近仿照西式建筑构建了讲经堂。次年孙厚在又在此建楼房五间。随后钟益奇增建大林莲社，汉口贺氏捐修放生池一所，安庆迎江寺僧人竺庵亦应汉口佛教会和高僧太虚法师之请来寺住持，整饬寺宇，大林寺渐渐有所起色，“骎骎有复兴之气象”。

大林寺的重新恢复，引起了中外佛教界的注目和重视。民国十二年（1923年），太虚法师在此主持召开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等国佛教代表参加的世界佛教徒首次会议，揭开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重要的一页。次年，日本和各国及中国各省信佛士女又云集庐山大林寺讲学，气氛极为热烈，盛况空前，“讲学极盛”。此时，在佛教界享有盛誉的太虚法师连续几个夏天“讲经于寺”。这样，大林寺很快成为民国时期庐山佛教的重要基地和讲学之所，接待四方来者，并对庐山佛教的重新复兴起了推动作用。这之后，庐山山上山下许多名刹得到一定恢复或增修。海会寺香火仍称盛，黄龙寺“故物犹充盈”，法云寺渐次修复，圆通寺亦募建重修，其他诸如天池寺、归宗寺、五乳寺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持，一些庵、寺纷纷依附这些名寺，成为它们的子孙庙，佛光重又烛照匡庐。

解放后，大林寺仍保持完好，继续作为庐山佛教重要基地开展佛教活动。50年代着名僧人虚云自北京来庐山卓锡于大林寺。

虚云（1873~1959年），俗姓肖，法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号虚云，别署幻游。湖南湘乡人，生于福建泉州。19岁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22岁赴天台山龙泉庵参学“禅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王公权贵支持下，整饬禅林，受赐“佛慈洪法大师”号和“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和銮驾全副，声誉大震。解放后，栖住北京，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3年8月15日，离庐山被迎清移居永修县云居山住持传戒佛事，为来自赣、闽、苏、粤、皖、湘、陕、鄂、浙、沪、辽、吉、川、豫、桂、甘、内蒙、冀、晋、和北京等地352名僧人传戒，盛况空前，轰动全国佛教界。1959年10月31日，因患（左月右壹）膈慢性消化不良症于真如寺圆寂。

大林寺在虚云住持后又维持了多年，1961年庐山开挖如琴湖，淹没湖中，不复存在。

白居易在江州几近四年（815~818年），其中有近3年时间是在庐山度过的。3年当中，他春去锦绣谷看花，夏至石门涧望云，秋到虎溪赏月，冬往香炉览雪，极林泉之幽邃，穷山川之奇胜，每每为庐山之神秀所惊叹，陶醉其中，“恋恋不能去”，也常常为“庐山以灵性待我”所激动而心潮澎湃，萌发“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之念，并因此筑草堂进行着陶潜式归隐田园的实践。

公元815年秋天，白居易游庐山时，见香炉峰下“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第3年便在这绝胜甲于诸峰之地构建起一座“三门两柱，二室四牗”的草堂，因峰北有寺名遗爱，故名遗爱草堂。草堂面南而敞，纳阳抵寒，“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幕窗用纸，竹帘紵帏”，古朴简静。室内设木榻四、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简洁清素，儒雅大方。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干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绿柳白莲，罗生砌池”，清幽雅静，野趣古风，与草堂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整个草堂的环境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白居易的审美情趣、思想内蕴、待人风格和处事态度。

白居易在江州时期的思想是复杂多变的，既存在归隐思想，又泳动着求仙思想。他极力寻觅和捕捉李白寻仙访道的足迹，在庐山草堂炼丹，“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体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的神仙意境，便是其神仙思想的具体实践。此外，他还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和“回向南宗禅”的佛教思想。所有这些思想都曾在他头脑中活跃过，难与取舍。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味和甄别后，佛教思想占了上风，忘欲成佛更为迫切些。他曾在《祭庐山诸神文》中道出了这一内心隐秘:“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惟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罢去烦恼，渐归空门。”白居易这一思想的剧变是在与庐山高僧名释频繁接触，遍历庐山名刹大寺的过程中发生的。

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天，白居易第一次登游庐山，到达的第一站就是东林寺和西林寺。以后经常与东林高僧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慧永）、远（慧远）、宗（宗炳）、雷（雷次宗）之迹”，“相携游泳，跻危登险”；也经常徜徉寺院学禅问法，谈禅论政，“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踰月而返”，并因此与庐山僧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人外之交”，对庐山寺院产生了亲切感和归宿感，多次流露出“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的念头，心甘情愿将“老慵身”寄于寺院。

白居易与庐山僧寺的广泛接触和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使他切身体味到佛教的个中三昧，深切感到唯有佛教才能令人忘却一切烦恼、忧伤、尘事乃至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暂时的适意。于是，他逐渐摆脱归隐、求仙思想的纠缠而开始以佛教的清规戒律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白居易逐渐在世人眼里树立起了“俗家弟子”的形象，自己也不断在诗文里表明已从“东掖垣中客”变为了“西方社里人”，“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这时，白居易不仅与庐山佛教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和谐和默契，而且不断用诗人的激情和文学家的生花妙笔咏叹和表现庐山佛教，并用政治家的敏税眼光和哲学家的睿智头脑去展示和张扬佛教内涵。其中《闲吟》是他学禅的体会，《山居》是他为僧的自白，《闲意》是他与僧人交往的写实，《遗爱寺》、《大林寺桃花》、《游大林寺序》则是他优游寺院的记录。所有这些作品都禅味十足，富于哲理，既充分体现了他对庐山佛教的钟情，亦对庐山佛教的远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捐建东林寺藏经西廊和捐献文集六十卷及一帧画像等举更是庐山佛教的幸事，足见他对庐山佛教的痴迷和偏爱。

公元818年冬天，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结束了江州的谪居生活。仅管白居易在江州4年极端苦闷，“宦情沦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通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寄身空门，谈禅论经，但他作为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忧患主义者和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封建文人，骨子里却始终游荡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正统观念，从未放弃过报国报民之希望。他在《西林寺》一诗中写道:“身闲易淡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智七劳思谋，戎臣苦征戌；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表露了忧挂天下，渴望复出，报效国家的入世之情。所以，当他获悉复出的消息时，心情还是很愉快的，急切地向提拔他的宰相崔群表白道:“忠州好恶何须问，写得辞笼不择林。”然而，白居易的希望很快就被屡屡上书言事不为皇帝所用，遭权臣忌恨打击下化为乌有，重新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于是，他的视线仍频频投向曾给他带来无限慰藉，令他忘却烦恼的佛教，时时忆起在庐山与僧徒度过的日日夜夜，无论是在地方为官，还是在京城任职，抑或是退隐归家都概莫能外。

白居易离开江州后，继续与庐山僧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到忠州不久，就寄诗东西二林寺僧叙别后之情，仍然希望“沉吟辞北阙，诱引向西方。便住双林寺，仍开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禅床。……觅僧为去伴，留俸作归粮。”以后他虽然奔波各处，亦未尝一日忘却庐山空门之友和托付东西林寺长老照管的草堂，时常用饱醮思念之情的笔表达自己的相思之苦和难以排遗的内心愤懑，不断叮嘱山僧精心照管草堂，“松菊莫教荒”，等待他的回归。

唐长庆二年（822年）秋天，白居易在离开江州4年后重归江州，再上庐山。因这次只是转道江州去杭州赴任，并未逗留很长时间，但他仍去看望了一下草堂，留宿一夜，并拜晤了山中僧友，共叙别后之情。“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得来。”白居易这次重游庐山虽没有尽兴，亦没有实现“三年官满即归来”的夙愿，但却多少表达了对庐山始终不渝和无限眷恋之情。在这之后，白居易再没有到庐山来看一看自己心爱的草堂和那些世外之交。不过，他对庐山佛教的感情却至死不渝，直至70多岁还遥寄诗文问讯山僧。

白居易在庐山3年日子里，思想产生了三次飞跃，从参政立功到归隐田园，转而由归隐田园到访仙求道，最后从访仙求道到沉迷参禅研佛而定格。这一剧烈变化的最后归宿支配和左右着白居易并不得意的后半生，最终发展到晚年“感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和“履道第卒为佛寺”的程度。这对于一向想施展才干，报国报民的白居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但幸运的是，他平生所好的草堂和赏花之地一一花径却在历经沧桑后得以恢复起来，并以新的面貌迎接四方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