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山龙泉寺舍利石函探疑

提示:由于太山寺早期资料匮乏,人们暂时无从得知更多的有关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件文字遗存可以佐证,一是太山寺内的一座唐碑,一个便是发现的石函。

2008年5月8日,在太原市太山龙泉寺发现地宫,其中起出石函一具,内中有鎏金铜棺、银棺和金棺,虽然最终没有开启金棺,但专家普遍认为,金棺之内应该有舍利。

由于太山寺早期资料匮乏,人们暂时无从得知更多的有关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件文字遗存可以佐证,一是太山寺内的一座唐碑,一个便是发现的石函。

已知唐碑立于公元771年,比寺院创建时间710年推后了一个甲子多。771年是唐代宗大历六年,据太山龙泉寺资料记载,现存碑体地面部分为3.8米,2003年挖掘时探明地下部分还有2.2米,赑屃完整,惜唐槐根系紧紧缠绕,回填。地表碑文剥蚀漫漶不清,地下目前无法读取,因此不能知道立碑所为何事。代宗朝佛事颇兴,以立碑年为例,高僧不空等译得经文77部进献;代宗梦合滁州新建佛刹,赐名宝应寺,并由颜真卿撰写戒坛记。重要的信息是资州刺史建三教道场,佛为先,道居次,儒再次,一改玄宗朝崇道之风。与太原相关的是前一年,770年(大历五年),彗星出,代宗诏命不空行法,令其前往五台山修功德,途中在太原设万人斋,规模宏大。这段时期,各地兴寺翻修盛行,以代宗大历八年的诏令可见,他说,天下所有的寺院包括道观,僧尼道士不够7人的要度满7人,这与玄宗朝废僧尼还俗的行为截然相反。由此可以猜测,太山龙泉寺唐碑所记多半与翻修扩建有关。这一点说这么多,意思在于指向一个疑问。我认为,710年也不是太山龙泉寺的始创时间,至少不是主体或群体(成体制)的创建时间。这一点后面会涉及。

石函。已知石函方形,长8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为供养人名单。据媒体披露有两三千人,几乎都是女性。而石函两侧名字多为男性,但清晰度不如正面。众多人名中有安西都护府田杨名夫人字样。有意思的是,在数十位历任安西都护府都护中,田杨名资料最为稀缺,所能引用的多为《新唐书》、《旧唐书》中的段落记载:

《新唐书》221上:“时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692),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赀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都护以政绩称华狄者,田杨名、郭元振、张孝嵩、杜暹云。”

《旧唐书·西戎传》:“……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杨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嵩、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

接下来,仍然要提到这次的考古发现。据专家考证,地宫出处为一座佛塔的塔基,呈长方形,建于唐武周时期(690-705)。我们知道,《旧唐书》记载,“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杨名”,那么,塔基建造时间与石函供养人名字中田杨名的任职时间吻合。报道考古中发现,地宫及石函没有被打开过,也就是说是初次发掘,并在鎏金铜棺内发现一些青铜饰件,以及开元通宝。这就是说,这次考古,在细节上,出现了多个时间段。

武周时期,690-705。

玄宗开元时期,713-741。

史载太山龙泉寺创建时间,710。

无独有偶。关于田杨名本人,也出现了多个时间段。

武则天朝,任安西都护府都护。690-705。

玄宗任用时也有作为寒族的田杨名的都护记录,时间在李林甫出任宰相之前,即734年阴历五月。玄宗712年登基。712-734。

寒族,即地位低下,祖辈乃至父辈基本没有进入统治阶层一类人,如士、农、工、商、兵、奴、门客等等。目前没有田杨名的生卒年份记载,如果不是祖荫,靠军功或者提携而进,登上都护位置,最起码应该在30岁之后。都护什么概念?大都护府都护一般由亲王遥领,从二品;副大都护从三品;副都护,正四品。上都护府都护,正三品;副都护,从四品上。官位是比较显赫的,更关键的是兵权在手。这样,田杨名政治上活跃的极限范围有了,那就是690年至734年,44年。一生算来,应该70有余。

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

一、作为安西都护府都护,田杨名与当地的佛教寺院以及高僧佛徒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与舍利主人——如果证实不是佛舍利的话——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接着,在他的生年或者有关系。也许,在他的生年没有关系,舍利是一种流传或托付,或者是迁葬承诺。

二、舍利如何来到太原?函件是后来制作,还是整件带来?

三、田杨名与太山龙泉寺的关系,直接还是间接?也就是说,太山龙泉寺或者太山龙泉寺的前身当时的地位(佛教的,世俗的)如何?

四、发掘认为,塔基是唐武周时期(690-705)建造,而龙泉寺记载始建于710年,睿宗朝。710年一年,中宗复位年号景龙(末年),韦后控制少帝年号唐隆元年(仅一年),直到睿宗复位,年号景云(元年)。一年三个年号,足以见证政局的动荡。塔基以及地宫的发现说明,至少在710年以前此地已经有寺庙(局部)的可能性存在,那么,龙泉寺是否在此基础上重建或者扩建?如果成立,690年到710年之间,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天灾?人祸?

五、对于田杨名而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六、置放舍利函,这一件重大的佛事,是田杨名亲自操办,还是其他人或者后人所为?是比较轰动,还是悄悄作毕?

七、如果不是佛舍利,是哪位高僧大德?是西域僧吗?

八、如果七成立,那么是否与唐帝国对西域控制力下降有关呢?

田杨名的一生过于漫长,也过于混沌,而44年的活跃期足以使很多东西被稀释、被转移,甚至矫枉过正。我想,还是从他都护任期入手,尽可能地缩小这个时间范围,也许有助于更准确地击中谜底。

我们还是先来精确一下田杨名的都护任职时间。

安西都护府置于640年(贞观十四年)九月,到658年(显庆三年)五月治所移设龟兹,18年的光阴,四位都护历任。他们是乔师望(640-642九月)、郭孝恪(642九月-648)、柴哲威(649-651十一月)、麹智湛(651十一月-658五月)。移设龟兹后,先后历任者分别为高贤(约663-665)、裴行俭(约658六月-665)、杜怀宝(?-677/680-?)、王方翼(677-679/?-682)、阎温古(685-688/-689)、唐休璟(685-688/-689;689七月-?)。接下来便是田杨名。田杨名之后,分别又是郭元振(706-710七月)、牛师奖(708十一月以后,约半年)、张玄表(睿宗朝惟一都护)、阿史那献(713-714六月)、吕休璟(714七月-715十一月)、郭虔瓘(716正月-717六月/715十一月-716正月)、汤嘉惠(720?)、张孝嵩(720-724)、杜暹(724三月-726九月)、赵颐贞(726九月-728正月)、来曜(730-733十二月)、王斛斯(733十二月-736正月)、田仁琬(737初-738暮春)、盖嘉运(736正月-740六月)、高仙芝(740六月-747十二月)、程千里(748正月-751)、王正见(751-752)、封常清(754三月-755十一月)、梁宰(755十一月-756)、杨预(756七月?-758三月)、郭昕(760-794最后一任)。

关于田杨名的具体时间,刘松柏先生研究认为,《旧唐书》写明田为则天时都护,那么根据排列,则天时垂拱年间有阎温古和唐休璟两任,只有可能在692年(长寿元年)王孝杰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后,第二年复设龟兹,直到704(长安四年)之间出任,即田杨名的任期只可能在693-704之间。刘松柏先生这样说:

“长寿元年(692)则天采纳其议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所以在690-692年两年多四镇未取、战局不利的形势下,似难于此时敕任命安西都护并有显着政绩,只有当长寿二年(693)复将安西都护府设于龟兹才能有重整旗鼓,再振西域的气势。从长寿二年(693)到长安四年(704)11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一任都护。田杨名只可在此时期内的某些年任安西都护。则天朝任都护有正副都护之分。如首任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其副大都护为唐休璟。圣历二年(699),则天后又以安西大都护职衔赠与降唐的吐蕃赞婆,其死‘特赠进安西大都护’。很可能阎温古后,安西只授安西副大都护。不然何以有正大都护职衔作为追赠?故可认为田杨名任安西副大都护职,行正大都护权。”

刘先生说得很清楚。

根据唐军与突厥的战争记载,683-684年间,东突厥骨咄禄率兵征服漠北在大唐安北都护府治下的铁勒九姓,田杨名作为将军被朝廷派往金山(今阿尔泰山)道,联合西突厥十姓部落共同讨伐。这就是说,高宗末年,田杨名只是一位将军。到了694年初,骨咄禄弟弟默啜进犯,武则天命白马寺僧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率多道总管共18名将军出征讨伐,其中包括田杨名,当时任瀚海道总管。(同年八月,王孝杰替任,第二年正月改任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全面负责对突厥的战争。而田杨名是否重新复职,目前不知。)这样,他的都护任职时间又被缩小到至少694-704之间。

从塔基年代范围690-710,参照田杨名的任职时间694-704,我们设定一个置放石函的可能时间,694-710。这个时间段基本可能成立。当然,比较疑惑的是开元通宝的存在,这使得713-734之间的置放也存在了一定的可能。那么,可以初步判断,694-710,田杨名亲自参与(至少知情)置放舍利函的可能最大。而713-734任期外的置放则未必亲自参与,甚至不一定知情(已卒?)

现在,塔基是武周时期,龙泉寺记载建于710年睿宗时期,而铜棺内发现了开元通宝。690(天授元年)-741(开元末年),半个世纪的跨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最初有塔(沙土型?),开元时塔倒了,重新置放后再造塔(砖石塔?)假如可以成立,那么,半个世纪,这里的情形不被记入史册,从大的方面来说,与什么相关?

第一种可能,与朝野的动荡有关。

第二种可能,与朝廷对佛教的政策有关。

第三种可能,与西域的局势变化有关。

事实上,则天开始,历经睿宗在位、中宗复辟、睿宗复位、睿宗禅让、玄宗登基、韦后之祸、太平之祸,加之其间与突厥、与吐蕃、与契丹的战事不断,这半个世纪的确不同寻常。我们不妨看看发生了些什么要事。

684-705,20余年时间,66人先后被任命为宰相。

690-694,超过35万“蛮夷”来中国避难。

高宗死后,受薛怀义影响,武则天一改重道轻佛的做法,禁杀生,建明堂,召开无遮大会,广度僧尼,诏命天下各州建大云寺。薛怀义死后转向对华严宗和禅宗的庇护。并下令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等同于服父丧时间,以提高妇女地位。龙泉寺出土石函上供养人名单中几乎为妇女,可见一斑。

699年,重修敦煌莫高窟。这一年,武则天颁布了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重要的法令:禁葬舍利骨制。文字很短,如下:

“释氏垂教,本离死生,示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

并且,在狄仁杰的劝谏下,700年七月,武则天拒绝参与三阳宫的藏舍利法事,使得法事中止。

702年,命尼在五台山造塔,设斋供一万菩萨。

703年,武则天造自己像准备送上五台山供奉菩萨(供养人像),后来改送太原崇福寺供养。

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701-704间,某些私铸钱币获准使用。

睿宗朝时,睿宗本人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711年,有奏本指出,佛寺大量聚集土地财富,富人纷纷假充僧人以逃避税收以及其他义务,睿宗下令调查。712年,下令拆除未被皇家认可的寺院。

玄宗登基后,力反佛教。713年诏令禁止豪门私建寺庙。714年五月,大规模调查僧侣,使三万多僧尼还俗。六月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并且控制对现有寺庙的翻新。一直持续到8世纪30年代。

田杨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情形。

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在田杨名在任期间是这样的一个佛教胜地。由于往来汉族官员、使节、治所各级官员家属,以及驻军三万余人远离家乡,需要精神寄托,便集资建立佛寺,朝廷从内地委派僧人前来主持佛事。今天的***库车西南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出现许多由汉人开凿的洞穴。此外,龟兹地区石窟中仅有的千佛洞罗汉窟,均为埋葬汉僧尸骨的石窟。众多汉族僧人信徒礼佛敬香,留下许多汉文题记。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石函舍利的主人呢?

太原,大唐龙脉,也是军事重镇。因为处于长安到五台的要途,佛事活动频繁,香火旺盛,实属正常。历史记载,经历了佛道之争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唐武宗灭佛后的太原,到了唐末,晋阳古城仍有大寺15所,大禅10所,小院百余,僧尼二万余人,规模颇众。以太山龙泉寺为例,虽然唐筑遗存没有了,但据日本人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记载,1940年12月,他们尚在龙泉寺皇姑洞旁见到一座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九月刻立的华严经幢,饰纹优美。从豪门望族角度来看,太原王姓,是唐朝皇家通婚的四大姓之一,玄宗的王皇后即为太原人。我们不妨为田杨名与舍利主人以及太原建立一种联系,某种渊源,来自个人经历的、家族的,甚至是宗教的(托梦、许诺、洗礼、终极供养等等)渊源。从铜棺的饰纹可以看出道教的绝对影像: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及世俗的影像:忍冬唐草、辅首;然后是佛教的影像:须弥座,栏楯。这样的设计固然有混合不分的时代因素,是否也有混淆视听的因素呢?

可以大胆想象(以待有人小心求证):武周时期,简陋葬过,玄宗时期重新葬之,重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原塔的坍毁。至于什么原因,洪水,地震,还是人为,不得而知,需要查证太原环境历史记录,但未必会有。从体例看,先墓后塔,武周时期或许是简单的竖状墓穴,这一点也可以从未成体例的寺院雏形参佐,其上一座不会很高的沙土塔,实心(覆钵式?)到了重葬时,加了砖砌的道、门、室,呈六边形。专家认为六边形的墓穴形式在唐朝比较罕见。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州地区发掘的几座唐代墓穴考古记录,均为砖室,呈弧形、腰鼓形,与六边形形制接近,更有意思的是,墓室内都发现随有开元通宝。

那么,我们的猜测到这里基本上成型。至于太山龙泉寺的前身在唐朝,特别是在初唐究竟是什么规模、是否有皇家活动规律,甚至是否有皇室人员参与佛事,以及随着时间演变,到后来唐代遗存尽废,只有明清遗留,其中的种种般般,留待考证。

而田杨名和他的家人,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诺言,也就是说一个偶然,来到了我们面前。那件未被打开的金棺,沉默不语的舍利,或许在冥冥中左右着我们,一步步接近直至遭遇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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