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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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

赵建平

原刊《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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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市博物馆，735000）

内容提要：隋代三次在全国建立舍利塔，仁寿元年（601）第一次30州中就有瓜州（敦煌），安置地在莫高窟崇教寺，此后舍利塔一直是“镇乎一州之内”的标志性建筑。786年吐蕃占领敦煌，敦煌官员取出舍利献给吐蕃。宋初工匠董保德清理塔基，将发现的供养物品变卖，隋代舍利塔至此彻底毁失。

关键词：舍利塔；《献舍利表》；崇教寺；董保德；

道宣《广弘明集》卷17收有仁寿元年（601）《隋国立舍利塔诏》，提到设立舍利塔的30个州的州名，其中就有瓜州，但未言寺院名。同卷所附王劭《舍利感应记》提到：“瓜州于崇教寺起塔。”也未及崇教寺的具体位置。敦煌文献记载，崇教寺在莫高窟，原立在莫高窟第332窟前室的圣历元年（698）李克让《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圣历碑》）云：“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碑文又见敦煌文献P.2551中。崇教寺寺名至高宗时尚存，P.2005、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载：“黄龙。右唐弘道元年（683）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有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为上瑞。”文中称“弘道元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说明该寺具有官寺性质。该寺后来不见其名，李正宇先生认为“约在开元、天宝间，寺额改称，其名遂湮。”[1]

仁寿元年第一次颁发舍利的30州中，瓜州是河西地区唯一的一州，也是当时30州中最西面的一州。这与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隋裴矩《西域图记》“序”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代敦煌佛教发达，据S.2048《摄论章》尾题，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曾于仁寿元年在京辩才寺抄写《摄论章》。彦琮《古今译经图纪》卷4“达摩笈多”条记：“开皇十年，来届瓜州，文帝延入京寺。”可见敦煌佛教在颁舍利之前就很发达。隋代建造舍利塔后，大大推动了敦煌佛教的发展。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约有110个洞窟为隋窟或隋代补绘，显示敦煌隋代佛教的兴盛，这与在莫高窟建立舍利塔应该有关。

此舍利塔遭两次劫难。第一次是在盛唐晚期。安史之乱后，吐蕃逐渐占领河西，至786年占领敦煌，敦煌某官员将舍利奉献吐蕃，以表臣服，S.1438《献舍利表》开头是献物清单：“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然后是正文，先叙舍利的神奇：“臣闻舍利骨者，释迦牟尼佛之身分也，化而为之，都八斛四斗。在五印而成道，于双树而涅盘。龙天分之立祠，凡圣收之起塔。形圆粟粒，色映金沙。坚劲不碎于砧锤，焚漂罔灭于水火。神通莫测，变化无穷。或初少而后多，或前增而末减。有福则遇，无福则消。作苍生之休征，为王者之嘉瑞。”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将镇州之宝献出：“沙州置经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莲花而建名，塔从舍利而为号。金棺银椁，葬于九地之中；月殿星宫，镇乎一州之内。昨者，官军压垒，朝见非烟之祥；人吏登陴，夜睹毫光之异。果得高僧远降，象驾来仪。表以精诚，无遗颗粒。自然灵物应代，照赞普德化之年；圣迹呈祥，明像法重兴之日。不然，希有之事，岂现于荒陬？无为之宗，流行于海内？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招猜忌，屡发兵戈，岂敢违天，终当致地。彷徨依拒，陷在重围，进退无由，甘从万死。伏赖宰相守信，使无涂炭之忧；大国好生，庶免缧囚之苦。伏惟圣神赞普恩泽远施，日月高悬，宽违命之诛，舍不庭之罪。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表文最后提到：“其舍利骨，先附（付）僧师子吼等三人进。伏乞大赦所获之邑，冀以永年之优；广度僧尼，用益无疆之福。庶得上契佛意，下协人心。特望天恩，允臣所请。臣某限以守官沙塞，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喜庆，为国祈福之至，谨附表陈贺以闻。臣某诚欢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说明敦煌有一批舍利在此时被某“守官沙塞”的唐朝官吏送给吐蕃。表文中有“寺因莲花而建名”，这座安置舍利的寺院似乎有莲花寺之名，但敦煌文献不见此寺名，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指莲台寺，但已不可考。[2]∵由于这些“镇乎一州之内”的舍利是“作苍生之休征，为王者之嘉瑞”来奉献吐蕃的，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崇教寺舍利（可能这时已经改名）。

这次献给吐蕃的舍利多达137粒，是否全部是仁寿元年舍利呢？已知隋代舍利塔出土的舍利似乎没有这么多，如1998年陕西周至县仙游寺仁寿元年舍利石函中有舍利10粒，1969年陕西耀县神德寺仁寿四年舍利石函内盛舍利3粒。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舍利塔内舍利数量非常悬殊，如1994年山东省汶上县宝相寺出土佛牙1枚、舍利936粒、其他文物141件等。《宋高僧传》卷26“法成传”记载：“仪凤二年（677）望气者云：此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宝台，遂改寺额。”仪凤二年长安发现的舍利有“万余粒”，49粒一份，则应有200余份，可能也有一份送到敦煌，若此，敦煌这137粒舍利不排除有来自唐代光宅寺的舍利，但已无法考证。

第二次劫难是在宋初。“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重修此塔，在修缮过程中发现塔基供养物品，遂将这些物品变卖一空。S.3929与S.3937原为一件文书，可拼合，正面为《法华经》，背面是《董保德重修普净塔功德记》，由于誊抄的缘故，有三份，内容略有不同，本文暂称之为A、B、C本。[3]∵A本和B本均有“曹王累代”句，一般认为此曹王即曹元忠（？-974），因为在归义军历史上只有他才累代称“西平王”。俄藏敦煌文献Дх1448《戊辰年四月十六日都料董保德麦历》有董保德之名：“戊辰年（968）四月十六日，都料董保德硙湿麦两车，胡淘麦两车。”此戊辰年当即968年。P.3721《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断》中有“……押衙：杨通信、王富员、董保德、宋保定……”，据考证，此己卯年为979年。[4]∵于是我们知道董保德生活在宋初。

《功德记》云“又于窟宇讲堂后，建此普净之塔。”窟宇即石窟，既然普净塔的位置在窟宇后面，也就是崖顶上了，第143、161窟等一些洞窟的正上方至今还保存有塔。《功德记》又云普净塔是古塔，从塔基出土了一些物品。隋代三次在全国范围内建舍利塔，有110处，目前已发现10多处，结合这些资料，我们认为普净塔塔基出土物品与其他地区发现的隋代舍利塔随埋物品一致，《功德记》中的普净塔就是隋代崇教寺舍利塔。A本没有提到普净塔塔基出土物品。B本记载：“即日施工，下手建造，即于古塔下得珍珠、璎珞、一瓶子，可有贰升次米，内有某物，当破上出物色，造一珠像，可以酬先人心愿矣。”C本记载：“遂见普净古塔，置立年深，基宇摧残，金容色隳，遂共行侣，发语下上商宜等，共修造精蓝，岂非好事？故得同音齐应，异口称欣，一诺相随，不违善事。乃即日下手，运土开基，则于塔下得珍珠、璎珞、一瓶子，可有二升沙麸金，遂用此物，以修功德，造珍珠像一帧，供养本处。不逾多载，廊以（与）忉利立成。俄匝三周，殿刹以（与）灵山化出。”文中还有夹注2行：“麸金一瓶，亦于内有金指环六个，银指环五个，纯金珠子一索，又获一大石。”

所谓“于古塔下得珍珠、璎珞、一瓶子”，“金指环六个，银指环五个，纯金珠子一索”等物品，当是随埋的供养物品。1969年，陕西耀县发现仁寿四年文帝在宜州宜君县神德寺供养舍利所建之塔，奉送舍利到神德寺的为大德法师沙门僧晖。石函高119厘米、长宽各103厘米、函盖高52厘米，上有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函盖四侧线刻飞天、花草图像。函体四侧浅线雕舍利佛、大迦叶、阿难和大目犍连及四天王、力士等图像。石函内盛舍利3粒，盛放在涂金盝顶铜盒内，同时还有波斯银币3枚、隋五铢铜钱27枚，金银环、玛瑙、珍珠、水晶、玉簪、铜锥、钢小刀等25件。[5]

所谓“又获一大石”当指安置舍利塔时的记事碑（当时称《舍利塔下铭》），如现存第一次舍利塔下铭有《岐州凤泉寺舍利塔下铭》（《金石萃编》卷3）、《同州舍利塔下铭》（《金石萃编》卷40）、《大兴县龙池寺舍利塔下铭》（《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6），《青州舍利塔下铭》（《金石萃编》卷40，今藏青州博物馆）等。这些《舍利塔下铭》文字是统一的，《青州舍利塔下铭》是：

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

孟弼书。

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

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佶。[6]

舍利安置时会有许多物品随葬。1998年，陕西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石函中发现一琉璃瓶，瓶内装着10粒佛舍利。阴面刻“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石碑阳面刻“舍利塔下铭”，这也是这次安置舍利塔的统一名称。[7]

B本“破上出物色，造一珠像”是指卖了出土物品（这里的“破”就是卖,敦煌文献中有许多《破历》，就是买卖流水帐），修建了功德。C本写得含蓄一点：“遂用此物，以修功德，造珍珠像一帧，供养本处。”就是说，董保德变卖了古塔塔基发现的“金指环六个，银指环五个，纯金珠子一索”、“珍珠、璎珞、一瓶子，可有二升沙麸金”等物品，造像一铺。

总之，隋代仁寿元年（601）在莫高窟敕建了舍利塔，至唐贞元二年（786），敦煌地方官将保存在“金棺银椁”中的全部137粒舍利献给吐蕃统治者。宋初，工匠董保德发掘塔基，将出土物品变卖，至此，敦煌隋代舍利塔荡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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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载《敦煌学辑刊》1988年1-2号合刊。

[2]∵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将相关表文拟名为《上吐蕃赞普沙州寺舍利骨陈情表》，并注释“寺因莲花而建名”为“敦煌遗书中，晚期有莲台寺”，《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3]∵关于这2件文书的定名与拼合，参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4]∵金滢坤《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定年拾遗》一文拟名为《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月料官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但笔者认为其中“月料”二字是清楚的，金滢坤录作“目析（月料）”，认为“目”是“月”字之误，“析”是“料”的俗字，笔者深感疑惑。

[5]∵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6]∵李森、董贵胜《青州隋<舍利塔下铭>考述》，《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李森《青州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石刻考鉴》，《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7]∵刘瑞《法王塔地宫发现的重大意义》，《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