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不寻常的舍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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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不寻常的舍利盒

废弃于荒山旷野，数百年来无人问津的昭怙厘佛寺，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却忽然热闹起来，前往进行考察发掘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俄、法、日、英、德等国的探险家，一时间默默无闻的昭怙厘佛寺成了许多外国人关注的一个热点。

这些外国人不远万里而来，确实不虚此行。他们从这里拿走了大量的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木简文书等文物。特别是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和法国的青年学者伯希和，还从这里发现和带走了不少舍利盒——僧人的骨灰盒。

其中有一个不寻常的舍利盒，于1903年被带往日本，先由私人收藏，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这只合利盒是木制的，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还镶有一些方形金箔装饰，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故一直蒙尘半个多世纪，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了1957年，有人突然发现这只合利盒颜色层内有绘画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终于显露出盒上绘制的图像，使精美的乐舞图画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这只舍利盒的形状是圆柱体，盒盖是尖顶形，高31厘米，直径是38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再用白色打底，然后绘画。画的上面还涂了一层透明材料，制作十分精巧。盒盖上绘画四个演奏乐器的裸体童子，均为跪式。其中两个童子背上长着翅膀，一人吹筚篥，一人抱着类似五弦琵琶的弹拨乐器。这四个绘于盒盖四周的奏乐童子，分别跪于用联珠纹组成的四个圆圈内。他们手执乐器，神态天真祥和，造型丰满优美。全图虽然充满宗教色彩，但他们手中所持的龟兹乐器和外来乐器却反映出龟兹盛行乐舞艺术的实况，表现出社会世俗生活画面。

最令人惊叹的是，盒身周围彩绘着一队形象极为生动的乐舞图画，其排列编制似有大型歌舞戏的规模，这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反映龟兹音乐舞蹈（歌舞戏）艺术的珍贵形象资料。就其绘画本身，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幅乐舞图形成，队列，最前面有一男一女手持舞旄（或为幡幢）为先导，依次是六个手牵手的舞蹈者和一位舞棍的独舞者，接着是一组由八人组成的乐队，最后是一持棍独舞者在做旋转动作，其左右有三个儿童拍手助兴，整个画面由二十一个人物组成。从舞者头戴各种面具和乐舞呈现的气氛来看，这是一幅龟兹歌舞戏“苏莫遮”（也称“苏幕遮”）乐舞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如下画面：十一名舞者全都戴着各式面具，有披方巾的武士、着甲胄的将军、竖耳勾鼻的鹰头，浑脱尖帽的人面以及猴面长尾的动物等。他们的舞蹈动作姿态非常优美，有的做盘腿状，有的做吸腿状，那位头戴盔冠的将军耸肩曲肘，吸腿而立，颇似古装戏曲的“起霸”造型。他们边行边舞，侧面互望，左顾右盼，显然是演员们在交流感情，表演某种内容情态。最后一个持棍猴面独舞者，旋转如飞，衣摆飘起，尾巴甩动，看起来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人，三个童子围绕左右，击掌雀跃，大约是在为这假面舞者的精彩压轴戏而喝彩。

上述三个儿童和下面八位乐师则不戴面具，这组乐师队伍阵容强大，前面两少年抬着大鼓，一位鼓手全神贯注地舞槌击打，指挥着整个乐队的演奏。后面的乐手率相起乐，边演奏边进行感情交流；竖箜篌的演奏者将尾杆插入腰带内，表明了当时行走表演的情状。随后是演奏风首琵琶、排箫、鼗鼓者，最后一名乐手对压后的独舞者高举铜角，奏出响亮的乐曲，使热烈雄浑的歌舞戏表演达到高潮。

这幅图画是一帧乐舞长卷，舞蹈者不仅头戴各种面具，而且都穿着彩色舞服。而那些乐手们则完全是龟兹世俗男子形象，他们身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扎联珠纹式皮带，下穿长裤，脚登高筒皮靴，裤带上挂一把短剑，这是典型的西域“胡服”、“胡妆”，有的样式至今还在库车一带流行。他们表演的“苏幕遮”歌舞戏，也是集龟兹乐舞各类型的典型艺术形式。戴面具、急速旋转及某些乐器种类，在库车等地的现代歌舞表演中，仍能看到当初的影子。

据专家考证，绘制着乐舞图的那只舍利盒，应是南北朝至唐初也即五世纪以后至七世纪时的产物。

龟兹是当时西域政治文化中心，中央***在这里设立最高领导机构西域都护府，使这里的社会各方面得到迅猛发展。佛教的传播和佛寺建筑的空前盛行，又给龟兹艺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所以才产生出高度发达的龟兹乐舞艺术，也才产生了这幅精美、技法成熟的合利盒乐舞图长卷。其热烈的场面、饱满的情绪，丰富的舞姿、华丽的服饰、多样的乐器和各式人物眉宇间的神采，洋溢着龟兹社会的发达昌盛以及当地僧众对世俗乐舞艺术的崇尚之情。

既然龟兹是西域佛教中心，昭怙厘佛寺又是龟兹冠首的佛教大寺，在这里出土绘有乐舞图长卷的舍利盒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只舍利盒，很可能是昭怙厘佛寺一位高僧大德火化后所使用的骨灰容器。这说明龟兹艺术强烈的影响着佛教。世俗的乐舞艺术堂而皇之地闯进佛教文化森严的门槛，并被超脱尘世的佛教僧侣所接受，反映出歌舞艺术的巨大感染力和穿透力。值得注意的是，纯属佛教范围的器物合利盒，却通体绘画着世俗乐舞人物，这也是佛教僧侣对极乐世界的一种向往，而“极乐”的集中表现是对世俗歌舞的享乐，这一事实在历史文化现象中是大有深意的。不仅这只舍利盒，伯希和于1907年也在昭怙厘佛寺发掘过六具舍利盒，上面也都绘有乐舞图画（不过与现存日本的这幅乐舞图相比，伯希和带往法国的则大为逊色）。这说明龟兹僧侣死后用具上绘制乐舞图还是普遍习惯。那些现世苦修、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佛教精英们，总是把伎乐歌舞当做天国享受幸福的一种美好象征。同时也说明，优美动人的龟兹乐舞已经很自然的被佛教所利用，成为传播佛教教义和渲染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的十分形象有力的工具。

面对这幅乐舞图，人们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即这里表现的乐舞编制是一支东方和西方乐器大汇合。乐队中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来自西亚，而风首箜篌又是从印度引进的，排箫（即短箫）、大鼓（中原秦汉型制）、鼗鼓（即拨浪鼓）则是从中原吸引的古老乐器。图中人物服装上出现的联珠纹饰，是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典型装饰图案。图中舞者的面具，则是受印度古典戏剧的影响。而那几位将军武士的舞姿扮相，又酷似中原戏曲舞蹈造型，闪耀着汉民族文化的浓厚色彩。

这幅乐舞图不仅表现了龟兹画家高超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龟兹艺术的混合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小小一个舍利盒，就成了龟兹佛教文化精神的缩影，也成了中原、希腊、印度、波斯文化在丝绸之路上聚集交汇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