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庄严——百济弥勒寺址出土文物

舍利庄严——百济弥勒寺址出土文物

弥勒寺，位于全罗北道益山市金马面箕阳里，建于百济第三代王武王（600～641年在位）时代，是武王创建的一座国家级寺院。类似地位的寺院还有新罗的黄龙寺，而弥勒寺址回廊环绕的面积更大，这一事实显示了弥勒寺作为百济代表性寺院其规模之宏大。

出土的金制舍利壶等文物

弥勒寺在高丽王朝时代仍然保持着寺院的命脉。然而，到了李朝时代，由于其∵“抑佛崇儒”政策，弥勒寺的重要程度降低。就朝鲜王朝时代的遗物而言，它们主要是从僧侣们的居住空间——僧房的北部出土的。由此可知，弥勒寺虽然得以维持，但面积已大为缩小。1738年，英祖朝儒生康候晋在其文集《卧游录》中提到了立于田地当中的弥勒寺塔，并提及由于一百年前曾被雷电击中，致使塔体倒塌了一半。据学界推测，该寺院约于16～17世纪壬辰倭乱前后关闭。

此后，弥勒寺逐渐荒废，只剩下了倒塌的石塔，在20世纪初的照片中，依然可以看到倒塌了一半的弥勒寺址石塔立在田地当中。1974年8月，圆光大学在进行发掘调查时发现了东塔址。后来从1980年起，作为“百济文化圈调查项目”之一，***调查机关国立扶余文物研究所对弥勒寺址全域进行了长达十七年的发掘调查，结果发现其布局如下：东塔和西塔之间建有一座木塔，三座塔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各塔北部均有一座设有金堂的伽蓝。现在整个寺域被指定为第一五零号历史遗迹，石塔被指定为第十一号国宝加以保存。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考古队曾认为，弥勒寺址石塔有可能要倒塌。据此判断，考古队从2001年10月开始，历时八年对此塔进行拆解工作。09年1月，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有瓮状金制舍利壶、金制《舍利奉安记》、银制舍利器六件、装饰用短刀两把、金制镊子、银制冠饰、刻有施主名单的薄金板碎片、各种珠子等达十九种六百八十三件。同时也发现了包裹文物的织物。通过金制《舍利奉安记》，可以确定这批文物的安放年代为639年。

韩国舍利具

弥勒寺址石塔中一次出土各种各样的舍利具，十分罕见。六百八十三件文物中，最令人关注的当然是金制舍利壶和金制舍利奉安器。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在发现金制舍利壶后，用X光影像技术确定了壶内还藏有小的舍利壶。开启小的金制舍利壶后，发现壶内有十二颗舍利和珠子，还有安放舍利的舍利瓶碎片。和石塔内的文物为7世纪初的物品。从韩国古代的舍利具看，一般分四至五层奉安舍利。先把舍利子放入琉璃瓶，再把琉璃瓶置于小的舍利器（或舍利盒）中，其后再把小的舍利器安放在大舍利器中。用这种形式，把大舍利器（或舍利盒）安放在舍利孔内，就完成了舍利的奉安。舍利瓶用绿色的琉璃或透明的水晶制成，绿色象征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佛主教诲。安放舍利瓶的舍利器或舍利盒，其材质多用金、银、铜等，一般是制成圆筒或四角形样的盒，或者是六角、八角柱状器皿，还有传统建筑的殿阁样式等多种形状。

金制舍利壶及舍利、珠子

金制舍利壶，其造型美和工艺技法均代表了百济金属工艺的顶尖水平。壶高13厘米，肩宽7.7厘米，配有宝柱（呈尖顶圆珠状）形蒂的壶盖。壶的表面装饰精巧华丽，有唐草纹和排列整齐的圆纹。壶身中间可以分拆。壶盖和细长的壶颈、壶肩和壶身，曲线流畅，端庄典雅。通过金制舍利壶的优美造型和壶面装饰，可以清楚地了解7世纪百济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

在这件金制舍利壶内还发现另一件金制舍利壶。可以确定，舍利壶由内壶和外壶组成。上面提及的金制舍利壶为舍利外壶，壶内的金制舍利壶为舍利内壶。金制舍利内壶高5.9厘米，肩宽2.6厘米。壶顶盖为宝柱形蒂。舍利内壶无论是壶盖，还是整个形状，或是纹饰，均与舍利外壶相似。但是，与外壶不同的是，壶体中不可分离。

在舍利内壶中，发现有十二颗舍利及一些珠子，还有一个深褐色碎琉璃瓶。据此，弥勒寺址石塔中奉安的舍利器呈典型的三重结构：舍利外壶中放置舍利内壶，在舍利内壶中又安放琉璃舍利瓶。被发现时，琉璃瓶已呈破碎状，让人留下不少遗憾。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但也有人认为，从当时百济人对佛教的热忱看，内壶中的舍利可能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银制冠饰、镊子等出土文物

此外，银制冠饰十分端庄，其形状为百济固有，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艺品。金制镊子形状优雅，琉璃珠子呈蓝色、玉色等多种色彩，这些文物充分显示了7世纪百济的工艺技术。这次考古发掘将改写百济美术的历史。

在出土文物中，有金制小叶十八件。对此有一种观点受人关注，即认为这是当时百济人用作货币的一种金币。其中的一片刻有铭文，确定为施主的姓名。上面记述着：“中部德率（百济十六级官位中排第四品）支栗施金壹两”∵。与此相关，京畿大学教授、书体专家孙焕一主张：“这些金叶是参与舍利奉安的人向弥勒寺布施的，其中一叶刻有‘金壹两’字样，这一事实表明，它们肯定是黄金货币”。大田大学教授李汉祥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金制小叶从其功能上看，应是货币。”

舍利奉安记背面

此外，金制《舍利奉安记》是一件令人关注的出土文物，它有助于人们理解7世纪百济的书体和书写的习俗。这件《奉安记》为黄金材质，长15.5厘米，宽10.5厘米，汉字阴刻在金板上，再施以朱漆，因而文字鲜明。上面记述弥勒寺的创建背景和施主姓名。一被发现，它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孙焕一教授认为，《舍利奉安记》中所刻的书体与中国北朝样式相似。《舍利奉安记》所刻铭文中有遗漏的文字，还发现在文字中间有加字的痕迹。《舍利奉安记》背面写有“尽用善根”四字，在“用”和“善”之间又加入了一个较小的∵“此”字。他解释道：“当时，百济人将漏掉的‘此’字重新刻上去，此处的‘此’字表示修建石塔，奉安舍利的一切行为。”

此次发现的舍利具不仅承载着百济人对佛教的宗教性祈愿，还包含着向内外广泛宣示强化百济王权的象征意义。就这方面而言，许多专家尤其关注《舍利奉安记》中记载的以下内容：

愿使世世供养，劫劫无尽，用此善根仰资。大王陛下年寿与山岳齐固，实历共天地同久。上弘正法，下化苍生。

此处“大王陛下”一语意味着百济对内强化王权的意思。同时对外来看，可以理解为百济王处在仅次于中国皇帝的显赫地位。考虑到当时政治与佛教紧密相连，这个推论很可能成立。弥勒寺址石塔出土的舍利具蕴含多种政治、社会、文化的含意，因此它成为研究百济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