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救难的故事与六朝志怪的小说

观音救难的故事与六朝志怪的小说

文章转自社会科学（沪）1998年第2期

作者：郑筱筠∵单位：云南大学中文系

与六朝其它志怪作品相比，观音救难故事是一种特殊的样式。它取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又根据因果报应、菩萨以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六般若蜜为修行手段来拯救众生的大乘佛理进行创作，二者形成了和谐的交融。这类故事不仅散见于六朝各志怪小说集里，而且有专辑行世，如宋傅亮编撰之《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编撰之《续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编撰之《系光世音应验记》等等①，观世音应验救难的故事沸沸扬扬，构成了六朝文化的一大奇观。观音救难故事是中国志怪小说的一场变革，它打破了仙道传奇与鬼怪故事独专的局面，为志怪小说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魏晋以来，传统的志怪小说多为神仙不死之说充斥，在佛教学说尚未广传的情况下，神仙是小说中的主体。今托名汉人的魏晋小说如《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神异经》等，皆张扬神仙道术，它的流行，固然与方士道士自神其说有关，而真正的背景却是门阀士族醉生梦死、期望永享荣华富贵的观念所致。这些作品只能是上层贵族精神生活的写照，不可能成为民众传扬的普遍主题。

在南北朝的社会大动乱时期，传统的神灵队伍中也没有专施救苦的神灵。这时，恰逢佛教传入，“度一切困厄”的观音正满足了民众心灵求助获救的渴求，而佛教徒又欲借传奇故事推行其教义，佛徒与民众遂一拍即合。于是，大量的观音救难故事便制造出来，使志怪小说陡增一新的门类。

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对于六朝时期的人们来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障，朝不保夕。因而人们不再去企求长生不老，不再将理想的目光投注于未来，变得富于功利性和现实性，故而在作品中表现的不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不再是富丽堂皇、奢侈的七宝楼台与七重栏楯的西方净土世界。

作品没有根据《悲华经》、《华严经》等来敷演观音的相貌、名字、身世渊源，甚至也没有对人们崇奉观世音菩萨之重要依据——观音的威德神功作具体描述，创作主体所选择的只是观世音菩萨威德神功的一个方面——神通变化去推测发展，而神通变化作为观世音救苦救难法门的功能，远远无法概括观世音菩萨的神格及其种种威德与神性。六朝时期的观音救难小说的创作者和接受者所需要的只是这种功能，对他们来说，这就足以慰藉他们疲备而焦虑的心灵。故而通过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是，人们诵读最多的既不是《观无量寿经》、《悲华经》，也不是《华严经》，人们至心归命的是《法华经》中《观世音菩萨普门行愿品》。人们从这里不仅得到了现实的慰藉，找到了生命的安全保障，而且还感受到了信仰的坚实动力和源泉，同时还体悟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种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染上了功利色彩。这种现实所造就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使人们对未来理想模式的设计转向了现实生活理想模式的建构，人们渴求的不是彼岸的、虚不可及的理想净土，人们呼唤的是现实日常生活出现奇迹，理想可在现实里得到兑现。正是在这种由未来理想模式向现实理想模式的转换过程中，观世音菩萨迎合了人们的需求，成为人们信仰力量的源泉和归宿，这正是六朝志怪小说中大量出现观音救难应验题材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观音救难故事不仅是神仙长生故事的***，也是对佛教一味强调来世的倾向的拨正。以往的神仙故事刻意描绘仙国图画，六朝的志怪小说则较少描述西方净土佛国，而集中描写观音现实救难故事，从而使观世音菩萨从作为阿弥陀佛在净土世界的具有接应功能的胁侍菩萨转变为现实世界的救难主角。

观世音救难故事给六朝志怪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观音救难形象的出现使中国小说人物形象长廊中出现了救难者这一新的门类。这是古典小说中前所未有的新形象，也是中国文化中新崛起的肩负特殊使命的文化角色。有趣的是，在六朝志怪小说里，观音屡救厄难，但观音是何形貌、有何言谈举止，均无有描述。观音的既存性是无疑问的，但他的存在却是神秘而难以捉摸的，让人难以一睹尊容，这样就更强化了他的神圣与威严感。他只是在人们蒙难难以解脱时听到人们的呼唤而施法力“度一切苦厄”，他的形象显现是他无边的法力，即神通变化，他会在任何时刻对任何陷于苦难的呼救者施力救助，但“功成身退”，这就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一个奇特的形象:救苦救难施恩众生，但从不显山露水，一个没有外在形象的形象。他跟仙都总帅西王母不同，西王母仪态万方，与汉武帝相见时和蔼可亲，对武帝耳提面命，外在形象鲜亮照人。观音这位佛国要神则隐身匿形，唯露其神通变化力道——所谓“观音力”——以救众生。西王母与观世音，一显一隐，可谓志怪小说艺术形象的双子星座，是古典小说中创造出的动人的典型形象，这是六朝志怪小说贡献给后代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二，正因为观音救难的故事这样受欢迎，佛徒遂借用志怪小说这一文学性的体裁进行传教，志怪小说带上了宗教色彩，观音救难故事成了典型的释氏“辅教之书”。②救难故事的主人公获救的前提是受难者首先必须是佛门信徒，并且一定是观音信徒，否则，菩萨再慈悲也不大会施恩到非信徒身上。这些信仰行为包括造观音像、诵观音经、念观音名号等。这些故事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要获救，先信观音。由于故事宣扬的救难观音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而便有效地把广大民众吸引到信佛者的队伍中来。

观音救难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佛徒传教的现身说法。一般是讲信观音者将获得怎样的福佑，也有曾经不信佛不信观音者最终皈依佛门的案例。后者是面对着强大的排佛势力所作的应变，它通过尽管曾有慢佛诋佛之过者的幡然悔悟而获救助，把反对势力拉入佛教阵营里来。如史隽就是这样一个从慢佛到奉佛信观音的人:“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径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造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③史隽尽管有慢佛行为，且奉道教，但只要改过而信观音，同样可得福助。这样便能结成佛教的统一战线，有效地达到了推广传播佛教的作用。

佛教以小说形式来推行宗教，是方士借神仙故事推行仙道后，中国志怪小说的又一项新的尝试。小说的社会功能因此大大强化，志怪小说因此成为六朝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六朝宗教文化流动的轨迹。

第三，观音救难故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外来文化输入后中外文化交融的果实。没有外来文化，既不可能出现观音这样的神灵形象，也不可能有那种宗教性的救难意识。印度佛经的传入是观音故事产生的直接源头。同样，没有中国六朝文化特有的社会背景，观音救难故事也不会成长为这种样式。

佛经是观音传入中国的主渠道。佛经对观音的记载主要见于《妙法莲华经》、《楞严经》、《悲华经》、《观无量寿经》、《观世音受记经》、《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观世音不空索王心生神咒功德法门名不空成就王法》、《观世音菩萨秘藏无障碍如意轮陀罗尼经》等。三国魏时译经师康居沙门僧铠于嘉平五年（253年）首译《无量寿经》二卷，在此经中，观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弟子，专门接引众生生往西方极乐净土世界。《悲华经》则称观音为转轮圣王太子，后出家，宝藏佛言其“欲断众生诸苦及烦恼故，欲令众生生往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汝行菩萨道时，已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众生得离苦恼，已能作大佛事”④，这里观音已是独立的救难者了。

真正对中国观音救难故事产生影响的是《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观世音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⑤

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不难推论出，几乎所有六朝时期观音救难应验故事都不同程度地是从这段经文敷衍、演变而来的。佛经为观音救难故事提供了基本的构架模型。

佛经中的观音这种威神力的假设只有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故事才能被人信服。印度的佛经并没足够的故事供人们参考，它只提供了一种模式，观音“威神力”的形象则是在中国才得充分展示。志怪小说作为一个桥梁，参与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整合，志怪小说把观音的神力救难中国化了。

在这些故事里，整个救难行为产生的背景均在中国，除观音外，故事人物都是中国的，地点也在中国，时间则集中在六朝各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观音救难故事的开头往往是宋××、齐××，或者荥阳人××，吴郡人××，都是中国的朝代名、地点名和人名，是这些人遭到了不幸的麻烦和危难，观音在中国的土地显神力救了他们。这样便消除了陌生感，让人觉得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身边，创造了这种故事流行的基本条件。

观音救难表现为对厄难的消除，即悲剧性的场面即将到来，由于信徒紧念观音名号，厄难随即消除，于是结局圆满。这样便跟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之大团圆意识相合，观音救难故事注入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识，于是无论外观，即故事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中国化了，内在意识也是中国的。

观音救难的故事一般是这样一种结构:先是主人公即将陷于灭顶之灾，或处孤立无援境地，有的遇到大火，有的遇到强人，有的大病难愈，有的将临刑受戮。这时主人公便念起了观音名号，或诵观音经，无论观音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听到、感觉到人们的呼救，于是发出神通威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救人于苦海之中。

观音形象在志怪小说里几乎没有正面出现过，而其救难则是变化的形象，或化身沙门，或化身金刚，或遣虎，或驱蛇，或使鼠，其神通变化不拘一格。要之可拯众生于苦海之中，化悲为喜，使主人获得大团圆的结局。这是中国悲剧意识的典型特征。

本来，佛门“四谛”以“苦”为先，宣扬人生苦难，倘若不勤加修饰，超出六道轮回之境，便永远是可怜的悲剧人物。人世间无喜乐可言，佛教的理想境界是涅盘、是生往净土佛国，岂能把在人间的苟延残喘当作幸福?这种佛门境界没有被中国的民众广泛接受，人们能感觉到人生的苦难，但不愿到另一个世界去解脱，他们不愿这种悲剧性的状态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厄运，故而观音在人间救难的这一神通在中国便得到极度强化，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大团圆”的内在愿望所致。观音救难故事的价值取向为传统的儒道互补的热爱人生的精神所主导，因而是一次外在救星与内在世俗观念的交融。印度文化提供了观音这样一个救星主体，但他本来是要把人们接引到净土世界中去的；在中国文化里，观音的角色发生了转化，由于这群非“弃世”族厚重的现世理想的熏染，观音便作了救助人间苦难的救星。在某种程度上讲，又带有一些传统的“侠客”色彩。因而，观音救难故事便成为我们考查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标本。

第四，观音救难故事也给志怪小说的艺术表现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观音救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宗教文化上，而且对小说艺术的发展也具有全新的意义。最突出的是小说想象力的发展，小说虽总体不改皆大欢喜模式，但出离苦海的方式往往奇特而又新颖别致。如《冥祥记》中的《竺法义》，当竺法义“唯归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疾病因为治之，刳出肠胃，湔洗腑脏，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内之。语义曰:汝病已除。眠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此香开膛剖腹实令人惊讶不已。又如《旌异传》中的《孙敬德》，孙敬德因观音神力保佑，得免死罪，后发现观音像上有三刀痕，原来代他受刀了。中国的志怪小说摆脱了“残丛小语”的旧格局。它已逐渐展开想象的翅膀，使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观音救难故事简约精粹，但一波三折，情节引人入胜。如《冥祥记》中的《释法智》:“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尚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致。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迳出家。”⑥这样短的篇幅叙述由白衣到出家的历程，内含两次历险，均虎口脱险，前者天灾，后者人祸，都无伤大雅，这样，出家便成了主人公的选择了。

想象力与情节曲折化，是中国志怪小说走向引人入胜的两个基本前提。观音救难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破，

为小说艺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观音救难故事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新成员，它创造了全新的救难者观音的神灵形象，丰富了中国小说中的典型形象群体。志怪小说因传教功能又与佛教联姻，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观音救难故事发展了小说艺术的表现力，它是理解六朝文化的宝贵材料。

注:

①以上三《应验记》，可参考孙昌武点校之《观世音应验记》，中华书局版。

②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和第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出自《宣验记》，参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一。

④《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七十九卷。

⑤《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⑥《太平广记》卷一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