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季羡林
∵序二∵∵季羡林
∵前言∵∵汤一介
∵总目
∵第一卷目录
∵第三卷目录
∵第四卷目录
∵第五卷目录
∵第七卷目录
∵序一
季羡林∵
∵国学大师汤锡予(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慨斥巨资,出版先生全集,此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出版者当之无愧矣。此举必能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可无疑也。∵
∵一介兄让我给全集写个序。初颇惶恐:我何人哉?敢于佛头着粪耶!继思有理。我虽不是锡予先生的及门弟子,但自己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从上大学起,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终生受用不尽。来北大工作,又有知遇之感。现在,值《全集》出版之际,难道我真的就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无话要说吗?∵
∵我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非说不行的。我并不想,也不敢涉及锡予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这方面,我只有学习的责任,而无置喙之余地。我所要说的与锡予先生有关,但又不限于他一个人。我所要谈的是我考虑已久,别人也多有所论列的一个问题: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越?自然科学的我不谈,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的大师。我的重点是"真正的"三个字。那一些自命为"大师"或者想让别人把自己捧成大师的人,不在我谈论的范围内。∵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有什么"雏凤清于老凤声"。类似的俗话和诗句,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后人胜于前人,超越前人。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个意思并没有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总会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总会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你能说这不是后人胜于前人吗?至于中国古代的儒者和非儒者迷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陶渊明迷信"羲皇上人",恐怕主要是从伦理道德方面着眼的。我想,谈到伦理道德,恐怕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了。这是题外话,这里且不再谈。∵
∵我过去对新胜于旧的说法一向深信不疑。使我的信念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我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魅力"而又"永恒",不能不逼我深思。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新胜于旧的,主张人类总是前进的。希腊神话当然是旧东西,它怎么能有永恒的魅力呢?∵
∵我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但自己的悟性不高,终于达不到很高的水平。我觉得,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上面强调了仅仅出现一次和不可超越。希腊神话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仅仅出现一次还不行,仅仅出现一次而且必须是伟大的精粹的东西,才能不可超越。那些低矮庸陋的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仅仅出现一次的。但是他们和它们有什么值得超越的呢?它们和他们自己就会化为尘埃,消逝得无影无踪。∵
∵专就人物而论,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若就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而论,古人不管多么伟大也比不上现代人。李白、杜甫、王羲之、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不但不懂电子计算机,他们连原始的火车都没有见过,他们的伟大决不是靠这些东西,而是靠他们的天才。现在,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连一个小学生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都比古代中外大诗人、大学者、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要多得多。但是,除非他们是一群疯子,有谁敢称超过了李白、杜甫的诗歌,孔子的思想,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后不会再有不可超越的大师出现了。大师还会出现的。我想改一改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大师出,各领风骚无数秋。"∵
∵我在上面绕了很大一个弯子,剌剌不休地说了些别人可能认为是梦呓而我自己则认为是真理的话。这些都是楔子,我的目的是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我在上面多次讲到"不可超越",是不是指的是学术到了这些大师手里就达到了极巅,达到了终点,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学术会永远存在的,学术会永远发展下去的。只要地球存在,就有学术存在。但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不是永远一样的,不是均衡的。在这一条大路上,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有新材料被发现,有新观点出现,于是夤缘时会,少数奇才异能之士就会脱颖而出,这就是大师。大师也并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又都能解决;大师解决的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就这样,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永远有问题,永远有大师,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
1999年7月24日
∵序∵∵二∵
∵季羡林∵
∵欣值《汤用彤全集》出版之际,特向读者推荐这部书。∵
∵这部《全集》包括作者早年到老年的论着,写作时限跨度较大。汤先生几乎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1934年,我考上北大,汤先生为一年级讲授《哲学概论》,这门课讲得生动深入。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很有出版价值。据我所知,汤先生教学的讲义,学生听课的笔记,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
∵汤先生不大写信,但遇到学生请教有关学术问题,他也回信。我曾保存汤先生写的关于宋明理学的信。1939年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汤先生看过我的日记,并在日记上写了多处批语,长短不一,长的一百多字,短的一两句话。这些手迹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如果这类文字资料搜集全,这部《全集》的字数会不止这些。∵
∵《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新中国建国后,中华书局曾请求将此讲义出版,以应社会急需。汤先生不允,说还要补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无从修订,只能照原稿出版。前辈学者对待学术著作标准很高,要求很严。这种学风,今已罕见。∵
∵汤先生生活的时代,正当新学、旧学并存的时代。他们这一辈学者,自幼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上一辈的文化人,如王国维、陈寅恪、范文澜、郭沫若等差不多都接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三个领域没有过早的分科。古文,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得比较纯熟,对经、史、子、集有广泛的接触,又有古汉语的坚实基础。同时,他们又是现代人,广泛接触到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世界历史文化知识有广泛的了解,专业领域外的知识和工具也运用自如,这些条件是清代乾嘉诸儒所欠缺的。汤先生自幼学习英语,后来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法文、日文。他也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训练的专业学者,对古代圣贤经传不那么迷信,敢于怀疑,善于推敲,他治学的条件比前代有优势。这新旧文化的结合点,在汤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这是他们这一辈学人特具的优势,因而他们治文史之学可左右逢源。∵
∵汤先生治学,落脚点在中国佛教史,对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并不局限于佛教史,他也精研魏晋玄学、印度哲学、道教思想。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没有写成著作,他的功力鲜为人知。他写的《读太平经书所见》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抗战期间,他指导研究生王明,论文题目为《太平经合校》。《太平经》这部道教最古老的经典,经过整理,现已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定本。我当时看到这部《合校》是汤先生手把手带着王明作出的,如果说它是师生合着也不为过。∵
∵汤先生的治学,既广博又精专,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获。汤先生的学术著作,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惊叹其渊博,有人心折其谨严,有人欣赏其考订精审,不论从哪一方面接触汤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认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过,好像和一个纯朴忠厚的长者交朋友,使人对他信赖,听他的话不会使人上当。我接触过不过中外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世界观,竟不约而同地对汤先生的著作有类似的感受和评价,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汤先生的著作贯串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0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全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压迫,大多数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耻辱跨进20世纪。∵
∵"多难兴邦"这句古训,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应验。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从中受到刺激,从各个方面使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立志作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与20世纪先后同龄的有志人士,从各自的角度,迸发出激越的呼喊,焕发出智慧的光芒。这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们的成就,从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显示了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大国之林的气慨。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出现了军事家,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把外来侵略者赶走;中国出现了卓越的政治家,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丰衣足食的新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即使在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汉唐盛世,还有死于饥寒的百姓。新中国成立后,到了世纪之末,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更高的生活水平迈进。∵
∵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还在于它既有优良的文史传统,又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的积累。正是依靠这些文化遗产,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精神食粮。我们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善于究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中华民族无愧于世界上任何优秀民族。他们建树的文化事业,流传于子孙后代。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不但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也充实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宝库。∵
∵办一所大学要有众多大师来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也离不开文化大师们的支撑。汤用彤先生就是我国学术界众多支撑文化大夏的梁柱之一。∵
∵《汤用彤全集》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桩盛事,也为世界文化宝库添加了新库藏。事实上,在几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他的有些著作已成为该专业的必读的重要著作,经历了半个世纪,历久不衰。∵
∵汤先生治史,重视史料的甄别,又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应有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30年代他指导的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老子化胡考》,取材详备,论据周密,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这是一般考据家应当做到的,而且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如佛教史学者争论的《牟子理惑论》,汤先生顺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此书不伪,这个结论把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划上了句号。∵
∵汤先生治学,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由于他视野开阔,才不会局限于具体问题不能自拔,他所作出的结论,基本上经得起时间考验。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这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文字以外的收获。∵
∵汤先生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大家名家治学的风格。学术界从事历史学、考据学的学者往往以占有别人未见过的资料自炫,沾沾自喜。汤先生和一些有成就的治史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主要依据的是《五经》、《二十四史》、《高僧传》、《资治通鉴》、《大藏经》等摆在大路边上人人能得到的资料,而立论平实、朴素,不自诩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发现,却在平实朴素中见功力,经得起历史考验。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例,虽已逾半个世纪,仍然被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后来出版的有关这一方面的着述,有不少优秀作品,多半是在汤着原来的框架上有所增益,没有重大的突破。原因在于其考订谨严,资料扎实,为后来人提供了继续前进的基础。∵
∵汤先生自幼患高血压,写字手颤,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下笔万言,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斟酌,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内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朴、厚重、寓高华于简古,深具魏晋风骨。∵
∵汤先生治学从早年到晚年,一贯细致严谨。他治学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早年写的《大林书评》收到《往日杂稿》中,对日本某些着名学者的著作提出批评,平心静气地说道理,并严肃指出他们对古代汉籍断句标点的错误。汤先生老年在札记中指出中国佛教无十宗,否定了多年来中国学人照搬日本佛教宗派划分方法的谬误。汤先生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并善于利用我们的发言权,为国争光。反观我们学术界有些学人,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在洋人面前不敢争是非,这种恶劣影响今天还有待于肃清。∵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提高。人们看到并感到现代科技的巨大作用,但人们却没有看到,由于人文科学的相对滞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幸,甚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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