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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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

作者：赖正和

经国家科委批准的“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科研项目，于1989年启动，到1991年12月鉴定科研成果，共历时两年多。其间，在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对乐山大佛进行全身“透视”体检的时候，发现大佛龛窟右侧临江一面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巨大的摩崖碑，即《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经实测，该碑高6.6米，相当于两层楼房的高度；碑宽3.8米；面积为25.08平方米，相当于一间大客厅。

乐山大佛乌尤管理局建设科科长曾志亮等人在悬崖上搭了厢架，将碑文分区拍摄下来。然后，将照片送到时任该管理局顾问的伍中一先生处，请他考证。伍是着名书法家，且在研究古碑方面深有造诣。他参照清嘉庆二年（1797）刊印的《凌云诗钞》、清同治三年（1864）刊印的《嘉定府志》以及《乐山县志》等古籍，可靠地识读了574字，占总字数的66.1%；不可辨识的字仅有294个。他又借助古籍予以研究，将这294个字查找出来补写上去，终于校定出一份韦皋碑文，同时还订正了几种古籍中的一些错误。

这通摩崖碑的发现具有相当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研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乐山大佛的现存唯一可靠的第一手直接文献，其价值无法估量。

不过，该碑和碑文都还有不少未解之谜，需作进一步探讨。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摩崖碑确为唐代韦皋原碑

这通摩崖碑是否就是唐代韦皋原碑?其实，早在1979年，就有一位研究者在乐山大佛对面的河滩上看见了这通摩崖碑。其时，他疑为志书上所记之唐贞元年间镌刻的“禁采捕碑”。1984年，这位研究者雇小舟至江心观察该碑，并仰拍了照片。他从照片上辨识到208字，并确定全文只有820字。虽然当时他连碑文标题都未能正确识读出来，但却认为该碑就是唐代韦皋原碑，还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理由。（参见成都出版社《乐山大佛与大佛文化》108页—113页）这些理由基本上站得住脚，这是这位研究者的一大贡献。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伍中一先生最先发现在碑文作者韦皋的署名之后，还有一行（即末行）比正文小些的文字，但因风化严重，只能识读出“节度衙前逐要许”七字。这七字未见于任何版本的古籍和后人复刻之碑，七字之前、之后应该还有一些文字。那么，这究竟是些什么文字呢?伍先生和笔者对照《凌云诗钞》所录之碑文进行研究，发现标题之左（系竖排）有一行不属于正文的文字：“随带知表记登仕郎守巂州苏祁县令赏绯鱼袋张绰原书并篆额”；但摩崖碑上，在标题与正文之间则无这段文字。而《凌云诗钞》所录碑文在韦皋之署名后，则另署有“赐进士前监察御史嘉定州知州权广东雷州府知府余姚魏瀚”以及另几位州官的名字，其后又有“大明龙集成化十七年岁在辛丑秋七月望日”，再后还署有“僧正司常真立石”和“寺僧修中缮录”。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如下信息：

1、《凌云诗钞》所录的是由魏瀚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主持重镌之碑文。

2、魏瀚重镌碑文时，因需在韦皋署名之后署上他和另一些人的姓名，才将原署在韦皋署名之后的张绰的署名移至标题之左，并在“书”字前加了一个“原”字，且把“节度衙前逐要许……”的署名略去。

由此，我们判定摩崖碑上“节”字之上的文字就是张绰的署名，共25字（无“原”字）。

由此，我们可知该摩崖碑在正文之后不仅署有碑文作者韦皋之名，还署有书写碑文的张绰之名和与刻碑有关的“许某”之名。张绰乃韦皋之属员；而“许某”姓氏前也标明是“节度衙前逐要”，亦韦皋属员。这样的署名，表明该摩崖碑必是唐代韦皋原碑无疑；如是后人镌刻，必定如魏瀚那样将自己的名号署上去。

二、韦皋碑之镌刻在临江悬崖上的原由

韦皋摩崖碑为什么要镌刻在大弥勒石像龛窟右侧外面临滔滔江水的悬崖峭壁上呢?那不是成心不让人看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那正是为了方便游人和香客们阅读，而不是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让人到江面舟船上去阅读。

1962年，参与组织维修大像的罗伯衡先生在《乐山大佛维修纪实》一文中说：“大佛脚前沿临江岸处，呈现一条通往河面的石梯道，推断这条石梯道是连接沿岸朝拜佛像道路的石梯。”（见《乐山旅游文化》58页）

罗先生说的与石梯道连接的“沿岸朝拜佛像道路”是什么道路呢?

我们说，这是一条还没有被今人注意和重视的从篦子街口到大像脚边的沿江悬崖下的“江边道”。根据有四：

1、罗伯衡先生等人发现的石梯道，必然与通往大像脚边的道路相连接，否则这石梯道没有存在的必要。这通往大像脚边的道路绝不可能在龛窟左外侧，而必然在龛窟右外侧且与篦子街口相通。

2、在篦子街口南面的凌云山脚下江边，至今尚有像长条形平台似的有人工开凿痕迹的残存道路，大水天被淹没水中，枯水时稍露尊容，曾经还有人走到那里去钓鱼。这残存的道路最初作何用呢?就是让人从这里走向大像。也就是说，它是通往大像脚边与石梯道相连接的道路。否则，最初人们没有开凿它的必要。

3、凌云寺创建于唐初，到凿造大像时已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一百年间及其以后若干年，去凌云寺的人是走哪条路上山的呢?

大诗人岑参于大像凿成前三十五年（768）在《登嘉州凌云寺作》中写道：“搏壁跻半空，喜得登上头。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岑参说他盘旋于悬崖峭壁、跻身于半空之中，好不容易才爬上山头，看见宽阔的宇宙和三江激流。可见他是从盘旋于峭壁的“路”登上山的。这“路”一定不是现时登凌云寺从山腰间走上去的较平缓的路（我们将它称之为“山腰路”，以便同前边说的“江边道”相区别）。那会是什么路呢?那应当是从“江边道”走到凌云寺前面然后盘旋而上的“路”，类似于今之“九曲栈道”。这个推论，可以从唐大历（766—779）诗人司空曙《题凌云寺》诗以及南宋陆游《凌云谒大像》诗、范成大《凌云九顶》诗里找到依据。

4、范成大诗中有“万龛”，而司空曙的诗中也有“万龛”。他们说的“万龛”在何处?在篦子街口与大像之间的凌云山面对嘉州古城的临江崖壁之上。明人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也说：“凌云山与嘉州对岸，石壁镌千佛。”清人邵銞诗句亦云：“但见诸天妙相依岩凸”（《大佛崖》），说明他也看见了万龛佛像。

这段镌有“千佛”凿有“万龛”的山崖，后人呼之为千佛崖。现在泛舟江上，尚可观察到在草木间或隐或现的依稀龛窟和佛像。周俊其先生的《乐山凌云山千佛岩奇观》记叙说，现还能看清龛形和残存佛像的有75龛，其中书法碑、菩萨护卫碑等碑刻四龛，巨型“经幢”两龛，佛像68龛，每龛佛像多少不等。佛龛大小不一，大致分三层平行排列，巧妙穿插，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造型生动，是一巨幅石刻佛像长卷。佛像体态丰满圆润，神态自然，形象生动，具有典型的唐代造像风格。这幅长卷首尾各有高大精美的“经幢”，前、中、后三段佛像的布局有主有次，又有意突出中心佛像。这说明其镌刻之前是经过统筹规划精心设计的，并非随时随意地无序地凿成。

唐人为什么要在这段崖壁上镌刻这幅巨型石佛长卷?这是因为这段崖壁下有条通往大像脚边的两三丈宽的岩石平路（当然经过人工加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边道”。其目的是让礼佛的人们经过“江边道”时，观赏众多佛像和烧香拜佛，逐步进入佛的境界。

既然唐至南宋一直存在这条“江边道”，人们又必经这条“江边道”上凌云山，韦皋碑文镌刻在那块悬崖峭壁上自然就不奇怪了——人们沿“江边道”走来，必然看见这通巨大的摩崖碑，感兴趣者又必然驻脚抬头阅读。读完碑文再跨前几步即见伟岸的大像，定会惊叹不已。

这就是摩崖碑要镌刻在那块峭壁上的原由。

三、关于韦皋摩崖碑的“失踪”

在宋人文字中，有关于韦皋摩崖碑的记载，表明摩崖碑确实存在。如，王象之《舆地纪胜》：“韦南康大像碑在凌云寺大像之左。”祝穆《方舆胜览》：“皋有《大像记》。”赵明诚《金石录》卷九中1660碑目载：“《凌云寺石像记》。”张邦基《墨庄漫录》：“《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

按王象之说碑在大像之左，不准确。而张邦基的记载则不仅说明碑文的撰者和书者，而且对碑和字作了评价。张邦基当是颇有造诣的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他本人却没有获得该碑拓片，而仅在潘处见之，可见其拓片之珍稀可贵。某先生说该拓片“两宋以降广泛流传”（《乐山大佛史迹考辨》95页），怕是有些臆断。这也旁证了两百年后的魏瀚不可能据拓片重镌碑。

南宋以后，即不见明确记载韦皋摩崖碑存在的文字，而整个元代几近一百年则无有关大像和韦皋碑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

至清代，王士祯于康熙十一年（1672）十月初二游览凌云寺时，特地寻觅韦皋原碑，但“寻之不可得”（《蜀道驿程记》）。此后嘉州各《志》均记道：“此碑渔洋寻之不可得，盖毁已久矣。”只有张洲在《游凌云寺记》中记道：进山门“东折见韦南康大像碑”。但他所看到的并非韦皋摩崖碑。据所记碑之位置，当为魏瀚重镌之碑。

韦皋摩崖碑怎么会“失踪”呢?还是从古人的记述说起吧。

明人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在述说凌云寺之辉煌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环境之后，又指出它被“元兵毁”。范醇敬《凌云寺志略》亦说“元时寺废，国初重建。”此二人的记载当是可信的。

清乾隆龙泓寺僧性海《龙泓寺移修碑记》说：龙泓寺“开创自宋，洪武中重建”。这表明宋开创之龙泓寺亦在元代毁圮。此亦可作凌云寺“元时寺废”之旁证。

据元史记载，宋元之际发生在嘉州的战事历时约三十年之久，且大多以三龟九顶山一带为主战场。在这么长时间的惨烈的战火中，凌云寺、龙泓寺的僧人不逃光才怪。两寺建筑包括用以保护大像的大像阁被元军视为“敌之工事”而加以摧毁，是完全可能的。

元末卜兰奚《嘉定路便民情事迹记》记载：元至正七年（1347）“夏四月，不雨，四民惊惕”，嘉定府路同知塔海听说“龙湫特灵异，乃斋沐精专，走一舍许，其蹊径狭隘，林薄蔽天。屏驺从，披荆棘，攀竹树以上。既祷瓶水而回，置龙君行祠。越翌日，大雨沾足，穑乃有秋。”

塔海“祷瓶水”的龙湫（即龙潭）是否在凌云山上呢?查距嘉定府路衙门一舍（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许的范围内，除凌云山“上有悬瀑下有深潭”外，难以找到类似的环境。再者，所有现存之嘉州文史资料亦未说除凌云山之外还有何处有龙湫。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塔海“祷瓶水”之龙湫是在凌云山上。

这样，卜兰奚的记述就告诉我们两条信息：1、其时登凌云山太难，无路可走：2、直至元末，凌云山仍然荒芜不堪，寺庙并没恢复，也许连一个僧人也没有。

元兵毁寺，使凌云寺元气丧尽；明初虽重建，但一直无法恢复唐宋时之盛貌。

明初知嘉定府的李习有诗曰：“僧房寂寂无人迹，满地落花春又过。”（《凌云漫兴》）这表明进入明代，凌云寺依然“无人迹”，呈现一派凄凉景象。

安磐诗曰：“绀殿千层零落尽，寺前唯有放生碑。”（《凌云寺》）任伦诗曰：“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题大佛像》，诗句针对大像而言）陈于陛诗曰：“肘间苍树立，……云藓生衣湿……”（《凌云寺》，诗句亦针对大像而言）这些诗句表明至明中后期，凌云寺依然景象凄凉。

明初重建凌云寺后，人们从哪条路上山呢?还是先看古人的记载吧。

范醇敬《凌云寺志略》说：“……寺麓有唐放生碑。循石磴而上，有雨花台，有兜率宫。山门曲转，为殿三层……”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说：“取渡保平，有龙泓口、八仙洞，历东山寺，逾岭而下，过普济桥，面托塔天王有放生碑在焉。纵步而上，路经峭壁，垸挺幽坦，似浮水上。有兜率宫、雨花台……”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说：“既登岸……草深石滑，登顿甚苦。二里许，泉流夹道，石壁书‘凌云第一重’五大字。上下山谷间，草露沾衣，泥中虎迹交错于路。又四五里，始及山门，门内有唐放生碑。峭壁下垂，石磴千折；江声澎湃，起于足下。壁间多前人题字，有大书‘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方象瑛《使蜀日记》说：“或言凌云山之胜，棹舟乘雪登之……东坡诗‘载酒时作凌云游’是也，今石崖刻‘东坡载酒时游处’七大字。”张洲《游凌云寺记》说：“……有唐放生碑，自碑左转右，步磴南上，半岩镌诗歌殊众，顾苔藓蠹蚀，可读者什一而已。前数武雨花台，为凌云山门……”陶澍《蜀輶日记》说：“遂舍舆而步，稍及山腰，曰潮音洞，竹树蒙密，水声殷脚底，甚壮。路至此颇夷然，率刳石腹缭绕而行，外栏以石，上覆如厂。悬崖镌‘东坡载酒时游处’七字；又有‘集凤峰’三大字。”（方、陶二人均将“苏东坡载酒时游处”八字误记为七字）

上列明清两代古人文字中涉及之雨花台（今台已不存，仅存崖刻“雨花台”三字）、兜率宫（为明代开凿，内有弥勒像一尊）、崖刻“苏东坡载酒时游处”（明崇祯时嘉州知州郭卫辰书）、崖刻“集凤峰”（清乾隆十七年进士顾光旭书），均在今登凌云寺的“山腰路”上。

由此可知，明清时候，人们上山已不再如唐宋人那样走“江边道”经过韦皋摩崖碑下至大像脚边，再跻盘旋之石磴而上，而是走“山腰路”上山。

为什么上山之路改变了呢?我们推想，“江边道”的岩石平路并没有一直延伸到大像脚边，在山崖极险峻处可能有一段木栈道衔接两端。我们曾在一张枯水天拍摄的照片上看出在一段崖壁上有一些方形孔，估计就是为木栈道楔木桩而凿的。元兵毁寺时亦将这段在宋军拒敌中起过作用的木栈道烧毁。或者在极险峻的悬崖处有一截危险的岩石路，因自然之力而坍塌了，“断”了“江边道”。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床慢慢升高而抬高了水位，逐渐淹没了“江边道”的岩石平路。因此，人们不得不另辟上山蹊径。这就是改变上山之路的缘故。

至于水位升高淹没岩石平路，这是有旁证的——大像右侧临江之摩崖力士像下有一汉代崖墓，如今在枯水天可见其半没于水中。可是汉代造墓是绝不会造在可被水淹的地方的。由此可知水位的确在逐渐抬升，而且自汉以来抬升了不少。

因为上山路线改变，即使人们经九曲栈道上下而与韦皋摩崖碑擦肩而过（九曲栈道正好与摩崖碑比邻，但碑面西临江，而道面南，为一夹角的两面），却再也不能看到韦皋摩崖碑。时间一长，加之有元代百年左右的空白期，人们就再也找不到韦皋摩崖碑了。

这就是韦皋摩崖碑“失踪”的前因后果。

后记：本文（节选）是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伍中一先生的提议和鼓励下撰写的。伍中一先生还将他宝贵的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作者使用。在此，特向伍中一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退休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