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俗姓贾，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于雁门楼烦的一个仕宦家庭。雁门为古郡名，在今山西省北部。楼烦为古县名，其具体位置，目前史学界有三种说法：一说在今山西神池、五寨二县境内，一说在今山西代县，一说在今山西静乐县西南。
慧远幼年即喜读诗书，颇有文才。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他十三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熟读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等儒家典籍，尤精通《老子》和《庄子》。据南朝刘义庆（403-444年）所着《世说新语·文字篇》记述：慧远四十岁时，曾致书殷仲堪云：“《易》以感为体”，用一个“感”字，提示了《周易》所讲的宇宙万物互相联系的哲理，颇具辨证法思想。
东晋之世，内忧外患频仍，社会极度动乱。永和十年（354），慧远欲渡江东，跟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名儒范宣子隐居学经，但当时中原大乱，南路阻塞，未能成行。稍后，他又与其弟慧持（337-412年）前往太行恒山，皈依一代宗师道安（312-385年）。道安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热心传教者，同时又是我国僧伽制度的创立者。道安之前，中国僧人出家后，多随师姓，道安认为师莫如佛，僧人应一律以“释”为姓，并率先以身作则，此后全国风从，以迄于今。慧远对道安极为推崇，他听道安讲《般若经》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从此他便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尽年”，勤诵精思，研习不辍。竟至贫旅无资，粗衣常敝。道友昙翼，知其不凡，常予资助。
慧远对道安宣扬的大乘般若学，理解甚深，并善于用老庄思想来解释般若学。升平二年（358），他甫满二十四岁，便开始登座讲经。一日，他说法时，有听众与之辩难，“往复移时，弥增疑昧”，他乃引《庄子》为譬喻，使对方疑解心服，受到道安的称赞。道安反对“格义”（指用儒道俗书比拟佛教义理），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却特许慧远可以用佛教经典以外的杂书来比附说明佛学理论。道安常常感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佛法在中土，将因慧远而得到更好的弘传！）。
作为道安弟子中的执牛耳者，慧远于兴宁三年（365），为避兵燹，与其师及师兄弟五百余人南下襄阳，立檀溪寺，铸造佛像，一住八年。宁康元年（373），苻坚围攻襄阳，道安为梁州刺史朱序（？-393年）所拘，不能得出，乃分散徒众，或西上巴蜀，或东下江南，大弘正法。慧远离师到了荆州（今湖北江陵），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在今广东博多、增城二县境内），太元六年（384），他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其南面的庐山北临扬子江，南濒鄱阳湖，山水秀丽，幽雅清静，不禁心生眷恋，乃变更初衷，驻锡于此，大弘莲宗。从此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平时经行、送客常以虎溪为界，直至老死，首尾达三十五年之久。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有近一半的岁月是在庐山度过的。庐山，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这时，慧远已经四十七岁了，名驰南北，普遍受到敬重，是东晋后期公认的佛教领袖，他也广泛结交名士高僧、朝廷大臣以至皇帝。慧远南下是迫于政治形势，但到庐山却多少带有偶然的成份。先是，他与师兄慧永说好，一起去罗浮山修行，慧永先行一步，慧远随后赶来。岂知，慧永到了庐山就不走了。太和二年（367），江州刺史陶范为慧永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建造西林寺，供其驻锡，慧永在这里一直住到八十二岁时（414年）死去。慧远初到庐山时，在西林寺旁筑了间“龙泉精舍”居住，两人都不再提去罗浮山的打算了。庐山，已经深深吸引了他们。
由于西林寺比较狭小，龙泉精舍也很简陋，不利于讲经弘法。太元十一年（386），慧永乃请江州刺史桓伊在西林寺东为慧远建了座东林寺，“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名寺名僧，相得益彰。慧远还在东林寺造了座佛影台，“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图写；色凝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暖，若隐而显。”慧远还作了篇《万佛影铭》，文辞优美，音韵铿锵，句式工整，对利用佛像来阐发佛理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全文如下：
“廓矣大像，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
回晖层岩，凝映虚亭。在阴不昧，处暗逾明。
婉步蝉蜕，朝宗百灵。应不同方，迹绝杳冥。
茫茫荒宇，靡劝靡奖。淡虚写容，拂空传像。
相具体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
感彻乃应，扣诚发响。留音停岫，津悟冥赏。
抚之有会，功弗由曩。
施踵忘敬，罔虑罔识。三光掩映，万像一色。
庭宇幽蔼，归途莫测。悟之以靖，开之以力。
慧风虽遐，维尘攸息。匪圣玄览，孰扇其极？
希音远流，乃眷东顾。欣风慕道，仰规玄度。
妙尽毫端，远微轻秦。托彩虚凝，殆映霄雾。
迹以像真，理深其趋。奇兴开衿，祥风引路。
清气回轩，昏交未曙。仿佛神容，依稀钦遇。
铭之图之，曷营曷求。神之听之，鉴尔所修。
庶兹尘轨，映彼玄流。漱情灵沼，饮和至柔。
照虚应简，智落乃周。深怀冥托，宥想神游。
毕命一对，长谢百忧。”
慧远还与慧永、刘遗民、周续之（此二人原是玄学家）、雷次宗（386-448年）、宗炳（375-443年）、毕颖之、张野、张诠等学者居士一百二十三人于东林寺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这一故事，唐中叶后演化为十八高贤结白莲社的传说。慧远大力提倡净土法门，后世尊其为莲宗始祖，尊东林寺为净土宗祖庭。当时名僧多聚居庐山，四方清信之士，亦多望风来集。
东晋重臣桓玄（369-404年），安帝时（397-401年）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荆州等八州军事，威震一时。他与慧远有过交往，深慕其为人，曾致书劝其罢道从政，为慧远所谢绝。元兴元年（402），桓玄自长江上游的江陵起兵，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元兴三年（404），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他取得政权后，下令甄别僧侣，加以裁汰，***“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导致庐山成了当时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
桓玄又欲令沙门一律对王者跪拜敬礼，先写信给慧远，征求意见。慧远坚决反对，除回信提出异议外，又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一曰《在家》，谓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指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如父子、兄弟、姐妹等）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谓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玄根（玄妙之根性）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近开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在宥生民矣（对天下百姓实行无为而治，使其自然发展）。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顺化》，谓返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涅盘）。故沙门虽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体极不兼应》，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咸异，终期必同。故虽曰道殊，所归一也。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尽神不灭》，谓神识驰鹜，随行东西也。”（引自梁·慧皎撰《高僧传·慧远传》）
桓玄读了慧远的复信及《沙门不敬王者论》后，终于感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这场论战，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慧远辩驳技巧之高。
慧远的着作很多，据《高僧传·慧远传》所载，计十卷，五十余篇，今多散失。现存主要着作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与隐士刘遗民等书》等。这几篇重要论文，主要收集在梁·僧佑（445-518年）所编辑的《弘明集》以及唐·道宣（596-667年）所编辑之《广弘明集》中。
慧远从道安受学，长于般若，其思想属于般若学的本无派。早在荆州时，他就根据师义破斥道恒所执之“心无”说。道安运用三国时代魏国玄学家王弼（226-249年）的“贵无说”来宣扬般若学，说：“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见《名僧传·昙济传》。实际上，《船若经》的根本原理就是“空”）所以被称为“本无派”。慧远继承和发挥了道安的佛学思想，提出了法性不变论，又着重发挥了“三世报应”和“灵魂不灭”的理论。
慧远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见《高僧传·慧远传》）至极，指最后的宗极，这里指摆脱生死轮回的涅盘境界，又称为佛性。体极，指体认、证悟法性而进入涅盘境界。这句话的意思是：佛性（至极）是不变的，永恒的，要得到这种涅盘境界（得性），必须超出世俗的见解和脱离世俗的生活去体认佛性，以它为根本。
当时，《大般涅盘经》尚未译出（昙无谶译出《大般涅盘经》是在慧远圆寂五年后的421年），“涅盘常住”的教义还没有传入我国。被誉为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两大巨匠之一的鸠摩罗什（344-413年）读罢慧远宣扬“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的《法性论》后，赞叹道：“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慧远对于佛教视为宗极的涅盘，理解为“生绝神冥，形尽神存”的境界。所谓“神”，即是精极为灵，不能定其形状，穷其幽致，因此也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
慧远在《三报论》和《明报应论》中，发挥了佛教“因果报应”的人生观点。他认为，众生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的恶果，都是起因于无明和贪爱。即是说，每个人遭遇的恶果，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什么外在的主宰者。他把因果报应分成现报（现世受报）、生报（来生受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是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后报（二生、三生以至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一世为一轮回，所以又称为三世轮回。要摆脱三世轮回，惟有皈依佛教，去掉无明和贪爱，进入离苦得乐的涅盘世界。慧远以罪福报应导俗和以禅观念佛入真的见解，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在形神观上，慧远主张“灵魂不灭”论。他认为灵魂能推动万物的变化，万物可以消灭，而灵魂却不会消灭。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这就是说，灵魂是无生的，妙尽无名的；但它能感应一切生物，使之发生变化。当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仍然存在。既然灵魂不灭，那么，它是如何从前生的肉体转移到后生的肉体中去的呢？慧远认为，就象火传薪一样，“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人生由化而有，形和神虽各殊，而相与为化则浑为一体；然形不过是躯壳，而神却有暗中转移的作用。犹如薪不断烧化，成为灰烬，而火则从此薪传到彼薪一样。
把形神关系比作烛火之喻，原是东汉初期的着名学者桓谭（前23-50年）最先发明的。他用烛火之喻来说明形亡神灭的观点：“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也；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但他的论点，在理论上不够完善。慧远同样用薪火之喻来论证形亡神不灭的命题，在理论上却是无懈可击的，恰好弥补了桓谭在逻辑推理方面的缺陷。这和犊子部执胜义我为不可说法，虽执受五蕴而又有解脱可能之义很相近，显然是受了僧伽提婆在庐山译讲《三法度论》的影响。
晋代佛教，尤其是东晋佛教，已经摆脱了汉魏佛教那种对黄老道术和神仙方术的依附，开始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时期所翻译的佛经的数量，较前大增。佛教的大乘、小乘、空宗、有宗等各个不同体系的经典，几乎都在此时相继译出。这就为佛教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文献资料，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慧远不通梵文，不能从事翻译工作，但他对当时的翻经大德十分敬重。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今陕西西安），慧远即派遣弟子昙邕向他致书问候。此后十余年间，又经常用书信方式向鸠摩罗什请教经典和大乘教义，对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作了很高的评价。义熙七年（411），我国最早的《华严经》翻译者佛驮跋陀罗（359-429年，意译“觉贤”）与徒众慧观等四十余人由长安南下到了庐山，受到慧远的热情接待，并请他译出了修禅的专着——《修行方便禅经》二卷。当慧远了解到佛驮跋陀罗是由于误会被驱逐出长安后，就写信给后秦皇帝姚兴（366-416年）和长安僧众，为之解释并要求取消了判他为犯戒的处分，使所传之学继续在南方弘播，不受影响。由是中观、戒律、禅、教诸典及关中胜义，都仗慧远的热心护持而流传南方。
慧远是使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他强调因果报应，追求以此世缘结来世果，着眼于来世的幸福，而这来世不过是此世的延续，其精神是入世的。这是他对宣扬出世精神的佛教理论的发展。他的这套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内容，在民俗信仰中也影响深远。
慧远富有文学才能，是比较自觉地提倡以文学形式宣传佛教的人。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他说：“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喻，亦何必远寄古人？”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他指出其所选的念佛“篇翰”，非徒“文咏”，“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及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境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把文章与悟解合一，在文论上是个新见解。其所作《庐山记》七百余言，是一篇描写山水的优秀散文，也是我国最早描绘庐山风光的作品之一。他还写有《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浑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群。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
不过，史学界有人认为，《庐山记》和《庐山东林杂诗》不象是慧远的作品，而是道教徒的伪作，因有明显的道教徒口气。
慧远对于佛教事业，认真实干。《世说新语·规箴篇》说他“虽走，讲论不辍“。其弟子有不求上进的，慧远便启发他们，说：我是桑榆晚影，落日之光，照不了多远了；你们却应当象初升的太阳，随时准备发出光明。他不顾年高体衰，“执经登座，讽诵朗畅，词色甚苦”。一座弟子，无不为之感动，“肃然增敬”。
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阴历），八十三岁高龄的慧远在东林寺圆寂，结束了他辛勤弘法的一生。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临寂前，“大德耆年，皆稽颡（以额触地）请饮豉酒（用豆豉浸成的药酒）”，慧远因戒律不许而拒绝。又请饮米汁，他因过午不食仍拒绝。再请饮以蜜和水之浆，他乃命人查律典，看是否可饮？“卷未半而终……门徒号恸，若丧考妣；道俗奔赴，踵继肩随。”
浔阳太守阮侃，在庐山西岭为慧远凿圹开冢安葬，慧远的弟子，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谢灵运（385-433年）撰写了《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勒碑刻石。唐代大诗人孟浩然（689-740年）在其名作《晚泊浔阳望庐山》中写道：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僧舍近，日暮但闻钟。”
表达了对慧远的深深敬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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