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儒佛会通的净宗始祖

印光大师─儒佛会通的净宗始祖

陈秀慧

第二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7.12出版）

页185~201

华梵大学哲学系发行

本文全文由华梵大学哲学系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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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印光法师（西元一八六一～一九四O年）是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与虚云、弘一、太虚等并列为近代中国佛门四位大师。印光法师置身在近代中国国难、教难频仍，新旧交替、思想纷杂的时代，由一辟佛的儒者转身为一代佛门宗师，标举“克尽人道、专修净业”的主张，一本“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会通儒佛的教化宗旨，透过文字般若（师以书信接众）的启导与“平实、超拔、刚大、浑融”[注l]的人格感召，接引广大信众栖心净土。印师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在于以其精纯的行化，为重振中国宗教与文化树立了一个积极实践的典范。[注2]

“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注3]乃印师会通儒佛后，所洞见之儒佛关系，是以力倡“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注4]之说。张廷荣〈印光法师与中国宗教文化三型范〉中，推崇印师儒佛相彰之德量，可导引儒学佛教之正常复兴与开展，为中国宗教文化之新路奠基，而待吾人朝既定之路开拓！[注5]

本文旨在叙明印光法师由儒归佛之过程、探讨印光大师之思想主张、会通儒佛之理论基础与印师之弘化特色，期收以古鉴今、见贤思齐之效。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所研究的文献资料以印光法师的着作为主──如《文钞》、《嘉言录》、《文钞精华录》、《开示》、《法语》等。而以印师弟子所撰《永思集》、《画传》、《纪念文集》等为副，并旁及当代专家学者相关之论述。研究资料可说十分丰富，然因时间有限，加上作者本身学养之不足，难免有挂一漏万、论述不够深刻之憾！

贰、印光法师的生平

一、育教与世家

印光法师法讳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合阳赵氏子，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西元一八六一年），圆寂于民国廿九年（西元一九四○年），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合阳县乃商朝贤相伊尹的故乡（孟子曾赞美伊尹为“圣之任者也”[注6]）；师学名绍伊、字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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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取绍承伊尹以教化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义。师志切济世的胸怀，于年少时即见其端倪！父秉纲公德高望重，母张氏贤淑慈和；师家世德相承，素为乡里所推崇景仰。师排行老三，上有长兄从龙，二哥樊龙。

师幼承庭训，秉承勤俭朴实的家风，养成肃恭仁让的素质。师出家后“律己之严、作事之审、为道之笃、利人之宏”[注7]，实受其严良家教的影响所致。也因此，师于日后弘化开示中，特重家庭教育，尤其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曾有“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等卓见。师曾自言：“光未从师，始终由兄教之。”[注8]可见师的启蒙教育全由饱读诗书的长兄从龙负责，而师“颖悟异常、乡里父老争誉之”[注9]；先天的禀赋，加上后天严格的调教，奠定了师深厚的文字素养与渊博的学识。师日后以文字般若（书信）宏法度生，“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得力于家庭的长期培养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注10]

二、由儒归佛

师自幼随兄长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且深受程朱辟佛论的影响；后因罹患重病、参究内典，始悟谤佛之非，师于民国廿一年〈复邵慧圆居士书〉中言：“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注11]而于〈净土决疑论〉中亦云：“……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当年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方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注12]师与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蕅益，同样是“初依儒教，以圣学自任”[注13]，且都会激烈辟佛（蕅益大师曾作辟佛论数十篇），最后却都因闻正法而“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注14]断然归投佛门，成为一代宗师。光绪七年（西元一八八一年），师廿一岁，毅然舍家投终南山莲花洞，礼道纯和尚出家；居山修行，事无钜细唯师命是从。其间，师因读古德净土发愿文及小净土文，知净土法门乃末法时代出苦之宝筏，决志专修净土。

师剃度不久。为兄所获，以“必欲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则可”[注15]诱使师返家；碍于家法难违，师只得随顺兄意。返家后，即遭禁足的处置，并被兄长严斥一番：“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注16]。后俟兄外出，师乘机潜回终南山；随即奉道纯法师之命，远赴安徽参学。沿途留止于湖北竹溪莲华寺；师发心行苦役供养众僧，除担任知客外，还兼任柴头、水头。每日寺僧四十余人的用水及开水，皆由师一人自挑自烧。后因代理库头一职（类似仓库管理员），师于晒经时，偶然得阅《龙舒净土文》残本，更加确信“净土一法，圆赅万行、普摄群机”，遂毕生以之自行化他；后人有言：“净土法门得以中兴，实肇端于此。”

[注17]此外，师慎因畏果、诚敬笃实的个性，可从其担任库头时，因整理糖果食物，手黏沾气味者，不敢迳以舌舔，但以纸揩拭一例，得以窥其全豹矣！

三、、潜修密证

光绪八年（西元一八八二年）师廿二岁随莲华寺知客师同往陕西兴安双溪寺受戒，因师擅长文书，故戒期中缮写诸事，悉委由师负责。是时，师因写字用目过度，旧疾复发(师生甫六月即病目）；然师并不因眼疾转剧而怠职，“乃昼夜一心专念佛号；夜深人众皆睡，师复起坐念佛，写字时亦心不离佛，冥求加被。故虽力疾作书，仍能勉强支持。及戒期圆满，书写事竟，目亦痊愈”[注18]；师亲身证验念佛功德不可思议，益发坚定净土法门的行持。圆受具足戒后，师先归终南潜修念佛，兼研教典。光绪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师廿六岁至河北红螺山资福寺参学，该寺为净土宗十二祖彻悟法师所创建。四载参学中，师除随众念佛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并曾任“藏主”，遂有机缘得阅大藏经。师深得彻祖遗教之受用，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辍”[注19]，并于晚年增修《净土十要》时，将彻祖语录附之于后。

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九○年），师卅岁至北京龙泉寺担任行堂，盖效法古德“每于悟彻之后，陆沉贱役、潜修密证。自远于名闻利养之地，所以折伏习气、长养圣胎”[注20]。师以文人出家，躬行贱役，更显难能可贵！三年后（光绪十九年），师因襄助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人都请藏；事毕，应化老礼请，师乃留止法雨寺藏经楼精进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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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廿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师应众人恳请，宣讲《弥陀便蒙钞》一座；讲毕，即闭关两期六载。光绪卅年（西元一九○四），师四十四岁为协助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藏一事，再度入京；事后，仍归法雨寺藏经楼潜修。师出家卅余年，“始终韬晦，即名字亦不愿人闻知”[注21]，以期昼夜念佛，早证念佛三昧[注22]。“尝号常惭愧僧以自勖。盖本佛说以惭愧为庄严之意也”[注23]。而师“观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注24]的心语，正是师谦以自牧、敬以待人的具体写照。

四、法化无疆

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师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选取师文三篇刊登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莫不叹服，而不知作者为师也！继而，徐蔚如居士收集师文数十篇，先于民国七年刊行《印光法师文钞》；复于民国十五年，再刊印《印光法师增广文钞》。文钞中所收各文包罗世出世法，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末发处”[注25]。随着文钞的流通，法缘转盛，师应信众恳求，开始接受弟子皈依，法化无疆、遍及中外。师因机施教，“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使其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遵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注26]；正由于师之平淡、老实，见闻者咸获真正法益，更由衷佩服师之道风德行！

民国十五年，苏州灵岩寺真达和尚为重振道场风规，特商请于师。师乃手订规约五条悬于山寺，以垂久远；是为肇建灵岩为净土道场之奠基。复次，师更致力于显扬正法、辨明外道讹误，力挽末法时期邪、正不分之狂澜。师之信众弟子，传承师慈悲济世的胸怀，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兴办佛教慈幼院、组织监狱感化会、从事赈灾救济等慈善公益活动，无不全力以赴！民十九年，师七十岁转往苏州报国寺掩关，法缘日趋增胜；师虽掩关，弟子慕道请法者不绝于途，师为嘉勉彼等向道之诚，每于关中为彼说法。师于掩关前，曾嘱托明道法师创立弘化社，流通佛经善书；尔后，师更增订重刊《净土十要》、修订《普陀山志》；凡有助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之事，率皆精勤从事。

民国廿六年，抗战军兴，师顺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关房，弘宣净土法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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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年，师八十岁；该年农历十月底，师于关中略示微疾，待关照好真达和尚接任灵岩寺住持之升座事宜后，于十一月初四凌晨，面西端身正坐、蒙佛接引，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舍报。遗言真达和尚：“维持道场、弘扬净土，勿学大派头！”师临终前，仍谆谆告诫周遭弟子：“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

[注27]为道之笃至死不渝，诚一代祖师之风范也！师圆寂百日后荼毗，得各色舍利无数。弘一大师于《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中，赞美印光法师，生平不求名誉，他人百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灾难等。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尽力设法以保全之。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注28]并推崇印祖为“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注29]

参、印光法师的思想与主张

近代中国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重重劫难。“洪杨之乱而有毁像焚寺的厄难，戊戌变法而有庙产兴学的威胁，辛亥革命之后而有打倒迷信反宗教运动，及新潮流的排斥。北伐以后而有冯玉祥驱逐僧尼、掠夺寺产，唐生智枪杀僧徒，以及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种种迫害与排斥，层出不穷。”[注30]使佛教界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均饱受摧残。

印光大师生值国难、教难内外忧患交煎之际，置身新旧时代交替并东西思潮纷杂的局势，却能知己知彼，以真知灼见自传统文化中撷取精华，发挥契理契机的教化作用并以其精诚笃实的行持，感召万千生灵信愿念佛成为民国初年皈依徒众数量最多的高僧之一[注31]。陈荣捷于《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更肯定印光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力量的具体形成者[注32]，印师对中国佛教与文化的贡献，当与其传承明末四大师一莲池、紫柏、憨山、蕅益所相继倡导之儒释融合思想有关，而功成于身体力行之实践。禺人〈一个实字纪念大师〉文末云：“我们要认识大师一生得力，在一个实字。教人也是一个实字。”[注33]

一、思想

印光大师的主要志趣是在宗教生活，而非宗教哲学[注34]。因此印师着作中，较少专为探讨抽象义理之论述，大多是因众之请，藉事明理之书论，而所明之理又绝大多故根据儒家或佛家之说，不涉虚文、不尚玄谈，务以平实简洁为要，一以解惑利生为念！民国廿八年师圆寂前一年应外籍信众之请，自述其“主义及念佛教义”为：“对一切人，皆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劝。无论出家在家，均以各尽各人职分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人无贵贱，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间贤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圣，往生西方也。并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任人谓己为百无一能之粥饭僧。”[注35]此可谓印师会通儒佛、自行化他之心话，亦为印师之思想核心。

印师会通儒佛思想、专弘净土，实继承明末莲池等四大师所倡“对内则以融和禅、净、戒、教为一体，对外则以融和儒、释、道为一宗”[注36]之遗风。东初法师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推崇明末四大师倡导儒佛融和之思想，使因受宋儒理学家严厉排斥而退避山林的佛教得以开辟一新颖的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对当时教界为一大启示，更为日后三百年中国佛教思想提供了发展的纲要[注37]。而净宗祖师印光为民国以来倡儒释合一说的显着代表。后人赞颂印师为“接尼山鹫岭之传，得儒佛两家正脉。继梵天红螺而后，成净宗一代祖师。”[注38∵]

印师虽传承传统思想，可是观念却非一味守旧。民国十九年夏，倡导“整顿僧伽制度”之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法师至苏州报国寺参拜印师，并询问“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问题”[注39]，印师的回应并不一定固执己见；但当大醒法师进一步请教该如何进行时，印师却绝口不愿意指示，其背后的考虑是十分厚道的──印师末后对大醒说：“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注40]可见印师的无动于衷并非守旧而是不愿意因言僧过而自娆娆人。而印师于〈论现在僧伽制度〉文末云：“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需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致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庶不至颠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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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注41]更可看出印师具“与时俱进”之新观念，并以此为佛教能否继绝存亡之关键。从印师〈复安徽万安校长书〉：“贵校四语：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实为学道不易之宗旨。”[注42]我们发现印师不只维护传统文化之美，也不否定西学科技之用，此与现今华梵大学所主张之办学理念“人文为体，科技为用”之说不谋而合；而“人文与科技融汇”乃近几年来学术界所热衷讨论的议题，正可显示出印师的先见之明。

二、主张

根据前文所引印师之“自述”资料，可以“克尽人道，专修净业”二句代表印师自度度人的主张。“克尽人道。可开演为“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专修净业”则可开演为净宗十二祖彻悟法师所开示的念佛大纲宗：“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注43]印师每谆谆劝勉信众：应先克尽人道以为专修净业之本。〈与丁福保书〉：“学佛一事，原需克尽人道，方可趋向。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尝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久永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注44]是以要先“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注45]，人做好了，进一步念佛才能得到学佛的真实法益。印师的主张，在底下的这则开示中，有很具体的说明：“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各尽己分，不计他对我之尽分与否，我总要尽我之分。能于家庭，及与社会，尽谊尽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乡党，不能尽分。则心与佛背，便难往生。以自心发生障碍，佛亦无由垂慈接引也。”[注46]如此主张，在长期深受儒家重视伦常教化薰陶的中国百姓心目中，自然显得十分平实、亲切，故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接受，进而信受奉行！

《智度论》：“佛法贵行，不贵不行。但能勤行，纵寡闻，亦先入道。”任何信仰主张如果不能落实在身心性命的实践体证，便等同纸上谈兵，“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印师一生以身示教、言行一致，“不与人说做不到之大话”[注47]，并严词告诫弟子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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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做实事。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肯说”[注48]。复鉴于学道之士舍本逐末，不知躬行实践圣贤之道，徒以“记诵词章拟为进取应世之资”、“以圣人参赞化育之道，作为博取名利之艺”，导致这般读书人“心不知书义，而身不行书道。其作文也，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直使一丝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则绝无此等气分”[注49]。由此造成儒释具衰的后果，进而招来世道陵夷、人心浇漓的恶果！印师乃力陈“主教存诚。笃实奉行”的重要，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需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注50]印师曾作〈竭诚方获实益论〉，强调世出世法“学无大小，皆当以诚敬为主”；苟能主敬存诚、依教奉行，自然能感应道交，获实证之法益。〈致弘一大师书〉：“入道多门，唯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注51]对于言行不一，“诚在笔上，不在心上”

[注52]、“说的很热闹好听”[注53]的弟子，印师则痛加针锥，以免沦为儒佛之罪人”[注54]。“若或口说修持，心存不善。欲冒正人君子真实修持之名，适成其为机械变诈、无廉无耻之,真小人。本欲欺人，卒成自欺。……愿汝体光言，笃实做去。则圣贤佛菩萨，岂专在彼而不在我乎？”[注55]的爱之深、责之切，印师对于身系囹圄的信众，一本苦口婆心之悲怀不舍教化之缘。∵

芝峰法师〈纪念印光老人的老实话〉中，将印师声教广被全国，受到万千弟子景仰尊崇的原因，归诸于印师平生实行之功：“他的不虚伪、不迁就，岸然峻立。拒人好像唯恐不远，而慕道者却蜂涌云臻、围绕左右。老实念佛，是老人平素自行功课，也以此接引向往归依者。生以儒教修身，死以净土明心，这是印老人二而不二的法门。”[注56]并确信印师的思想主张，将透过“语练行简”、“富于情感”的文笔（文字般若）的流通，持续发挥精神食粮的作用[注57]。若仅以对光复后的***佛教界有巨大影响力、承袭并发扬印师思想与精神的李炳南居士（民前廿二年～七十五年）为例[注58]，便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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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峰法师所言不虚！

肆、印光法师会通儒佛的理论基础

张廷荣〈印光法师与中国宗教文化三型范〉（印师生西百周年纪念文），认为印师有关儒佛关系之言论，当为时立论最平允，最能促使“儒佛相成而各不损”，且因印师能将其洞察之慧解，付之于宗教德行的实践，故能为中国宗教文化奠立基石、支撑间架。[注59]本章试就印师所见之“儒佛异同”与“儒佛关系”，探寻其会通儒佛的理论依据。

一、儒佛之异同

（一）∵教化之宗旨

印师于〈儒佛一贯序〉文中，开门见山指陈：“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两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复生佛迥殊、凡圣各异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由是儒释圣人，各出于世，为之倡导，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溯流穷源，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功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注60]印师认为儒佛二家所宗之理体与修证之功夫。大体而言实无两样，所不同的是二者所阐述的教理与修证的境界，分别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别。

印师认为佛家以“觉”为体，而觉又分本觉、始觉、不觉。“本觉”乃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凡圣平等，无有高下，是为性德。“始觉”乃依本觉埋体起修，以斯除烦恼习气为称，工夫浅深、悟证地位则因人而异，是为修德也。“不觉”乃迷背本觉、随境生着，起惑造业，以迷为德，一切生死凡夫是也。印师以《华严经》所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注61]说明：“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者，本觉理体也。因妄想执着而不证得者，逆本觉而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也。离妄想则智慧现前者，顺本觉而修，渐至圆成佛果也。”[注62]

儒家方面，印师认为儒者以“诚明”为本。“诚”即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因有人欲之物，遂蔽而不现；“明”即明明德之明（动词）。欲明其明德，必须“主敬存诚、克己复礼”，庶几人欲之物无所容身，而本有真知得以全体显露。若与佛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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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诚”（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明明德也）。“物”即“妄想执着”；“格物”即“离妄想执着”；“格人欲之物，显吾心固有之良知真知”即“离妄想执着，得如来智慧”[注63]表列如下：

二家

对照项目

儒

佛

所宗教理∵诚（明德）∵本觉性德∵

明（明明德）∵始觉修德∵

物（人欲）∵不觉（妄想执着）∵

修持工夫∵格物∵离妄想执着∵

所证境界∵本具真知显现∵如来智慧现前∵

至于师所指儒佛∵发挥深浅之不同处为何？试依据〈儒佛一贯序〉与〈续正学启蒙三字颂齐注序〉分述如下：

1.∵儒家：以经世济民为修学目的，“故其说法注重伦常，于心性极致，不过略示端倪而已！[注64]复次，儒

者多主于事相，未致力于悟明心性之根本要务[注65]，是以于儒先圣人之心法，无由一探究竟。

2.∵佛家：以明心见性为根本要务，不只注重伦常，于心性极致亦有底之发挥[注66]；含赅世间法与出世间法，

且对于断惑证真之道有十分透彻之阐释。

由于佛家在本体心性的修证境界，较儒家彻底而究竟，因此印师以为“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注67]，并强调“不知佛法，莫由知儒；不知出世之妙，莫由经世也。”[注68]更断言：“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注69]

（二）∵因果报应说

印师于〈标本同治录序〉言：“因果者，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约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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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约世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又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得诸子孙者，百千万倍。……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洪范〉乃大禹所着，箕子以陈于武王者，文末后五福六极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义，极其确切。”[注70]印师主张“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为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注71]惜世人不察，深受宋儒辟佛影响，以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佛教据以哄骗愚夫愚妇信教之用，实为无稽之谈[注72]，印师为辨讹显正，乃引述儒家经典，如《易经》、《尚书》、《诗经》所载、孔子之言并《春秋》、《左传》及正史中之资料，证明儒教圣人亦肯定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并以之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注73]

至于印师以因果报应为儒佛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所禀持的理由为何？在〈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中，印师有详细的说明。盖以吾人虽本具道德仁义之性德，然因习染深浅有别，天机深者自能遵循道义以尽人之分，而宿习浓厚、障蔽性德者，心所念、口所言、身所行，每与道义相悖，然由得闻福善祸淫之理，得见善恶报应之事，“未有不战兢惕厉，以自修省，冀其获福而免祸者”[注74]。故知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的证验，是以“提倡因果报应，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注75]惜自宋儒程朱以门户之见，驳斥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后，儒者皆不敢论说因果，以免受人非议，谓悖先贤[注76]，自此善无以劝而恶无以惩。迨至民国，“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以成杀父杀母，共妻共产之恶剧”[注77]，皆由于程朱破斥因果轮回之余毒！印师曾谓：“今日世道陵夷、人心陷溺，所以至于此极者，皆由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所致，因果之理不明，其近因虽受新学说之影响，而其远因实由宋儒辟佛有以酿成之也！”[注78]乱天下祸人类，乃自此开始[注79]。

而儒释因果报应说之差异何在？印师以为“世间贤人，语言简略。又且只说现生，及与子孙。至于生之以前，死之以后，与从无始以来，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皆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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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故识见浅者，虽曰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犹然不信因果报应。”[注80]相对地，佛教则详明三世因果善恶报应，其所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自是儒教圣者所未能及[注81]。

二、儒佛之关系

印师〈复安徽万安校长书〉：“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伦常心，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注82]虽然儒佛所重或各有不同──儒重“尽伦”、佛重“尽性”，然二者适可互补，以收相补相成之效。“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可说是印师置身当时中国文化危难之秋，所深切感悟之心话！[注83]〈儒释一贯序〉中，印师更肯定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功。[注84]

在〈四书蕅益解重刻序〉文中，印师指陈佛教自东汉传来中国后，至唐代而各宗皆备、禅道大兴，高人辈出随机施教，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俾孔颜心法，绝而复续。其用静坐参究，以期开悟者，莫不以佛法是则∵。故有功深力极，临终豫知时至，谈笑坐逝者甚多。∵[注85]此为佛教有助儒教究明心性之证。反之，“欲为真佛，需先从能为真儒始。若于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孝弟友恭等，不能操持敦笃，则根基不固，何以学佛？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岂有行悖儒宗，而能担荷如来家业，上续慧命、下化众生乎？”[注86]则为儒教有助奠定佛教修学基础之证。

印师肯定宋明诸子躬行实践诚意正心，足堪为儒门师表[注87]，但对宋儒掠佛家之美作盗铃计，却颇不以为然！印师认为程朱之所以辟佛，一则以其另在“义路上着脚”，实未曾真参力究、彻悟自心[注88]；一则以其拘于门墙之见、气量狭窄，于“窃取佛经要义，发挥儒先圣人心法”[注89]后，为期后学永世不闻佛法

[注90]，为恐后世学者推崇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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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1]，乃“横造谤议、陈其祸害”[注92]而对于宋儒驳斥佛教三世因果、善恶报应说，印师尤其耿耿于怀，于有关“辟程朱”之言论中，再三彰显其道毒，以之为世道陵夷、人心陷溺之远因。宋儒本拟藉辟佛卫儒，却未料因此自伤根本，而日趋衰微！[注93]

伍、印光法师专弘净宗之因与弘化特色

一、专弘竟宗之因

印师一生事弘净土，其与净土结缘之始，可溯及第一次在终南山出家，因阅古德净土文，如净土法门乃末世众生出苦之宝筏，乃生慕法之心；后来在湖北莲华寺得阅《龙舒净土文》残本，更加坚信净土法门为“圆赅万行、普摄群机”之殊胜法要，遂决志以之为自行化他妙道。后于红螺山资福寺领受净宗十二祖彻悟法师遗教，传承他力本愿念佛思想，并从而上溯明末蕅益、莲池两位大师的思想遗风，得以与历代净宗祖师的法脉相衔接。[注94]

除了上述经典依据与净宗师承外，印师本身于授戒期间因念佛而治好眼疾，与潜修密证时期实证念佛三昧的经验，对于其“唯净是崇”的主张，应当也有相当的影响！尔后弘化时，有感于末法时代去圣时遥，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舍“至圆至顿，最妙最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统摄诸法，上圣与下凡共修，大机与小根同受”[注95]之净土法门无由解脱。是以印师极力赞美净土之殊胜，以净土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注96]为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也[注97]。大醒法师〈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言：“他老无论遇到任何人请求开示，他只有一条大路指示给你──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注98]

二、弘化特色

在“克尽人道、专修净业”的主张下，印师表现出“会通儒佛”的弘化特色，大别而言有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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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伦常、慎因果

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后，儒家所重之孝弟忠信伦常教化，深深影响广大民众的道德观，而孔子学说类似于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以印师一则随缘普度，如经典所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一则善巧融通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注99]，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方便，令末世众生培植净业三福，致力于净业正因[注100]，庶几往生有分。而所谓“敦伦尽分”者，即笃守伦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亦即净业三福中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也。“闲邪存诚”者，即令人改邪归正，此类似净业三福中之“受持三归、深信因果、读诵大乘”也。“诸恶莫作”者，戒不行恶，此即净业三福中之“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也。而“众善奉行”者，即广行一切善，亦即净业三福中之“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也[注101]。印师每谆谆劝化须先“克尽人道”，才能如法“专修净业”。

印师以“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圣人以之治天下，如来以之度众生之大本。民国二十五年，印师于上海护国息灾法会，剀切呼吁“念佛吃素、戒杀放生，而深明乎三世因果之理”为救危国、拨乱世，标本兼治之法。并认为“舍因果而谈治国平天下，何异缘木而求鱼，吾未见其能有得也！”[注102]是以印师弘化时，每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理，务使匹夫匹妇人人皆明佛家“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三世因果之说，并儒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恶∵报应之理[注103]，以期天下之人“同皆知因识果，则贪嗔痴心不至炽盛，杀盗淫业不敢妄作。爱人利物、乐天知命。必地既已正大光明，则前程所至，无往不是光明之域！”[注104]

（二）重视家庭教育

印师认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在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中，又以母亲的责任为重。基于圣人所主“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的传统观念，主持家政者，多为女人。若女为贤妻良母，则能善尽相夫教子之事；子女受贤良母教影响，长大后必为贤善之人。印师又以周朝三位“圣母”为例，说明由于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孙三代女圣人皆能克尽相夫教子之责，故能成就周朝八百年之盛世[注105]。是以印师有“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之说，又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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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家操得一大半！”[注106]

印师强调教育子女，当从小在根本之学上着力。所谓根本者，即“孝亲济众、忍辱笃行”[注107]，培养善心、防止任性。印师提醒父母：“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

[注108]以身作则、家规严整是家门得兴的定理。而从小教导子女“因果报应”之理，使先入为主、习以成性，长大不至乖张，则是“淑世善民、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注109]

（三）∵勉居尘学道

印师一向不赞成人出家[注110]，若有在家居士向他商量出家之事，印师每劝阻之。印师甚至认为，在当时出家反而不如在家居士有益[注111]。综合印师所论，其勉励信众“居尘学道”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l、法弱魔强、善知识难逢

印师〈复杨树枝居士书〉：“以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处山林寂静之处，则有被打劫杀害之危；身在城市，又不免营营之人事[注112]。乱世之际，多以俗欺僧，出家反不若在家可以安稳修行。而自清朝初叶，皇帝停止颁给度牒、取消僧人考试后，随意出家之人日多，而僧人素质亦因此每况愈下。印师〈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今之为僧者，多皆鄙败无赖之徒。求其悠悠泛泛，持斋念佛者，尚不多得。况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注113]又〈复永嘉某居士书〉：“出家一事，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计。其下焉者，则无有生路，作偷生计。故今之出家者，多皆无赖之徒。致法道扫地而尽，皆此辈出家者为之败坏而致然也！”[注114]僧团之中缺乏真修实学之善知识切磋提携，则不如在家“克尽人道、专修净业”；虽不能大弘法化，但却可得自利利他之实益！[注115]

2、随顺伦常、免人讥谤

印师曾劝导慈亲不允出家，却固执己意想出家的周详铮居士：“身为人子，义当从亲之命。……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皆所能为。……但祈上遵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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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顺光心。随分随缘，自利利人。”[注116]是以在家修行，于亲于己皆有大盆；反之，若一意孤行、强欲为僧，则不仅上失高堂之欢、下遗兄弟妻室之忧，且会招来无知之人讥谤，谓佛教违悖伦常、有碍世道，令彼造恶口业、种堕落因。其损失不可谓不大！

印师作〈佛教以孝为本论〉，明示佛制出家必禀告父母，且必须是父母有兄弟子侄托付孝养，才可提出请求。提出后，又必得父母亲同意才行，否则不许剃度[注117]。可见佛所制之法亦不违伦常！

3、僧材超格，非常人所及

古德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及！”盖因出家系“出小家入大家”，以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为己任，苟非“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法道以利众生者”，则无力承担此大家当！[注118]印师认为求出家者，首先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其次要有过人之天资。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方可剃度[注l19]。可叹举世滔滔，“上士如麟角，下士如牛毛”[注120]，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还不如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居士，较为实在。[注121]

印师鼓励信众以家庭为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为法眷；自利化他、口劝身率，使同归净土莲邦、永脱轮回之苦，做一名“戴法高僧、居家佛子”！[注122]

陆、结语∵

佛法真义贵在行，所谓“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印师“本弥陀之宏愿，修势至之法门，远绍匡庐而近继云栖中兴佛法者。一生专弘净土随处密护诸宗。晚年不出关而成教于国，而化被南洋。其唯一力量能卓然自立而广立一切人者，即基于现前一念之笃实修持，而具体表现于言行相应也。”[注123]印师一生行持之老实、说法契理之平实与应机接众之切实，诚为儒佛学人之最佳师范，果真能见贤思齐，则不只可免“觉于口而迷于心”之讥，而儒佛并兴之盛景庶几指日可期！

“儒佛二教，合之则变美，离之则两伤”印师对儒佛关系之平允看法[注124]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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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道、专修净业”之主张，不仅为时代文化之根本问题提出了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而其倡导之持名念佛，此一至简至易、至稳至当之净宗修持法门，则为中国人宗教信仰提供了一圆澈之大法[注125]。在宗教文化式微之际，印师发挥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儒佛思想之交融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初具深度。唐代佛门大师辈出，佛法大兴。宋代理学兴起至明代而盛，佛教则趋没落。清代以后，受新学风影响，科学昌盛，儒佛等人文学术皆呈弱势[注126]。现值科技高升、人文低落，人心道德败坏、天灾人祸丛生的时代，许多有智之士已孜孜致力于人文与科技整合融汇之研究，以为人类未来福祉之保障。儒佛两家皆蕴丰富人文思想，为现今人文与科技整合之珍贵资产。印光法师为近代会通儒佛之典范人物，不只是佛门之光，亦为吾中华文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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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一、释印光：《印光大师全集》七册∵（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年4月）。

二、释彻悟：《梦东禅师遗集》∵（香港：香港佛经流通处，1988年12月）。

三、泽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而》∵（台北：东初出腕社，1984年6月）。

四、释弘一：《弘一大师演讲全集》∵（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90年3月）。

五、释见正：《印光大师的生平与思想》∵（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2月）。

六、谢冰莹等：《新译四书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10月）。

七、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口月）。

八、王智益：《三个三分钟的现代佛学》∵（台北：二季出版社，1995年12月）。

九、黄纤华等；《中国佛教总论》∵（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元月）。

十、南怀瑾、徐芹庭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9月）。

十一、褚柏思：《中国佛学史论》∵（高雄：佛光出版社，1990年7月）。

十二、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台北：庄严印书馆，1976年12月）。

十三、于凌波：《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第一集∵（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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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释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印光大师永思集续编》册五（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年4月），页2708。

[2]∵同前注，页2720。

[3]∵同注1，〈印光法师文钞〉增广正编，册一，页325。

[4]∵同前注。

[5]∵同注1，页2723。

[6]∵见《孟子．万章下》，第一章。

[7]∵同注1，〈印光大师画传〉，页2794。

[8]∵同注1，〈印光大师永思集〉，页2398，

[9]∵同前注，页2370。

[10]∵释见正：《印光大师的生平与思想》（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2月），页16。

[11]∵同注8。

[12]∵同注3，页357。

[13]∵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台北：东初出版社，1984年6月），页20。

[14]∵语出陶潜〈归去来辞)。

[15]∵同注8。

[16]∵同注8。

[17]∵同注7，页2798。

[18]∵同注7，页2800。

[19]∵同注7，页2802。

[20]∵同注7，页2804。

[21]∵同注7，页2806。

[22]∵同注8，页2357。

[23]∵同注7，页2806。

[24]∵同注1，〈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册四，页1958。

[25]∵同注7，页2808。

[26]∵同注7。页2812。

[27]∵同注7，页2834。

[28]∵释弘一：《弘一大师演讲全集》（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90年3月），页81，82。

[29]∵同注8，页2371，

[30]∵同注13，〈自序〉，页l。

[31]∵同注8，页2435。

[32]∵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11月），页84。

[33]∵同注1，〈印光大师记念文集〉，册七，页256。

[34]∵同注32。

[35]∵同注8，页2390。

[36]∵同注13，页31。

[37]∵同注13，页18。

[38]∵同注8。页2567。

[39]∵同注8，页2442。

[40]∵同注8，页2442。

[41]∵同注l，〈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下，册三，页84。

[42]∵同注3。

[43]∵释彻悟：《梦东禅师遗集》（香港：香港佛经流通处，1988年12月），页3。

[44]∵同注24。

[45]∵同注3，页219。

[46]∵同注24。页1982。

[47]∵同注8，页2390，

[48]∵同注41，〈卷上〉，页192。

[49]∵同注3，页543。

[50]∵同注24，〈印光法师嘉言录〉，页1542。

[51]∵同注24，页2011。

[52]∵同注41，卷上．页192。

[53]∵同注52，页202。

[54]∵同注52。

[55]∵同注52，页193。

[56]∵同注8，页2433。

[57]∵同前注。

[58]∵同注10．页102，103。

[59]∵同注l，页2720，2721。

[60]∵同注3，页573。

[61]∵同注3，页574。

[62]∵同前注。

[63]∵同注3，页574，575。

[64]∵同注1，〈印光大师遗教摘要〉，册六，页7，8。

[65]∵同注3，页575。

[66]∵同注64，页8。

[67]∵同注3。

[68]∵同注66。

[69]∵同注3。

[70]∵同注24，页94。

[71]∵同注3，页719。

[72]∵同注70，

[73]∵同注3．页396，

[74]∵同前注。

[75]∵同前注，

[76]∵同注24，〈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页2110。

[77]∵同前注，页2111。

[78]∵同注1，〈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册二，页1354。

[79]∵同前注。

[80]∵同注3，页396。

[81]∵同前注，页396，397。

[82]∵同注3。

[83]∵同注1，页2722。

[84]∵同注3，页576。

[85]∵同注3．页467。

[86]∵同注24，〈印光法师嘉言录〉，页1639。

[87]∵同注64，页2。

[88]∵同前注，页1。

[89]∵同注78，页1348。

[90]∵同前注。

[91]∵同注64，页2。

[92]∵同前注。

[93]∵同注78，页1349。

[94]∵同注10，页51。

[95]∵同注3，页371。

[96]∵同注86，页1448。

[97]∵同注24，页1929，

[98]∵同注8，页2445。

[99]∵同注33，页26，27。

[100]∵同前注，页105，

[101]∵同前注。

[102]∵同注76，页2090，2091。

[103]∵同前注，页2093。

[104]∵同注24，〈印光大师嘉言录续编〉，页1788。

[105]∵同注76，页2096。

[106]∵同前注。

[107]∵同注86，页1642。

[108]∵同前注，页1640，1641。

[109]∵同前注。

[110]∵同注78。卷上，页938。

[111]∵同前注，页937。

[112]∵同前注。

[113]∵同注3，页45。

[114]∵同前注。页226。

[115]∵同前注。

[116]∵同前注，页240。

[117]∵同前注，页381。

[118]∵同前注，页45。

[119]∵同前注。

[120]∵同前注。

[121]∵同注1，页2714。

[122]∵同注3，页82。

[123]∵同注123，〈印光大师言行录序)，页2264。

[124]∵同注7，页2725。

[125]∵同前注。

[126]∵王智益：《三个三分钟的现代佛学．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之交融》（台北：三季出版社，1995年12月），页10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