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大塔
孔子和佛陀是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他们在“轴心时期”都充当着人类导师的角色。作为导师,他们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地教育着弟子,并各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将他们的伟大思想传授给弟子。我发现,他们的教育工作都是在与弟子进行“零距离”的平等交谈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师道尊严”的色彩。可以说,在他们那里,教育即交谈,交谈即教育,只是他们与弟子的交谈各有风格罢了。
一、孔子:“侍坐”交谈
《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其内容是这样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困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rdquo
所谓“侍坐”,是指在“尊长旁陪坐”。《礼记·曲礼上》曰:“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孔颖达疏:“谓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己必坐于近***之端,勿得使近***之端更有空余之席。”“侍坐”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圈内流行的弟子亲近先生的一种方式——弟子或一人或多人,到先生处坐坐,同先生聊聊天,唠唠嗑,并趁机向先生讨教一些问题;同时,先生也会借此机会“润物细无声”地教导弟子一番。总之,“侍坐”是一种十分自然、非常生活化的“交谈”场景。
让我们再返回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这显然是一个轻松自如的“侍坐”环境,因为当其它人在交谈的时候,曾皙(曾皙,字点)还在“鼓瑟”呢!并且我们还可以想见,其间肯定也还有笑声。交谈声,鼓瑟声,笑声,声声和谐。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孔子似乎只是一个旁听者,他不断地征询弟子们的观点:“求,尔何如?”“赤,尔何如?”“点,尔何如?”显得是那么亲切;而弟子们则侃侃而谈,毫不介意地“各言其志”,各抒己见,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末了,孔子也没有多加评论,只是说了四个字“吾与点也”,意即我赞成曾皙的看法。这“吾与点也”四个字看似轻描淡写,随口说来,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是这场“侍坐”交谈的落脚点。孔子没有直接指出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的错误或不足之处,最多也只是“哂之”(朱熹《四书集注》:“哂,笑也。”),但是“吾与点也”这四个字足以让他们回去反思好几天并且最终会是有所得的。难怪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要称孔子为“交流的大师”了。(郝大维、安乐哲着,蒋弋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28页。)
ldquo;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给人以充分的现场感,其实,《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诸弟子之间的其它问答也无不是在“侍坐”交谈中进行的,只是《论语》的编集者在记录它们时采取了“去现场化”的处理方法,只记录“侍坐”交谈的内容而不记录“侍坐”交谈的场景。可以这么说,在宋代“书院讲学”制度兴盛之前,“侍坐”交谈一直是儒家导师讲学并教育弟子的主要方式(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儒家系统之外的魏晋玄学家“坐而论道”的“清谈”也可以看作是“侍坐”交谈的一种变式。实际上,即使是在“书院讲学”制度兴盛的时代,“侍坐”交谈也还是作为“书院讲学”的辅助手段而在儒学圈内流行。这种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侍坐”交谈在唐朝宫廷中也非常流行,那就是由皇帝召集并在场聆听的儒、佛、道“三教谈论”。
二、佛陀:“启请”交谈
考诸佛经,佛陀教育弟子,对弟子说法,亦是取交谈的形式,比如《金刚经》便记录了佛陀在孤独园与弟子须菩提的一次交谈。这次交谈的起因是须菩提向佛陀提了一个问题,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惟然,世尊,愿乐欲闻。”(《金刚经·法会因由分》)
就这样,佛陀向须菩提谈开了佛法,其间须菩提还顺着佛陀的思路问了其它一些问题,佛陀也都一一回答。须菩提与佛陀之间的这种往来问答和相互交谈就构成了《金刚经》的主体内容。
表面上看来,《金刚经》中只是佛陀和须菩提两人在交谈,但实际上,在交谈的现场,同时还有“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听讲,这种情形很像现在电视中的谈话节目(比如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在交谈,而现场则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听。须菩提就像提问的主持人,而佛陀就好比被要求回答问题的特邀嘉宾。不但《金刚经》中是这样的交谈格局,实际上,绝大部分佛经也都是如此,只是提问的人和听讲的人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在《法华经》中,是弥勒菩萨、文殊师利等人提问,而听讲者则多达十几万人。
我们把佛陀与弟子之间的这种类似于电视谈话节目的交谈称为“启请”交谈,因为,按照《金刚经》,佛陀“饮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处于“默”的状态(所谓“默如佛”是也)只是由于须菩提的“启请”,就是前文提到的须菩提的提问,佛陀才“从三昧安详而起”(这里借用《法华经·方便品》中的话),开口说法,与须菩提展开交谈。佛陀只有在“启请”的情况下才开口说法,犹如一口稳重的洪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这就是佛陀的“启请”交谈。在“启请”交谈中,佛陀把须菩提当作平等的交谈对象,完全没有居高临下、唯我为是的导师架势,且看《金刚经·庄严净土分》中佛陀与须菩提之间的一段对话: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rdquo
ldquo;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rdquo
ldquo;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rdquo
ldquo;不也,世尊。&rdquo
ldquo;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提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rdquo
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rdquo
在这段对话中,佛陀心平气和地用佛法真理来开导和教育须菩提。从那句反复从佛陀口中说出的征询式的“于意云何”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佛陀“是在以商量的探讨问题的口气与须菩提说话,并在与须菩提平等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让须菩提懂得了佛法的真理,这完全像是一位负责任的有经验的教师在循循善诱地教导他的学生”。(陈坚《论佛的教育思想》,载《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版,第146页。)
如果说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侍坐”交谈显得比较生活化,比较随便,那么佛陀与弟子之间的“启请”交谈就显得比较仪式化,比较正规,因为既然是“启请”就得有“启请”的仪式,如在《金刚经》中,须菩提就是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的“胡跪”仪式下“启请”的。∵∵“启请”交谈后来在中国佛教实践中演变成了“请益”交谈,所谓“请益”,是指弟子有疑问而向大德善知识请教并从中获得教益,但“请益”必须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不是很随便的,至少也是“拈香请益”,如一位名叫修六逸的“禅人”,“素为生死心切,志求向上……拈香请益,(憨山)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为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禅人死关三年,其于放下身心,抖擞客尘烦恼,消磨习气,乃最初一步业已自信,但于参究生死病根,未能顿拔……”(《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见《乾隆大藏经》第155册,第373上。)大德善知识均因弟子的“请益”而对他作“开示”。
虽然“启请”交谈和“请益”交谈都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交谈本身却不是令人窒息的,这就好比电视中的谈话节目(前文已将“启请”交谈比作这种谈话节目),虽然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谈话本身却是引人入胜的。这里需要注意,仪式化的“启请”和“请益”不但表示弟子对导师,包括佛陀和一般的大德善知识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表示弟子在导师面前已完全没有了“我慢”,心已“空”,进入了随时接受导师教诲的心理状态。《坛经》(宗宝本)“机缘品”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僧法达,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按:惠能),头不至地。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rdquo
法达来向惠能“请益”,但是在向后者行礼时却“头不至地”,礼节做得不到位,惠能从中看出了法达有“我慢”之心,遂作偈语批评他。在这里,惠能不是非要摆祖师的架子让法达给他行佛门的标准礼不可,而是要借此让他舍弃掉心中的“我慢”。在惠能看来,弟子只有舍弃掉心中的“我慢”,他才能与其进行有效的交谈并使其获得佛法的教益。可见,在佛教中,无论是“启请”也好,“请益”也好,都是保证接下来的交谈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前提,所以,虽然“启请”和“请益”都是严格的有位次之分的仪式,但是“启请”和“请益”之后的交谈却都是在亲切融和、自由平等的氛围中进行的,都是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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