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之现代意义（韩焕忠）

佛教教育之现代意义

韩焕忠

《觉群》

佛教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其它社会现象或深或浅的影响。就现实而言，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佛教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政治保证，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佛教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便捷的科技手段，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活跃也为佛教教育的实行营造了气氛。佛教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兴隆受益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提出了“上报四重恩”的主张，对于国土庇护和众生供养的恩德时刻铭记在心，“知恩报恩”，要求信众以此作为自己精进修行的动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成为佛教教育的价值追求。同时，佛教教育的开展也会以其强烈的渗透性对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信仰佛教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在佛教信众的安顿身心、佛教文化慧命的自我延续以及社会人文风气的优化改良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

一、安顿身心

佛教教育具有安顿身心的作用，这是针对现代人的生活状况而言的。那么，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现代生活处处显示着繁华、富足和适意，透露着物质主义所散发出的诱人的光环。不错，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是非常丰富，所掌握的科技手段是非常发达，所得到的物质享受也是前无古人；现代人可以在斗室之内坐观天下风云，能够在旬日之间周游世界各国，可以改变季节的运行而随意地安排冷暖，能够跨越时间的限制而进行超前消费……然而，物质上的舒适、富足却没有带来心情上的轻松和愉悦，快捷的交通和资信设施也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的成功投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在各种各样的考核中保持优势而疲于奔命。当他们为自己的高知名度感动满足的时候，他们发觉与生活在身边的老婆孩子缺乏沟通，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左右邻居也都相见不相识。当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觉没有节制的饮食和没有规律的生活已经危及了他们的健康，他们已经无法摆脱对各种药物和保健晶的依赖。当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没有用了，被社会抛弃了，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和空虚感。更为严重的是，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问题，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存在，人们似乎进入了一种没有“可持续性”的恶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繁华的大都会没有兴起之前，以儒、道、佛三教并立共存为基本结构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中华民族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儒家重在安邦定国，故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儒家非常关注社会的治乱，具有经世济民的情怀，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期望在“化成人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成圣成贤的理想，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伟业。道家追求延年益寿、卫生保健，故而远托黄帝，中推老庄，近师天师、真人，主张自然、无为，强调全性葆真，长生久视，知雄守雌，柔弱谦下。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但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转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强调解脱、觉悟的价值取向也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赞同。三教各有所长，故而得以并立共存，三教各有侧重，因此可以相互补充。就这样，古代的人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精神空间。

佛教源远流长，文献众多，已经形成一座无比丰富的文化宝库，人们无论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深入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对自己的人生带来利益。佛教的般若之智可以帮助众生看透世相百态，看破滚滚红尘，走出迷惑颠倒的境地；佛教的佛性观念也可以使众生重视主体自我，勇于承担各项社会责任，以一种不计恩怨、不计报酬的出世心态积极从事利益他人的人世的事业；佛教的戒条及伦理观念可以完善一个人的人格，促进家庭、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佛教智慧和悬设的境界可以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等等，诸多的好处，难以一一条列。回到这个家园之中，接过这些珍宝，也许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身心有归、安稳“在家”的感觉，不再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而烦恼不已。

二、续佛慧命

佛教教育的开展，主要是以“现时态叙说”的方式进行的。其所“叙说”的古佛之道虽然都是过去的事情，但由于“叙说”本身是采取“现时态”的方式进行的，因此佛教作为“古圣先贤之道”也就具有了当下性，被置人到现时态的语境之中。就在这种古今视域的融合中，佛教教育引领着佛教努力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实现自身形态由古典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具体到中国佛教而言，这种适应包括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采取新的教化方式、回答和解决新的问题等多方面的内容。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努力适应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宗教活动，并积极寻求国家政权的理解、宽容与支持，这是佛教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当代住持佛法的佛教领袖、高僧大德尤其应该注意的事情。在这方面，佛教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佛教虽然是一种以出世解脱为价值取向的外来宗教，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国家政权。自东晋高僧道安开始，佛教界的精英人士就强烈地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此积极向国家政权靠拢，以“阴助教化”的方式争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国家政权的支持也成为佛教发展的增上缘，诸如佛经的翻译，僧众的管理，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以及众多大规模佛教寺院的建造，《大藏经》刻版、印行等，都曾获得过国家政权的参与和赞助。共和国建立之后，佛教界积极响应党和***的号召，建立各级佛教协会和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开展生产自给，积极适应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新形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存废及其执行情况就成为佛教法运兴衰的关键，而现代佛教的繁荣，包括各级佛教组织的建立，各种重大法事活动的开展，各项佛教事业的举办，都是在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之下进行的。佛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适应，一方面包含着佛教界对形势的学习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有关教理教义的积极调整，而这些都需要佛教教育的参与和支持。当然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课题，而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深人研究的现实性问题，佛教教育在这方面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佛教教育要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那么在“叙说”古佛之道的过程中，就必须釆用一些为“现时态”众生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现代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已经使社会成员普遍认为接受学校教育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佛教界在佛法传承上釆取佛学院形式的现实依据。现代电子技术的发达，已经使音像等制品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载体，所以佛教界也制作了大量的录音、录像等资料，作为普及佛教教育的拓展手段。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佛教界为此建立的数以万计的网站，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网络弘法事业。双休日、法定节假日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时光，佛教界的许多法事活动也改在这些日期里举行，双休日的佛学讲座成为弘扬佛法、教育信众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方式。为了使众多年轻人对佛教有一个亲身的感受，佛教界采用夏令营的方式，利用暑假，招募营员进行短期佛法修行的训练。为了更好地发掘佛教的现实意义，佛教界联合学术界的力量，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了众多的佛教研究学术刊物，出版了许许多多的佛学书籍。这些都是佛教在教育现时代的众生时，为适应现代生活的基本特点而采取的新形式。就在采取这种新形式延续旧有的佛教教育的同时，佛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自身形态的现代化，与现代生活有了更多的贴近。同样，佛教现代化也是一项未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佛教事业。现代科技在佛教教育和弘法事业之中还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佛教礼仪也应在保留“折服”、∵“尊重”古义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现时代的社会生活。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差距、族群矛盾、伦理失范、道德滑坡等诸多的问题。如果佛教不能对这些现实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则表明佛教只是一种古代的宗教，没有现实的意义。如果佛教给出的解释没有自家的特色，只是在重复他人的说法，则表明佛教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缺乏思想创造的能力。因此说，佛教作为一种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体系，必须基于自家特殊的教义，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方式和解决办法。佛教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担思想创造的重任，对这些问题给出佛教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而佛教的“依正不二”的理论在这方面也有巨大的解释空间。佛教认为，我们的这个人身，以及直接系属在人身之上的智慧、能力、相貌、品行等，都是基于我们自己造下的独特的业力而获得的“正报”，而我们生活的国土世界，环境状况等，则是基于我们人类共同造下的“共业”所获得的“依报”，“依报”和“正报”虽有主体与环境的不同，但环境与主体又具有相互塑造、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说“依正不二”。这就是说，我之所以是我现在的样子，这就要是我个人的原因，怪不得他人；环境之所以是这个样子，也有我的原因在内，不能全怪他人。这种理论既对相同环境中人的千差万别作出了解释，又对千差万别的人们居住在同一个环境之中作出了说明。同时以每一个人都承担责任的方式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唤醒人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控制欲望的自觉。∵“非典”肆虐时期，许多佛教寺院都举办祈福襄灾大法会，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慈悲的心情，唤醒迷梦中的众生，共同革除心头上对环境的贪婪之念，爱惜人类共同的“依报”——我们生存的地球家园。

通过对信众进行不断的教育和引导，中国佛教自觉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弘扬佛法和进行佛教教育中采取新的的方法，关注人类发展面临的世界性的新问题，使传承而去余年的佛法慧命得以延续，也使佛教的现实意义得到凸显，同时也为人类守住了一片广阔的精神空间，这可以说是佛教对人类文化的卓越贡献。

三、改良风气

佛教在教育活动中向信众灌输的平等、慈悲、忍辱等思想观念，可以平衡人们的心理情感，化解人际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形成祥和、愉悦、充满同情心的良好社会风气。

佛教从释迦创教起就与自然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佛教形成之前，古印度就有林中修行的习俗，所以印度上古典籍被称为

“森林书”，意即在森林中修行玄想而成的圣典。释迦出家之初，也曾有林中六年苦行的经历。释迦成佛，是在菩提树下。释迦转*轮的地方，如鹿野苑、祇树给孤独园、竹林精舍、灵鹫山等处，也都是林木葱茏之地。就连佛陀人灭的地方，也是在拘尸那迦城外的娑罗双树林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氤氲着祥和之气、浓荫匝地的茂密森林是佛教诞生和发展的助缘。佛教传人中国之后，出家修道的新风尚与归隐山林的旧习俗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佛教与山林溪泉的缘分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佛教的僧侣和信众，在山间水旁选择一些幽静的地方，建立起修行的道场，然后就以寺院为中心，穿渠引水，植树造林。中国佛教寺院之所以称为“丛林”，固然具有赞扬在此处修行成就的功德繁茂如林之意，同时应当也具有此地林木丰茂、环境清幽、适宜修道、必能获得成就之意。时至今日，掩映在古树名木的浓绿之中的古雅寺院点缀着祖国大好河山，成为中外游客驻足观赏的胜地。佛教寺院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一致，可以说为人类在地球上实现诗意栖居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为保护生态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佛教将全部的生命现象分为十类，即佛、菩萨、缘觉、阿罗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十法界众生，“众生”就是众多生命形式、生命个体的意思。这众多的生命形式、生命个体虽然有凡圣之别，高下之分，但在好生恶死上都具有相同性，在因果轮回面前也无一可以例外，也都具有获得最高成就，即成就佛道的可能性，因此佛教称“众生平等”，因此佛教将人类杀害其它生命以满足自己口体之欲的行为视为严重的“造业”。佛教的这一观念否认人类在宇宙中享有超越其它生命形式的特权，更否认人类具有随意处置或消灭其它生命形式的权利，堪称是人类对自古以来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重大突破。即便是今天世界各国采取立法措施保护野生动物，也大多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不杀生”戒律的严格持守，却是深入到佛教信众的骨髓之内，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所谓“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禁断肉食”等，实际上就寓有对生命现象的尊敬和重视。

佛教宣扬的慈悲观念有助于社会形成普遍的同情心理。慈能与乐，即给予众生快乐，悲能拔苦，即解除众生痛苦，佛教称叹的慈悲，实质上就是一种对众生普遍的同情心。佛、菩萨因有神通的缘故，直接就具有与乐拔苦的能力。但一切佛教信众，都应具有这种心愿，都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实施这一意愿。我们平时总希望自己的亲人都生活得非常快乐，没有任何的痛苦，这就是一种慈悲。这种基于一种血缘或生活的关系而产生的慈悲心，佛教上“生缘慈悲”，因受到生缘关系的限制，不可能广被他人，因此其利益的范围是有限的。由于工作等方面的原因，我们走出了狭隘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接触的范围不断扩大，我们衷心地祝愿所接触到的所有众生都能生活愉快，没有烦恼。这也是一种慈悲，这种慈悲的产生是基于工作关系，用佛教的语言可称之为“法缘”，因此称为“法缘慈悲”。这种慈悲普及的范围比起生缘慈悲来自然是大得多了，但一个人无论法缘多盛，结交多广，都会受到时空的制约，不可能是无限的。而佛教所倡导的慈悲，是一种“无缘慈悲”，即在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尽十方”、∵“遍法界”、∵“尽虚空”的一切众生，既包括天、人、阿修罗三善道的，也包括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的众生，都能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无忧无虑，没有烦恼。以这样的心情看世界，就会发现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值得同情的。试想，如果这种无缘慈悲的心情能够充满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之中就不会有杀、盗、淫、妄之类的丑事了。

佛教教育倡导的忍辱观念有助于缓和人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一种人，无论人们对他多么好，他都不会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反而以羞辱他人为乐趣。佛教认为，这种人孽深障重，不易教化，又造作许多的恶业，为此他们现世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承受牢狱之苦，甚至杀身之祸，来生还要在业力的牵引之下，轮回于恶道之中。那些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即便是蒙受了他们的羞辱，只要想到他们所要承受的报应是多么悲惨，就能真心原谅他们的过错，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改邪归正，祝愿他们早日改恶向善。这样，小的矛盾可以化解于无形之中，大的矛盾也不会积累起无穷的仇恨。

佛教教育的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如佛教对当下一念的重视可以促进人们的自觉意识，佛教严持戒律的思想可以培养人们遵纪守法和遵守公德的良好习惯，佛教自作自受的观念可以增强人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等等，不一而足，难以在此条分缕析。另外，佛教教育作为一种影响广泛、传承数千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从内容、形式、方法，到师资培养、师生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佛教教育的进一步开展，相信必定有更多的法界众生从中获得利益，佛教也会由此在维系世道人心、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上海玉佛寺《觉群丛书》之《佛教教育观》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