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华严》译者般若三藏法师故里考辨
王亚荣
般若三藏,天竺人,唐时人长安传法。隋唐时代,佛经翻译以长安及洛阳为中心,译事大盛,译师辈出,此起彼伏,各领风骚。般若三藏是四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者,以此而闻名后世。同时,在隋唐译经史上,他是最后一位大译师,所译出的《华严经》也是唐代译出的最后一部大部头经典。此后,隋唐译事衰微。
般若三藏为天竺北部人,对此无有异议。但究竟系天竺北部何处?则有两说:一云迦毕试国人;一云罽宾国人。甚至有认为是两人。这些都需要尽可能地澄清,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一
迄今为止,记载般若三藏行年事迹最全面也是最原始的,是圆照法师的《续开元释教录》和《贞元释教录》。前者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记载有般若三藏翻译《华严经)以前的事迹。翻译《华严经》的过程及以后的译传活动,则在《贞元录》中有记载。该书成于贞元十六年(800)。这两部着作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上接《内典录》和《开元录》,为研究唐代佛教之不可或缺者。惟书中原始资料堆积较多,有失剪裁整理,读者稍为疏忽便易生误解。书中称般若三藏为“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也,言罽宾者讹略”①,但行文中又处处有“罽宾三藏般若”之语。皇帝的诏书以及般若表兄罗好心等,均以罽宾般若称之,般若三藏本人也自称罽宾人。到底是迦毕试人还是罽宾人?无其他旁证史料,似不易断然判定。再加上这两部书编撰于般若在长安的时间里,或许在写作成书后三藏本人亦读过。贞元十四年(797)二月二十四日,《华严经》译毕进上,般若以“罽宾国三藏赐紫沙门”署衔。经本颁行后,也以“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②署名。因此,在一百八十多年后赞宁法师编《宋高僧传》,难以取舍,遂将般若三藏作为两人人《传》,一为迦毕试人,一为罽宾人。
《宋高僧传》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该书卷二有(唐洛京智慧传》:“释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桥答摩氏,北天竺迦毕试国人。”贞元二年,“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罽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宋高僧传)对两人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一在洛阳,名智慧,“北天竺迦毕试国人”。另一人,是长安的“罽宾三藏般若”。所以《宋高僧传》在卷三又立了“唐醴泉寺般若传”①:“释般若,罽宾国人也”。前者译了《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经》、《般若心经》;后者译了《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和四十卷本《华严经》。
另一个造成误会的原因与唐德宗、宪宗为般若所译之经写的序文有关。德宗《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序》和宪宗《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中,分别以“罽宾沙门般若”②和“罽宾三藏般若”③称之。贞元六年(790)七月二十五日,般若奉诏出使迦湿弥罗(Kasmira,今克什米尔地区),赐“三藏”名号。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在贞元四年(788)四月十九,所以两篇序文有“沙门般若”和“三藏般若”的区别。
这样一来,从德宗、宪宗的经序到《续开元录》、《贞元录》,再到《宋高僧传》,出现了般若、释智慧、般剌若、罽宾三藏般若、北天竺迦毕试般若等等异称。
二
般若三藏法师实为一人,释智慧、般刺若、般若等,仅为三藏法师梵名bjlm之音译与意译,不难明白。问题是迦毕试和罽宾。《续开元录》和《贞元录)言之凿凿,诚非空穴来风。因而不能不对迦毕试和罽宾进行分析,以明究竟。
迦毕试(Kapisa),又译作迦臂施,位于葱岭南,越其国即进入天竺本土。玄奘法师赴印求法人天竺和离开天竺均经此地,言其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一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教法。”①该国在犍陀罗(Gandhara)以西。隋代大译师阉那崛多是犍陀罗人,随师西向时,即经迦毕试而赴厌哒(Ephthalites)。迦毕试在今兴都库什山的南面,都城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六十二公里的贝格卡姆(Begram)。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和考古学家的勘察,该国的国境至少包括卡非里士坦(Kafxristan)的全部和葛尔班得(Ghorband)、彭赤什尔(Panjshir)两河流域。②
至于罽宾,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指今克什米尔地区,即古称的所谓迦湿弥罗国,在犍陀罗国以东。如需具体界定该国的范围,因为时代不同,有各种变迁,典籍记载准确的很少,所以只能根据具体的时代来研究。
迦湿弥罗为西域古国,与中土交往较早。汉代称其为罽宾:“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6魏晋南北朝因之,亦以罽宾相称。唐代罽宾的性质和地域与前代决然不同。自然,唐人是清楚的,圆照法师也明白,所以才指出“言罽宾者讹略”。但其中之细微区别后人没有深究,这才有了北天竺迦毕试般若和罽宾般若的分歧。造成这些误会有另外的背景,即唐与西域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九月二十三日,侯君集平高昌,置安息都护府,治交河。二十三年(649)二月十一日,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为都督。两年后,阿史那贺鲁叛唐,据有西域之地。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西域平,次年移安息都护府于龟兹。龙朔元年(661)六月十七日,于吐火罗道置州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之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州一百二十六。此十六国中,“罽宾国”即其一。设“修鲜都督府”,下辖十州。①盖这时大唐版图虽向西达到极广之程度,但勃律、犍陀罗等汉魏所称罽宾的范围并未完全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地理的因素。迦湿弥罗“山回缭之,他国无能攻伐”①,率属国足以自守。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位于天竺、大唐、吐蕃三方势力的交叉处,为一不稳定之地区,政治上比较敏感。大约因为这些缘故,唐统治者虽因“罽宾”的古称而置都督府,却设在迦毕试。
都督府之设实为不易。经数次反复才击退了西突厥,万里转输,极为艰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朝内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者。如狄仁杰上表,认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为不智之举,“绥抚夷狄,盖防其逸越,苟无侵侮之意,则可矣。”“请捐四镇,以肥中国”。③可见负担之重。但自汉以来,西域安则河西安,河西安则中原安。此成为明训,唐统治者不能免之。
三
清楚了以上背景后,才能明白玄奘法师在谈及迦湿弥罗时强调:“旧曰罽宾,讹也。”①以及道宣法师述及迦湿弥罗时释曰:“此即俗常传罽宾是也。莫委罽宾由何而生,观其图域同罽宾耳。”①所以,圆照法师在着作中对般若三藏的记载是准确的:“法师梵名般剌若,唐言智慧,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也。言罽宾者讹略。姓乔答摩氏。言瞿昙者讹略不正。颖悟天假,七岁发心,违侍二亲皈依三宝。时依大德,名调伏军。诵四阿含满十万颂,阿毗达摩二万颂,余又乃随师诣迦湿蜜。”③
这是圆照法师之叙述,并非抄引其他资料。文中先言明般若三藏之故里,指明迦毕试不能称为罽宾。“迦湿蜜”,即迦湿弥罗之异称。那么,下面要回答的是为何唐德宗、宪宗都称般若为罽宾人,般若及其表兄也自称罽宾人?
第一,这里所说的“罽宾”有虚称泛指的含义。
首先,于西域开疆土,分设都督府,虽有被动的因素,但毕竟为封建帝王最重视的文治武功之一。所以,尽管修鲜都督府所辖之地并未包括古罽宾之全境,但仍以“罽宾”称之。即所谓好大喜功者也。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虽设立了都督府,但该地区仍处于多方强大势力的交叉处,国小力弱,外部情况多变,内部关系复杂,附唐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吐蕃势力西进,该地区与中原联系时通时断。对于这些矛盾,唐朝廷无法很准确地把握。
再次,都督府为朝廷的绥抚机构,非完全之有效治理,与内地的地方行政机关性质不同。所以,名实是否相符,关系并不太大。
唐人对以上所述自然很清楚,官方场合都以罽宾称之。
附及,《宋高僧传》卷二有译《尊胜陀罗尼经》的佛陀波利,“北天竺罽宾国人”,译《大方广圆觉了义经》的佛陀多罗,也是“北天竺罽宾人也”。疑此“罽宾”,也属于泛称。如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悟空本姓车氏,天宝十二载(753)随使赴“罽宾”,至犍陀罗国。该国都为“尉宾东都城也,其王礼接唐使。”显然这里所指“罽宾”的范围也包括了犍陀罗。
第二,因罽宾有虚指泛称的含义,特别在置修鲜都督府之前,唐代高僧大德一般不采用此说,以免含混不清。
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几乎没有“罽宾”二字。此可为明证。两师均亲临其地,对国名与区域的认识,自非道听途说或望文生义者可比。显然不用“罽宾”二字绝非偶然。道宣《续高僧传》中也很少用此两字。如卷二有关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记载,此两人都曾在北天竺长期巡礼学法,必然涉足古罽宾之地域,但传记中仅出现犍陀罗、富留沙(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迦毕试、噘哒等。前所引道宣释“迦湿弥罗”曰:“此即俗常传罽宾是也。莫委罽宾由何而生,观其图域同罽宾耳。”“俗常传耳”,即大概言之之意,非实指,因此为诸公所不取。
第三,唐代长安僧人的西域地理知识远较一般人为高。西行求法,代不乏人,心慕向往者更不知有多少。
迦毕试为佛教盛行之国家,也是西行求法越葱岭人天竺的要道。《大唐西域记》记得很清楚,当为不少僧人所熟知。记述般若三藏事迹的圆照法师久居长安,为玄、肃、代、德四朝名僧,以擅长文史编纂见长,且久参译务。从不空三藏的译场开始,圆照法师即参加了译场工作。至德宗贞元四年(788)般若三藏奉诏设译场,圆照奉命为笔受。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四日开译《华严经》,圆照为惟一的一位笔受。所以圆照法师与般若三藏有多年合作的经历,应当对三藏的本国故里是了解的,明确指出般若三藏为北天竺迦毕试国人,“言罽宾者讹略”罽宾,“梵音讹略,正曰迦毕试。”②至于《续开元录)和《贞元录)中一再出现“罽宾三藏”之语,乃圆照所抄引的资料,因而一仍其旧。唐德宗与唐宪宗为般若三藏所译之经写的序文中称“罽宾沙门般若”或“罽宾三藏般若”,其“罽宾”,为高宗时代设修鲜都督府以后的习惯叫法。而般若之表兄罗好心和般若本人也自称罽宾人,无他,乃随乡人俗耳。
综上所述,般若三藏法师的本国故里应以北天竺迦毕试国为是。
(1995年“纪念应慈法师学术研讨会”发表,载《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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