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严宗与明惠之研究
北见吉弘
序
一、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
(一)日本的佛教
(二)中国的佛教
(三)日本佛教的特征
二、日本华严宗的发展
(一)东大寺系派之形成
(二)高山寺系派之出现
三、东大寺系派与高山寺系派
四、明惠的生涯
五、明惠之思想
(一)大欲心
(二)坐禅体得佛光观
(三)华严、密教一致之思想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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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严宗与明惠之研究
◎北见吉弘
序
在日本,《华严经》的流传,大致于西历七○○年之后,由唐道璇亲自传入,日本人从此认识《华严经》。之后,一位日本佛教徒-审祥,渡海到达中国,接受法藏的教导。归国后开始宏扬华严教,首次讲述《六十华严经》。由于信众的大力宣扬,华严思想渐渐盛行,并影响到朝廷。圣武天皇在七四三年(天平十五年)为华严宗建立了规模宏伟的东大寺。华严宗就这样依着朝廷的庇护而更扩大其势力,对华严教法的研究也跟着展开。
当时虽日本华严宗在朝廷的影响力已经确立,也为华严宗日后在日本的发展奠立了基础。但,就宗教之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普及于民间,使所有阶层的人皆能同沾法喜。虽然当时的华严宗为朝廷贵族所接受,但还未广泛流行于一般民间里。日本华严宗发展史上的一大转变,是在西历九○○年以后,华严宗分为二派之后开始的。其中,非主流派的高山寺系派,深受密教之影响,将华严的理论与密教的行法结合。结果,高山寺系派的这种华严思想形态,反而非常适合日本人的思想与情感,成功地普及于民间。一般而言,日本人的宗教自然观,有从“微小”的对象,体悟“无限大”的宇宙真理之倾向。像一支细小的花草,日本人认为其中就含有宇宙万物之所有。华严宗也有视“一即多”的宗教倾向,刚好与日本人的思想相契,而普遍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后来,慢慢与民间风俗融合为一。
本文试图透过对日本华严思想发展的研究,解***严在日本融合的情况。并透过中日华严教的比较,说明日本华严教的特微。然后,进而论述日本华严宗的发展阶段和其主要宗派(东大寺系派与高山寺系派)的性质。接着研究使华严教普及在民间的关键人物—明惠,及其人生背景和主要思想内容,以此来了解华严教与日本风俗融合的情况。
一、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
(一)日本的佛教
《华严经》的宇宙观,包括“无限大”与“无限小”两方面的特征,是总合时间与空间的差别观念所成立的。一般日本华严宗所注重的是在“无限小”之一面。日本人采用《华严经》必修观法之际,他们往往先把观点(意念)放在“无限小”的对象(宇宙万物中的一个小东西。如一支花草、一块石头、一滴水滴等)。日本人从这“无限小”的对象开始进行观察,而最后体悟到所谓“无限大”的自他一致的原理,以上是日本华严的特色,这与印度、中国完全不一样。印度《华严经》中对宇宙观的思想倾向,是注重“无限大”之一面。他们对人生观的解释,是倾向于“无限大”(整个宇宙万物为一体,超越时空的概念)。把自己生命扩大,扩充到整个宇宙自然之规模,在其中觉悟到不断循环生灭的原理。刚好与日本相反。
日本与印度之宗教,虽然其对宇宙界的解释,在基本观念上有如此的差别。但日本与印度之间有一个共通点。日本人与印度人,他们在信仰之际,都否定现实的自我存在,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万物生灭的一过程中。因此,日本人及印度人的宗教观,一般存在于超越死生之上,其主要目的是轮回转生。从其宗教倾向来看,日本(及印度)的宗教是强调现实界的虚无,其人生观是“超越”的。
(二)中国的佛教
中国人在宗教上的人生观是与日本不一样的。中国对来世(转生)抱持着一种消极的态度。中国人一般是把人生的重点放在现在的人生。
从古到今,中国宗教不能脱离道家思想的薰陶,佛教也免不了受其影响的。初期的中国佛教,为了传播方便和克服早期翻译佛经上的困难,不得不采用格义法而引用《道德经》、《庄子》等作譬解。庄子的宇宙观是藉由齐同万物而成立的[所谓(齐物论)],是一种总合大小、长短、自他、昔今、生死等相对观念的,否定经验知识、超越现实等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中国人在吸取《华严经》的“一即多,多即一”的想法之时,可能受其影响。老庄之学,就“物上不起执心”之义,与佛教谈不执着的观念相同,但在宇宙论方面,他们承认外物之实在,又与佛教完全不同。因此,中国人往往先把观点放在现实世界,执行超越有无的工夫。其主要目的是脱离现实人生的烦恼,以此消灭生、老、病、死等问题。在中国宗教历史上最执着死生问题的是道教,但是道教所讲的是“不老不死”之术。因此,中国人的宗教观,像道教、道家等所代表,一般是以现实人生为重点。换言之,中国宗教的“超越”,比较受到形骸的限制。
(三)日本佛教的特征
对于日本佛教的特征,常盘大定氏在《日本佛教的研究》中,举了三个特征(1)。据其研究,第一个特征是“以皇室为中心”。日本的佛教徒,往往重视国家甚于自己,重视客体甚于主体。由于国家为自己存在的一切,故宗教等都由国家的中心-皇室-所决定(华严宗原来是由天皇及朝廷的庇护而扩大其势力的。如果没有皇室作为后盾,在日本不可能奠定其基础的)。由于“重视客体甚于主体”,日本佛徒较容易把自己埋没在万物之间。
第二特征是“袓先的崇拜”。当然中国也有崇拜袓先的传统,但是中国崇拜的是有血缘的袓先。当时日本人所指的袓先与中国是不一样,他们崇拜的对象是包括所有的袓先,没有自他之别的。因此,这些教徒较容易脱离自我为主的执着,把自已与万物生灭融合,到达超越死生的境界。
第三特征是“‘实质’比‘理论’重要,‘单纯’比‘复杂’重要。所‘组织’的,必须在‘生活’中实践”。对宗教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民间普遍,使所有阶层人民接受。华严宗分为二派之后,非主流派的高山寺系派的明惠,他把华严的理论加以转化,以适应日本固有的风俗。明惠之教正具备了“实质”、“单纯”、“生活”的条件,才能与民间风俗融合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不是“组织”宗派,而是如何在“生活”上发挥其作用的。
二、日本华严宗的发展
(一)东大寺系派之形成
在日本,早在西历七二二年(养老六年)就有《八十华严经》的书写本。到七三七年(天平八年)中国唐朝道璇带来华严宗的章疏。同年,应良弁之请,新罗的学僧-审祥,在日本初次介绍《华严经》,于金钟道场讲了《六十华严经》。之后在日本慢慢流行华严派的讲经风气。日本佛教史中,华严宗的发展,良弁和审祥的贡献不少。
审祥曾经到中国一段时间,在中国他受了唐法藏的教导而精通华严的佛法。法藏既通晓《华严经》六十卷本(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且通晓八十卷本(唐实叉难陀所译),审祥有可能把这两种译本皆传给了日本华严宗。审祥归国后,在袓国开始布教而成了日本华严宗的鼻袓。以后,他接着把华严的妙法传授给良弁,使他继续从事布教活动,教化于是大为流行。由于他们的宣扬,华严思想影响到朝廷,七四三年(天平十五年)圣武天皇大规模地建立了东大寺,定为华严宗的中心道场。天平年间,对华严教的研究非常盛行,再加上在七四九年(天平胜宝元年),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建造的毗卢遮那佛(大佛)竣工,东大寺派更扩张了其势力。良弁培育了众多优秀的门徒,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实忠。实忠的门下又出了等定。等定是当时的天皇—桓武天皇的国师,天皇即位之际,他被封为别当。等定又在河内国建立了西林寺。等定之后,华严教义的传承依序为通进—长岁—道雄—基海—良绪。良绪之下有着名的光智。光智在九四七年(天历元年)时,在东大寺的领域里建立了尊胜院,把它定为专修华严的道场。
(二)高山寺系派之出现
华严宗扩充其势力,由于规模的扩大,华严宗分为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东大寺系派,其代表人物是松桥、延幸、深幸、定?、隆助、弁晓、道性、良祯、宗性、凝然。另一个是高山寺系派,代表人物是观真、观丹、延快、胜?、良觉、景雅、高弁。凝然和高弁两位是镰仓时代的代表佛僧。凝然的门下有禅尔、俊才等人(都注释过“华严五教章”)。禅尔之门有盛誉、湛睿等。俊才的门下有灵波、总融、融存等。融存的门下有志玉。在一四一七年(应永二四年),志玉渡海到中国,拜见明太宗。由于敕命,志玉讲说《华严经》之义,太宗赐给他“普一国师”之号。到了享保之时,普寂注解“五教章”,其外,凤潭作章疏、并建立了华严寺。到此时华严宗已有众多的人才。到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东大寺成了净土宗的管辖,在一八八六年(明示十九年)在别地建立了管长,并统括自宗下的寺院。
三、东大寺系派与高山寺系派
天平年间,有东大寺与大佛的建设,东大寺派更扩张其势力。华严会每年进行《华严经》的读诵,已成为东大寺的惯例,并对华严教的研究非常盛行。由于规模的扩大,华严宗分为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东大寺系派,一个是高山寺系派。东大寺系派是日本华严宗的正统、主流派。因此其宗教思想,由于受朝廷的保护,不得不与国家权威结合,容易受到传统规范的限制。因此虽其为华严派的正统,却难以普遍于民间,与日本风俗融合。
到镰仓时代,有高山寺的明惠上人之出现,华严教才能脱离了朝廷贵族的专有,开始与民俗融合为一体。明惠先把华严教与密教互相融合,主张华、密一致的思想。在此,华严教脱离了传统规范的限制,开始从以注重“思想”的形态,转向于重“行法”的方面发展。大体而言,《华严经》与日本风俗的结合,是由以明惠为始袓的高山寺系派所开始的。高山寺系派对华严教的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将华严教普及于民间,一是把华严教与民族思想结合。
四、明惠的生涯
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出生于纪伊有田郡的石垣庄吉原村。父亲,名平重国,豪族武士出身,在明惠还年幼之时,战死于上总。母亲,汤浅宗重之女,明惠八岁时过世,明惠由姨父埼山良贞抚养长大。九岁时前往高尾的神护寺,面识其叔父上觉房行慈,与他学《俱舍论》。之后,与仁和寺的景雅学《华严五教章》。
十六岁,在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成为僧侣,在尊胜院研究华严教。但,长久以来东大寺传统习俗所造成的风气,产生僧侣间的权力斗争。明惠眼看东大寺的僧侣已经堕落腐败,认为凡是众人所住的地方,不分寺院之内外,皆属于污染的世俗界。明惠无法适应在东大寺的修炼,二十三岁自愿到纪伊.汤浅地域的栖原村之白上峰去,建设了草庐。明惠多在此偏僻地区度过他精力旺盛的青年期。在四面环山的环境里,他专心于坐禅、读解群经,也在佛眼佛母像前严行修炼,其主要目的是为磨炼自己的观法。由于明惠求道之志过强,竟然在佛眼佛母像之堂前,割断了右耳,后来他被称为“无耳法师”。明惠在此地的苦行长达了三年,使自己对佛法的体悟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白上峰的修炼结束,明惠回到故乡高尾。但高尾正发生大规模的政变,不得不再回纪州。他在纪州寄住于有田郡的汤浅一族,在此跟汤浅一族共住的生活期间长达九年。此期间明惠曾有一次计画跨海至印度去修行,但后来却受到春日明神的劝戒,而打消前往释迦圣地的念头。
一二○六年(建永元年),明惠三十三岁。朝廷-后鸟把羽院-为了使华严宗更广泛的普及社会,邀请明惠在?尾地域进行布教,之后他在此地的高山寺致力施教。四十岁,修养了佛光观之行法(《华严宗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里所记载)。此外,明惠还采用密教的“光明真言”,想把华严观法与密教行法统合而为一,着成了《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主张华、密一致的思想。后代人称明惠为“严密始袓”。到其晚年,明惠门下的弟子相当多。众人亦知其学识人德,连贵族名门都欲拜见他。一二三二年(贞永元年)明惠过世,享年六十岁。
五、明惠之思想
(一)大欲心
明惠在求道方面,提出“大欲心”(人性所备的最高层次的欲望)之想法。这个“大欲心”,本来可见于‘华严经’中的“清净欲”(明惠曰“云清净欲者,愿佛道之心也”)之概念,他引用而以自己的见解来加以定义的。由于属于世俗(世间)界的欲,一般都与物质、有为、功利有关系。明惠虽知道事法界(有差别、有生灭的现象世界)里有各种矛盾的存在,但是,在“法界论”的世界观来说,事法界与理法界(无差别、无生灭的本体界)是表里一体的。本体界即现象界,不能以有、无的概念来分辨的。因此明惠亦知道人欲本来不可扑灭的,如果勉强抑制,就落到不自然的有为之状况。因此,明惠把人欲提升到最高层次,把它与“求道之志”合而为一,定为修行至佛果的基本精神。明惠曾说:“昼夜朝暮,只向佛像恋慕在世之昔、对圣教羡慕说法之古。”(2),这是明惠回想在白上峰时期,对自己当时平日生活的心态而说的。
(二)坐禅体得佛光观
明惠的坐禅观是直承李通玄(3)。明惠先从《丹觉经》的〈普眼章〉里,学习坐禅,然后他接触了李通玄的《华严经论》。李通玄非是华严宗派的人物,他信仰“佛光三眛”(其主旨为以体得佛的光明而自我发出佛光)之教义,曾着《华严经论》。明惠与李通玄较能相契之主要原因,是因明惠认为李通玄与法藏、澄观比较起来,较少文言理论的烦杂,在修业上又有一种自然的自由精神。明惠的坐禅观的基本是尽量排除人为的,以自由精神为其基本的。如果盲目的坐禅,其心态就会流于非自然的。
明惠通晓《华严经论》后,为了替《佛光观法门》〈论述佛光观之修养法〉定下其理论根据,重新编了《华严经论》。并在其中加进自己的理论概念,着了《华严修禅入解脱门义》。在《佛光观法门》中所谓的进行礼佛的前后顺序是:
1.∵大方广佛华严经。
2.∵毗卢舍那佛、普贤、文殊。
3.∵共五十三位的善知识、善财童子。
4.∵(体得)佛光观。
除了《佛光观法门》、《华严修禅入解脱门义》之外,亦有《华严佛光三眛观冥感传》(照着明惠自己的经验,着述体得佛光观经历之记录)。
(三)华严、密教一致之思想
明惠除了华严之外,亦受密教的影响,而宣扬光明真言(4)之密法。所谓光明真言,原为密教陀罗尼之一,明惠受其影响,着了《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此陀罗尼流传甚早。新罗.元晓在其着《游心安乐道》里引用过光明真言,而明惠亦在《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里引用元晓的《游心安乐道》,之外,明惠又引用唐一行所着的《大日经疏》和辽觉苑所着作的《大日经演密钞》两本密教的着作。他在“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中,论述光明真言的效力。依此书,光明真言的效果是:“如果把经过依法所净化的土沙散布在死者的坟墓,死者就可以到达安养国、净土之境。”这是原本由新罗所传下来的信仰,而光明真言的效果,主要在治病上(据说病人服用光明真言所净化的叶子,无论什么病都可以治愈)。明惠深信其光明真言之信仰,他把它与华严组合在一起,主张华严、密教一致的思想。
六、结论
华严宗的主流为东大寺派,而明惠之高山派是其傍支。华严宗的流传,严密的来讲不能分为正统、非正统之别。但一般对华严教的认识,是以东大寺为正统,而高山派为异端的。其主要原因,是明惠的思想不经过唐法藏︱东大寺的系统,主要是从李通玄、新罗义湘受到很大的影响之关系,而被称为华严的异端。但,如果从华严教在日本的发展来看,明惠所代表的高山派的贡献非常大。他们把宗教与文化融合在一起,给日本华严带来发展与转变的机会。华严宗分为两派之后,非主流派的高山寺系派把华严的理论与密教的行法结合在一起,结果,高山寺系派的华严,很自然地适应了日本民俗,广为日本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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