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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的盛衰(连载之三)
日·上山大峻
长安佛教的流布
隋唐时代的敦煌:西历纪元五八一年,隋朝统一南北二分的中国,可是不久之后隋朝就灭亡了,六一八年,由唐朝继替,於是一个空前的统一国家时代开始了!在中国有史以来,这也是佛教达到最高峰的黄金时代。佛教在高宗——武则天后——玄宗等历代天子的保护之下,有着极其辉煌的发展,当时长安的佛寺林立,高僧辈出,竞相研究佛教的精华,备齐一切经典,而且经抄写之后分藏各重要佛寺。武则天时会兴建大云寺,中宗兴建龙兴寺,玄宗则兴建开元寺。同时各州建立这些“官寺”之后,佛教逐成为国政的一环,普及全国,兴盛无比。
唐朝在河西地方设置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包括敦煌、寿昌两县)、等五州六二二年,六四八年征服焉耆和龟兹之后,便将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作为前线基地,积极开展西域的经营。敦煌是唐朝势力延伸西域的据点,此时愈增其重要性,成为东西交通的会合点而繁荣一时。
根据七二七年途经龟兹的新罗比丘慧超的报告,敦煌也兴建了大云寺、龙兴寺等唐朝的官寺,由来自长安的汉僧任住持之职,宏扬大乘佛教。我们从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也可证实敦煌的许多寺院中,的确有过大云寺、龙兴寺及开元寺等大寺,可见唐朝的佛教政策已普及到这些偏远的地区。
敦煌的抄经: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属于这个时代的古手抄经典,都是用端正秀丽的楷书写下来的,每行十七个字,所用的纸张均为黄麻纸,这是一种染成黄色的质地极高的纸,宽一律为二十五公分,这是为了便於收藏在经库之中所规定的尺寸。象这种规格,乃是印刷佛经出现之前从未有过的标准抄经形式,而且统由专任的写经僧抄录,是为正式的经本。在很早的时期里,敦煌就设有官营的抄经机构,当时所抄的经典目前尚存的还不少,例如卷末有下列记载的经本,便是其中之一:
成实论卷十四
——经生曹法寿书写用纸廿五张
永平四年岁次辛卯七月廿五日
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
典经师∵令狐崇哲
校经道人惠∵显
敦煌出土的古抄本中,这一类的抄经共有十三卷,年代都集中在上述的永平四年五一一年到延昌三年五一四年,这段时期内敦煌还在实施“镇”的制度,因此敦煌的官经生就是属于敦煌官营抄经机构的抄经僧。据推测,这些抄经生抄了相当数量的一切经,不过,当时所谓的《一切经》是由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的经典所构成,到了唐代,一切经的份量陆续增加,据七三O年编纂的经典目录《开元释教録》的记载,一切经业已达到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要把这么多的经典都抄写下来分送给各州的开元寺等官寺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种种迹象看来,敦煌是为了这个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抄经活动。
长安佛教的影响:在多数敦煌出土的标准抄经之中,杂有一些长安官营写经机构所抄的经本,上面明记着抄写处、书体及装订都很好,至今已发现的就有三十卷左右。据考查,这些都是中央分配给各地做为范本的经典。敦煌的写经僧就是看着这些经本抄写,由此亦可知当时中央的第一级文物已来到这些边界地方。
敦煌出土的抄本中,还包括昙鸾的《赞阿弥陀佛偈》的七一一年抄本,可见广行长安净土宗的典籍,也来到了敦煌。且正如后文所要记述的,当时佛窟壁画之中也出现了许多浄土宗图案。这些都要表示了中央佛教界对敦煌的影响极为显着。
隋唐时代,敦煌在地理情势的因素之下,一定受了不少西方的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已完成进入了汉土中央鼎盛的佛教权威之下。在此之前,敦煌佛教办所吸收的佛教还比长安更早一些,在前凉和西凉的时代里,它积极地吸收了来自西方的佛教,形成了极为兴隆的盛况,可是到了这个时代敦煌吸收佛教的方向完全相反,它接受来自东方中国的佛教,并将之传给西方,可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的敦煌正是最接近汉土中央,与中央的佛教发展并驾齐驱,在各方面都有新的成就。千佛洞一带,又开凿了新的佛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北大佛(六九五年造)和南大佛(七一三至七一四年所造)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
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敦煌佛教中央佛教的影响之下被统一了,可说是敦煌佛教之个性最稀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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