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佛教的兴衰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开始有僧人向朝鲜传教,此时适逢朝鲜的三国时代。

(1)三国时期佛教的初传与发展

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在朝鲜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首先从中国接受了佛教。据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载:在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372年),有前秦僧人顺道到达高句丽,送来佛经、佛像。二年后又有阿道来传教。高句丽王为顺道建立肖门寺,为阿道建立弗兰寺,佛教事业从此开基。到广开土王三年(公元394年),平壤已建寺院9座。

百济在朝鲜半岛中部,佛教传入稍晚。枕流王元年(公元384年),印度僧人摩落难陀在汉山建佛寺,度僧10人,以后佛教迅速流布全国。百济国王对佛教的发展给与很大的支持,建寺度僧,派遣学僧赴东晋留学,又遣僧人到新罗和日本传教,把百济变成佛教的二级中转站。

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最快。大约在高句丽传入佛教50年后,有一名墨胡子的僧人到新罗传法。当时梁朝使臣送来一批礼物,其中有香,新罗人皆不知其用途,墨胡子告诉他们,焚香可以发愿、乞灵。向三宝祈祷,新罗人始知有佛。当时朝内有的大臣拥护佛教,有的反对佛教,国王近臣异次顿自愿舍身殉道。据说杀死异次顿时,他的头飞上庆州的金刚山,脖子喷出数十仗高的奶白色血,还发生了大地震。反对佛教的人大为惊骇,不敢再诋毁佛教了。以后新罗国王建了许多寺院,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并派遣大批的学僧到中国求法,产生了一大批名僧,其中圆光法师最为着名。圆光(公元532年——630年),俗姓陈,25岁到中国求法,兼学儒术。他对《成实论》、《大涅磐经》深有研究,又曾讲解《般若经》和《摄大乘论》。在高句丽、百济攻打新罗时他代表国王向隋朝请求增援,并且回国抗战。在反抗外敌入侵的环境下,他提出“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显然他是把儒家伦理和佛教五戒结合了起来,用于战时环境,朝鲜的佛教从一开始便具有“护国”的色彩。

(2)新罗统一时期的佛教

新罗王朝联合隋、唐,逐渐吞并了高句丽和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当时中国国内也是政治统一,佛教的发展出现了鼎盛局面。受中国影响,新罗王朝的佛教也开始走向辉煌。

元晓(公元617年——?)大师是这一时期的着名僧人。他自小出嫁,31岁与学友义湘共同赴中国求学。途中夜半遇到风雨,他们到一土窑中躲避。元晓口渴,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有水处,痛痛快快喝了一气。第二天早晨一看,他们是在一个坟墓中,夜间所喝之水竟是死人骸骨中积存的。恶心之余,心中忽有所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故畲墓不二,”“心外无法,何为去唐求师?故不赴唐”。元晓的经历颇似日后中国禅宗的“开悟”。他返国后,或入酒肆娼寮,或持金刀铁锡,言语狂悖,行为乖张,但是他的佛学理论是无可否认的。国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之日,国王和众多大臣临门听讲。他所作的《大乘起信论疏》称为“东海疏”,连中国名僧法藏作《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皆多引用之,他另外还有许多着作,在当时的佛学界声望巨大。

义湘(公元625年——702年)是朝鲜华严宗的创始人,他到中国后,在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研习《华严经》。回国后在太白山奉敕建浮石寺,聚徒讲解《华严经》及其有关论、疏,名声广被,弟子众多。他本人着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等,朝鲜的华严宗从此流传。

圆测(公元613年——696年)大师是朝鲜法相宗的创始人。他出身于王族,到长安慈恩寺求法,成为玄奘大师手下的得力助手,协助译经。着有《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论疏》等等,在中国就很有声望。新罗神文王曾召他回国,被武则天拒绝,最后圆寂于洛阳。他本人虽未回国。但已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正、胜庄等人继承了他的法系,立朝鲜法相宗。

唐中叶以后,禅宗开始在中国佛教界取得了突出地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赴华留学的朝鲜僧人,都是学习南北方各派禅法,回国后建立了所谓的“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一派传曹洞外,余皆出自马祖一系。这九山及创始人分别是:(一)迦智山派,创始人道义。(二)实相山派,创始人洪涉。(三)曦阳山派,创始人智铣。(四)桐理山派,创始人惠哲。(五)凤林山派,创始人玄昱。(六)圣住山派,创始人无染。(七)朦崛山派,创始人梵日。(八)师子山派,创始人道允。(须弥山派),创始人立严。

在新罗王朝后期,佛教其他宗派在朝鲜也有传播。新罗僧明朗、传入中国的早期密教,在朝鲜称“神印宗”。惠通、明晓等人从善无畏学“正纯密教”,又称“真言宗”。另外,净土信仰在新罗时期也开始流行。

(3)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的繁荣

公元928年,新罗部将王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王朝从太祖起就对佛教采取扶植政策,促成佛教更快地发展。义天和知纳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义天(1009年——1101年)实高丽文宗的第四子,11岁奉父命出家,31岁赴宋求法。义天在中国华严、天台名僧门下学习多年,具备了很高的宗教修养。他把当时中国久已遗失的两家经典带来,很受中国僧人的欢迎。回国后借助国王的支持,开创了“东海天台宗”。他收集的经论编撰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又称《义天录》,在佛学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他提倡教观兼修,对条和当时朝鲜禅宗与天台、华严诸教的矛盾有很大贡献。

知纳(1158年——1210年),俗姓郑,8岁出家,始学华严,后投禅门,因读宋代大慧宗昊的语录而开悟。以后四方游学,广为传教,开创自己的宗派,借禅宗祖庭所在地命名为“曹溪宗”。他提出了定慧并修,顿悟渐修的理论,进一步调和禅、教之争。中国的禅宗主张顿悟,其他的宗派主张渐修,而知纳认为:人的开悟靠顿悟,但开悟之后并不能解决了一切烦恼,还需要渐修,才能真正成佛。这样就使朝鲜的禅宗有了与中国不同的特色。曹溪宗创立以后,影响很快就超过了其他“九山”,成为禅门最大的流派。

高丽王朝佛教繁荣,还有一大壮举,即刻印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雕印,给予邻国很大的影响。宋太宗宋高里一步,后又有高丽僧人入华求得数部。显宗二年(1011年),契丹入侵,为表诚心,求得佛祖保佑,朝廷发愿刻印一部大藏经。此经大约于宣宗四年(1087年)完成,基本以《开宝藏》为底本。后又编印《续藏经》,收入义天从中国带来的及在朝鲜发现的经论多部,比之宋版大藏经更为丰富。高丽王朝末年,蒙古入侵,高宗发愿再印大藏经一万卷。这次的《再雕大藏经》共得628函,6558卷,空前完整。由于共有雕版八万块,所以号称“八万大藏”。

(4)佛教的腐败与衰落

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的统治者对佛教非常倚重,把佛教当成国教,在民众中宣扬“护国信仰”。在隋、糖、契丹、蒙古入侵时。王朝每每祈灵于佛祖保佑,有时因特殊的地理、军事条件限制。暂时保住了小朝廷,便大作佛事以谢恩。高丽王朝的佛事包括:修建寺院,主办法会。斋贫饭僧,燃灯赞佛等等。以饭僧为例,高丽显宗一次便达十万之众,花费巨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由于有国家的供养,出家便具有了很大的经济好处,于是僧尼人数骤增。高丽效法唐朝,建立了僧官制度对众多僧人加以管理,但仍无法防止僧人的腐败。当时许多高级僧侣过着贵族般的豪华生活,他们掠夺民财,殴打无辜,饮酒跳舞,甚至强奸民妇,造成了信奉儒学的大臣的反感。高丽末期和李朝时期,随着宋明理学的输入,朝鲜排佛之议日高。李朝几代帝王采取了打击和严格限制佛教的政策,是朝鲜的佛教逐渐趋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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