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般若经的翻译与般若含义

佛教般若经的翻译与般若含义

王宝坤

佛教是当今世界五大宗教之一，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遍布各地的名刹寺院、雕塑石窟和壁画文物等，已构成当今人们观光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多数人对佛教的基本知识还相当陌生，甚至对唐代高僧玄奘大师为什么要不惜身命、西行求法的真实原因，也不甚了解。本文试图从佛教般若学说人手，略述般若经典的翻译及般若的含义，使人们了解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玄奘大师的生平和业绩，所以，也简略谈谈玄奘大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

般若经典产生的渊源

般若，音译全名为“般若波罗蜜多”，意译为“智慧”。但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智慧，而是一种可以使众生解脱苦难、抵达彼岸、并导致成佛的智慧。按佛教经典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早年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看到了世间种种苦难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而出家，经过长期苦苦修持，终获大彻大悟，找到了解脱苦难的般若智慧。佛教认为，世间众生分为六道，即所谓三善道：天、人和阿修罗；三恶道：地狱、饿鬼和畜生。六道众生因迷误不觉，皆为苦所困扰，而这种种苦归结起来有八种：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炽盛苦。因为众生愚昧无知，妄想执着，都沉沦苦海、轮回六道而不得解脱。唯有靠般若这种智慧，经过艰苦修持，才能解脱苦难。这就是般若经典在佛教千经万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佛教的根本经典。般若也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教义。据佛经记载，佛陀释迦牟尼在悟道后说法49年，其中29年专讲般若，足以见般若的重要。在29年的时间里前后举行了16次大小不同的法会，般若经典就是对这16次说法的结集。

般若经典的早期翻译

对般若经典的翻译，在佛教传人我国初始阶段即已开始。东汉末年，来自月氏国的僧人支娄迦谶翻译出《道行般若经》，三国吴支谦在支娄迦谶翻译的基础上，又将此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这部经被称为《小品般若》；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于阗僧人无罗叉、天竺国僧人竺叔兰合译出《放光般若经》，此为《大晶般若》。这些早期的翻译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汉民族对这种外来文化现象有隔阂，所以这些僧人删繁就简，以汉族人能理解为目标，所出译本多为编译本；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上的隔阂，这些译经僧人对汉语略通大概，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译本依然语言晦涩，文义沉滞。

东晋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国家多崇佛教，后秦主姚兴时期迎来了西域龟兹国高僧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在当时长安建立起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场，以鸠摩罗什为译主，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开创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罗什法师在翻译其他佛典的同时，受汉人之请，重新翻译了《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并第一次翻译了着名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于罗什法师曾在姑藏（今甘肃武威）汉民族地区居住过17年，通晓汉语，加之当时汉地佛教兴盛，佛经翻译已形成了文学性极强的翻译文学语体。所以，罗什法师的诸多般若经译本不仅语言通俗畅达，而且文笔空灵，辞藻优美，极大地刺激了佛教般若学说的流传。但是，罗什法师考虑到汉民族不长于精密逻辑推演的思维习惯，在翻译时也采取了删繁就简的原则。所以，罗什法师的译本还是编译本和节译本。罗什以后，国外、国内许多高僧对般若类经典又进行了多次翻译，但大都是编译、节译和重译。这样，汉族人民还是无法窥见般若经的全貌。尽管如此，般若学说已深为汉人所理解和接纳。

玄奘大师与般若经的翻译

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疆土的扩大，文化的繁荣，广大汉族人民眼界也随之打开，佛教在此时也广被中华，诸多宗派也开始形成。一代大师玄奘也适逢其时，他幼年出家，深入研读了佛教大小乘经论和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精通各部经论，并到各地参访名师。正如玄奘门人慧立所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言：“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正因为佛教多种大部经论始终没有全译本，佛教根本的、完整的学说不能显现出来，玄奘才立誓西行求法。公元626年，27岁的玄奘大师，不惜身命，孤身孑影，踏上西行之路，涉流沙，翻雪山，越葱岭，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从印度求得大量佛经佛像。其中，就有般若经三种梵文原本。公元660年正月一日，在玉华寺开始翻译时，玄奘已61岁，此前十年内，已翻译出大量佛典，身心疲惫之极。但玄奘大师以空前的献身精神，以三种梵本相互参校，全力投入，至公元663年十月二十三日全部译完，全名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计600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对释迦牟尼佛16次说法之结集的完整系统的翻译，卷帙浩瀚，文义广奥，论辩层垒，波澜壮阔，行文如滚滚江河，汪洋恣肆，逻辑推理精密严谨，理论思辨幽深渊博，既是一部佛教哲学的精品，也是一部汉译佛典中最为巨大的文学作品，集历代般若经翻译之大成。这部经典在当时印度、西域诸国被奉为镇国之宝，秘不示人。这部经典的翻译，耗尽了玄奘大师的心血，体现了一代大师玄奘为法忘身、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和博大情怀。这部经典的翻译，也是历代高僧和玄奘大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般若的含义

般若学说的核心内容就是“缘起性空”，是佛教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社会人生的一种看法。所谓“缘”，就是指一切事物、现象形成的条件、因素和原因等；“缘起”，就是指世间一切生灭现象、以及体现生灭现象的主体，都是由因缘造成的，万事万物，互为因果，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在的存在，也不会孤立自在的运动，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一个以因果为纽带、多种因素相统一而构成的普遍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所谓“空”，就是指事物的相对恒常、固定不变的本质、本性或者自性；所谓“空”，就是指事物的本质、本性或者自性的存在，除了因缘和合之诸多因素外，没有自身恒常的、独立的、固定不变的本性。所谓“缘起性空”，就是指从事物的本性上看，其存在是空无所有的，空无自性的，是“真空”。从事物的现象上看，其因缘而生的和合相体，却是不空的，因而是“假有”，或者是“妙有”。

最经典的事例就是对一粒种子由人土、发芽到结出果实全过程之分析。比如，首先要有种子，要有合适的土壤、气候、温度、湿度等。因为这些条件、因素或者说这些“缘”的具足，种子才能生根、发芽，而茎、而叶、开花和结果。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前一个阶段发展而来，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如有根、有芽时，种子已不再是种子，果实成熟时，根、茎、叶皆已枯死，再无生机，每一个阶段都不可能长久，都只能作为整个生长周期全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也谈不上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反之，这一过程即不能完成，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根、芽、茎、叶、花、果皆已无可执取，一无所得，而新一轮的生长周期又接着开始，如此轮回不已。所以一切事物、现象皆是无常，皆“无自性”，这就是“毕竟空”的含义。佛教由此把“缘起性空”、“真空妙有”学说用于解释世间一切事物。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避免不了生、住、异、灭，或者成、住、坏、空之变化迁流的规律，而每一过程和环节皆如镜花水月、梦幻泡影而不可欲求，皆空不可得。这就是对“缘起性空”思想的简单解释，其意义指向自然是为了破除众生因不明白这种道理，而生起的对外物的种种贪欲之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烦恼。众生因为妄想颠倒，执着自我，以“我”为中心，无穷尽地向外追逐，却不知道一切皆不可得的道理。所以，佛教“缘起性空”学说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除众生对“自我”的执着、对外物的执着、对人生得失成败功名利禄等等的一切执着，使众生在破除一切执着中获得彻悟与解脱。

当然，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般若的意义不是体现在言说上，不是体现在对般若做出的种种解释上，而是更集中地体现于佛教的践行上，即大乘菩萨所行之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波罗蜜多，也叫六波罗蜜多，而以般若统摄六度，惟有六度具足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确切地说，般若波罗蜜多，集中体现于佛教大乘菩萨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最终普度众生、使众生出离苦海的具体行为上，体现于大乘菩萨在日常生活中持戒自律、顺化众生的伦理观念和心性的道德修养上。所以，在理解般若意义时，不应当局限于从文字、知识方面来把握，如果仅从文字上来理解般若学说，在破除一切执着中就会出现消极避世的思想认识，这显然不是般若学说的目的所在，也违背了佛教大乘济世度人的精神。实际上，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已经破除了般若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存在，即对“般若”也不能执着，因为，般若只能体现于对崇高道德修养的人生境界积极追求的心性层面和行为层面。正如近代太虚大师所说：“人格成则佛道成”。近现代我国佛教界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其立意也在于对道德修养的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和国民素质的重塑上。当代的一些佛教界大师还提出了“生活禅”思想，倡导将佛法的精神落实于生活、落实于当下，在生活中、工作中和各种社会责任与义务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生活禅”思想与“人间佛教”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佛教般若学说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般若学说比较正确的阐发，其积极的意义不能忽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般若尽管具有浓厚深邃的宗教意义，但是，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价值，它所蕴含的深刻的伦理道德层面的含义及其精神指向，对当今世界、当代社会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无疑，般若学说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构成部分，也是一笔值得深入研究的优秀文化遗产。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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