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反切产生

佛教与反切产生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姚淦铭

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且巨，渗透于各个方面，往往贡献突出；佛教与反切的产生，即此中一端。

反切是汉字注音的一种方法，是用两个权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其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然后拼出被切字之音。如“都，当弧切”，即取“当”字声母d，又取“弧”字声母和调u，拼出“都（du）”。这种反切法的产生是与佛教的输入密切相关的。

首先应明了汉字注音在反切产生前是何种情况。其时未知拼音，注音有“譬况法”、“读若法”、“直音法”等。“譬况法”，是通过描写性、说明性的叙述来指示发音，·如《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此处所谓的“内”、“外”是指韵的洪细不同，内者为洪音，外者为细音。如高诱注《淮南子》中“旄”字，也用譬况法谓“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关于这种“譬况法”，见诸文献的尚有“长言”、“短言”、“急言”、“缓言”、“笼口”、“闭口”等用语。另一种是“读若法”，“若”是同、近、似的意思，如《说文解字》：“瑂，石之似玉者，从玉，眉声，读若眉”。“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又有用“读如”、“读曰”、“读似”、“读近”等（此中又有一些区别）。又有一种“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如“X音某”。以上注音方法均显示出一些局限或不足，描写、说明性的“譬况法”及“读若法”较模糊，不能使注音清晰明确；“直音法”又往往难寻觅到易认易识之同音字。相比较，反切因其选择字的余地大，拼音原则明确，拼法简易，可以避免以上注音方法之负面，从而一经产生而广为流传。

然而关于反切的产生，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本土所产。他们审察汉民族文献古已有“二合之音”，即有“二声合为一字”的情况。如：不可一叵；何不一盍；而已一耳；之乎一诸；者焉一旃，等等。沈括认为这些“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盖切字之原”。（《梦溪笔谈·艺文二》）后顾炎武继此涂轨，从《诗经》、《左传》、《礼记分、《列子》、《庄子》、《易传》、《方言》、《说文》等典籍中搜寻“二合之音”例证，进一步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音学五书·音论》）此后王筠、陈澧等均持此说。

另一派意见认为，反切的产生是受梵文的影响，这又与佛教输入密切相关。宋郑樵《通志·小学类》：“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然犹未也，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其实即使沈括在言古语中“切字之原”时，还说过“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

这里自然有这样的问题：古已有反语，但是否与注音的反切相同呢?我们认为，在质上是不同的注音方法。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说：“周秦至汉所有之合者，乃天然的。汉代以后之反切，是人为的。这个人为的反切，非有外力不能产生。”我认为赵氏之言甚为有理，此种“合音”的“天然”，表现在笼统的模糊的快读方面，没有深入分析字音的结构细部，无精细的可供操作的方法。因此如果没有外来的因素或许不能即在汉末产生出质变。

反切是佛经翻译之中逐渐产生的。《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特别。”从公元67年（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延康元年），佛经译本，据载有292部，包括395卷。（见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东汉的重要翻译家有来自天竺、安息、康居、月氏等国的摄摩腾、安世高、支类迦谶等，其主译者虽仅有十多人，但实际参加者，连同文字加工者人数相当多，当时乃至魏时翻译之情状是：“梵客（指西域人、印度人）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宋高僧传》卷3）而鸠摩罗什则”转能汉言，音译流便。”（《高僧传卷2）主译者外国僧人与辅助者中国僧人在双方音义的不谐和中相互琢磨商讨中译经。僧睿记罗什之译《大品般若》曾描述其状：“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音，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出三藏记》卷八）此可见一斑。

佛经翻译中有义的推敲，当时有所谓“格义”，用中国原有的哲学名词、概念去附会、解释佛教中的名词、概念。此中也必然从音上发现了两者的不同，彼土的拼音启迪了人们对于本土注音的反思与改进，反切也就产生出来。魏晋以前，翻译佛经原本主要依西域胡本，少数才是梵文本，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说过：“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语言研究》第1期）因此反切的产生不仅受梵文，且受到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影响，我们虽然不能确切指出反切最早创始者，但是可以推测是一批人，也即是群体的力量创造了反切。他们从梵文、中亚古代语言的拼音原理，联系到本土的反语，加以“化合”而成。

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有云：“孙叔言（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三国魏之孙炎（字叔然）撰《尔雅音义》，其运用的反切受到世人的注意，并为后人引用，因此后代学者往往推崇他为反切始创者。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蔓衍实繁。”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中也说：“先儒音字，比方为音，至魏秘书孙炎始作反音。”这种孙炎创反切说一直流传至今。

其实根据上文所论，已知孙炎始创反切说之非。再说，古典文献中早于孙炎的已有反切注音之记载。东汉服虔和应劭等人的反切就早于孙炎。颜师古注《汉书》就引用服虔反切，如《汉书·张良传》：“鲰生说我。”服虔曰：鲰，音七垢反。颜氏也同·时引用应劭之反切，如《汉书·陈胜传》：“客曰：‘夥，涉之为王沈沈者!”引应劭注：夥音祸。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长含反。”而且早于孙炎的不仅有服虔、应劭，章太炎就曾罗列数人：“以其地考之，汉世作反语者：服虔，荥阳人；文颖、邓展，皆南阳人；应劭，汝南南顿人；苏林，陈留外黄人。”（见马宗霍嚷音韵学通论》等五）因此后世认为服虔创反切亦为不确，．唐景审《一切经音义序》：“古来音反，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唐末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武玄之《韵铨·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诘定。”虽有人以为服虔始创反切，亦明其非也。（参见林序达《反切概说》注）。

人们在探求某一事物起源时，往往迷茫难索，于是常将在事物发展初期有过整理、作出过贡献、奠定—卜基石的人物看作始创者。这在汉民族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如仓颉为创造汉字者，但汉字不能为仓颉一人独创；又云隶书为程邈所创，但隶书非程邈所始作；又云楷书、行书、草书、章草始于某人所始创者，均可作如是观也。反切亦然，其滥觞当于佛教输入中国、佛经翻译中求之，约产生于东汉之末。正因为孙炎在前人运用反切的基础上加以梳理，加以总结并发展，在反切发展史上作出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孙炎才被后人尊为反切之始创者。确实，自孙炎以后，反切普遍使闲，反切注音已在汉字各种注音中—上升为绝对优势者。

摘自《佛学知识》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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