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圃和尚,字笠云,原籍江宁(今江苏南京),俗姓陈。他尚年少的时候,即逶迤西进,来到湘中长沙黎仙庵削发剃度、受具足戒,研习佛法,苦修经律。
芳圃和尚生来即聪颖过人,妙悟慧解。他修习佛法,速度之快,领悟之深,令那些先他入门的师兄们几不惭愧死。大家无不惊叹于他妙解义理,通证佛法。而在这之外,他却又无师自通,对书法颇感兴趣,而且成就不小。
这样,当他修研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根基之后,便有志于游历天下名刹,遍访四方名师,以求佛法的更高进境。于是,他便辞别师傅,四出探访,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
到了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左右),已然学佛有成的芳圃和尚便继席虎岑寺。在这里,他与山长(旧时称避居山林、隐而不仕的读书人)徐树钧互相往还,并构结麓山莲社,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不多久,便声名鹊起,广播上下远近。
后来芳圃和尚又应请而迁上林(今广西上林县)杲山寺住持。当时,又正赶上曾国藩祠庙建成,人们正四方寻觅得道高僧,前来住持祠庙祭典。在一阵查寻、搜求、比照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一重任非芳圃和尚不可。所以,芳圃和尚便又担负起了祭奠这位曾大帅的重任。曾国藩在清朝后期,可谓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与他相交往来的朋僚,还有出自门下的学生,多得不可尽数。所以,祭奠之期,达官贵戚,充塞道路;旌幡剑戟,遮天蔽日。芳圃和尚布置、调整、住持祭奠活动,井井有条。因此,等到祭祀完全结束之后,芳圃和尚的法号便在大江南北、京师草野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至于湘中名宿,像王湘绮、郭筠仙,更是与他往返酬答,词翰飞鸿。
正如此时,有一位日本国僧侣名叫水野梅晓的,不远千里,来到大清,拜师礼佛。当他一路南行,准备到南岳衡山去修法取经时,路过长沙。这位水野梅晓也是得闻芳圃和尚的法号大名,所以,就特地来到麓山寺,拜谒住持芳圃法师。
二人相见毕,自然论说、研讨起佛教教理来。水野梅晓闻听之下,对芳圃法师拜服得五体投地。之后,芳圃法师便向水野梅晓咨询起日本国佛教境遇来。水野就告诉他说:“日本的佛教,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教,保护教纲,弘扬佛旨,此外别无他说。”
芳圃法师听罢,心中不觉大有所动。所以,第二年新春伊始,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便在开福寺创设僧学,同时又设立佛会。附近寺院、僧侣无不闻风响应,亦公推芳圃法师负责监督管理。这样,对推行佛法,护佑佛教,大得裨益。而新派人物侵占寺院的风习,也渐渐地被扼止了。
到了光绪乙巳(公元1905∵年)的春天,芳圃法师应水野梅晓和日本国其他僧侣的邀请,东渡扶桑参观、考察日本国的佛教。
在日本,年近七十高龄的芳圃法师不顾一路海上颠踣与劳累,马不停蹄,四处参拜日本国的佛教名刹,又与日本国的佛教高僧研讨佛理教义,还应日本国僧侣之请,登坛说法,广演教旨,深得大家的钦敬。
而芳圃法师在拜佛求教、参观访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异国他乡的风景、习俗、政治、教化,再加上在佛寺中的所见所闻,无不一一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时间久了,积累多了,最后竟然集腋成裘,结成了一部《东游记》。
与此同时,法师还与日本僧侣互相题跋,诗词唱和。当日本僧侣闻听芳圃法师书法绝佳之后,更是争相前来,求取字幅。以致纸素满前,日不暇给。
等到芳圃法师访问完毕,准备回归故土。日本僧侣听说之后,数十百人苦苦相留,希望法师多耽留些时日,好让自己再多从他那里学些佛理。但是,芳圃法师知道自己老之将至,而事业正多,所以归去之心,日甚一日。这样,日本僧侣见法师去意已决,苦留无用,便请求法师在临行之前将他脚底下踩着的那双破旧的僧鞋留下来,权当遗迹,四时供奉。从这件小事上,日本僧侣对芳圃法师的那种至诚至恳的景仰之心,殷殷可鉴。
芳圃法师回到中国后,就着力培养后学,奖掖新进,并以此作己任。因为、日本之行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教宗的兴衰,正在于后继有人。世世代代,繁衍流传,自然教宗大兴,欲灭不能。
而岳麓山和湘中一带,以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后学晚辈,也果然不负所望,一方面,苦修精进,发扬壮大教宗,另一方面,也师承有迹,扇其余风,联翩东渡,以致僧侣东渡扶桑、访问异国,逐渐形成一种风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开一代风行之先的芳圃法师,在光绪戊申(公元1908年)终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寂然西逝。僧腊六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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