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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1861—1941),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邰阳人,俗姓赵。幼年随兄读儒书,颇以儒家圣学为己任,赞同韩愈、欧阳修等人反对佛教的主张。后来,病困数年,才开始觉悟以前的不是,顿然洗心革面。二十一岁时,到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投道纯和尚剃度出家。第二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依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大师生下来仅六个月便得眼病,几近双目失明,后来虽然痊愈,但眼力已受损,眼睛稍有发红,即不能看东西。受具足戒时,因为大师善书写,所以凡是戒期中所需要写的法项事宜、悉令等,都由大师代作。由于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就象灌满了血。幸好,大师早先于湖北莲华寺充当照客时,帮着晾晒过经书,所以得以阅读了残本的《龙舒净土文》,从而知道了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乃是了生脱死的要道。因此,对于眼病,大师感悟到了身为苦本的道理。在休闲的时候,大师便专念佛号。夜里大家都睡了,大师却爬坐起来开始念佛。即使是写字的时候,大师也是心不离佛,所以,虽然因眼病导致书写困难,但仍然能勉强支持,等到写完,眼睛也痊愈了。由此,大师深刻理解了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议。大师一生能自行化他,专一于净土,以净土为归,也就是从这件事后才开始的。
大师修持净土法门,长时间以来不能达到一心不乱,这时听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的道场,于是在自己二十六岁的时候,辞别老师而前往资福寺。这一年的十月,大师入堂念佛,由于感受到祖师们的遗泽,所以净业大进。第二年正月,大师告暂假,去朝拜五台山。回来后仍回到了资福寺,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务。三年之中,大师除了念佛正行以外,还研读了大乘经典,由于深入经藏而妙契了佛心,所以径路修行,达到了理事无碍水平。
三十岁时,大师来到北京的龙泉寺任行堂之职,三十一岁时住持圆广寺。二年后,普陀山法雨寺化闻老和尚进都城北京来请经藏。虽然检阅、料理等事繁杂而少人手相助,但大家都看到了大师做起事来严谨、精进,所以把大师进荐给化闻老法师,老法师也以为大师道行超卓,所以在南归普陀山的时候,请大师随他伴行,并把大师安排住在寺中的藏经楼上。寺里的僧众看到大师励志精修,都深为钦佩,而大师自己却安然不自满足。
光绪二十三年夏,寺里僧众们一再坚请大师讲经,推辞不过,于是大师便为大家讲解《弥陀便蒙钞》一卷。讲完即于珠宝殿侧闭关,历经两期六年,从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僧,特意创建“莲蓬”供养,大师与谛闲大师(清末四大高僧之一)先后在此居住。不久又被迎请回法雨寺。光绪三十年,因为谛闲长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所以又请大师一同入京都,帮助料理一切事项。请经南回后,大师仍住法雨寺经楼中。
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也不喜与人往来,更不愿人知其名字,只期昼夜念佛,早证念佛三昧。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元年(1912),大师时年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的文章数篇,刊载在《上海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愧僧”。人们虽然不知为谁,但其文字般若已足以引发了读者大众的善根。从此,大师便名震遐迩。当时,有徐蔚如、周孟由等诸居士,见大师文章后盛赞:“大法陵夷,于今为报,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民国六年再搜得大师的文章二十余篇,刊印在北京的佛教刊物上,题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民国八年再次搜得大师的文稿,于是又印成续编,并与《文钞》一起合并印出。从此以后,不断有商务印书馆、扬州藏经院、中华书局等印行大师的《文钞》,同时又不断增补大师的文章。
大师的《文钞》文以载道,流通广布,而大师本人的道化,也是滂浃于海内外。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充分发挥了禅、净二宗的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发挥前人未发之处,但又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为末法中应病良药。大师深知末法众生慧浅福薄,所以不仅阐明佛理精邃,而且倡导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以及儒家经世之道。但这一切都不背于净业三福,并每每发挥尽致。由于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此而仰慕大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也日益众多。或是航海爬山而请求摄受;或是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如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的座上人,实在不可以数计。大师一生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其教化而念佛得以往生的善士信女,也是难以枚举。大师独以文字来摄化众生,利益世间,实为不可思议!
大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敬物,全都代人广种福田,或是用于流通经籍,或是救济处于战乱中的饥贫百姓,权衡重轻缓紧,稳善措施。为了结合时代特点,大师创建“弘化社”,二十余年,不仅流布佛教诸书,而且更广印如《了凡四训》、《安士全》等资粮读物,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余张,法化之宏,前未能比。不仅如此,为佛法常住,大师先后领导修缮了普陀、清凉、峨眉、九华等四大名山的山志。又于江苏吴县修复灵岩山,使之成为近代我国净土宗第一大道场。在民国时期,对于***的“废庙兴学”运动,据理力争,为许多庙产得以保留做出了世大的贡献。
大师耳提面授,开导学人,句句发自肺腑,字字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出于大悲心切,凡受教化者,即使禅宿儒魁或达官显宦,如有不是,大师也敢于呵斥,绝无假借。由于深感世风日下,所以大师特别提倡因果报应说,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痞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所以,不管贵贱贤愚、男女老幼甚至囚徒,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实事实理来谆谆启迪,令学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而又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来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大师虽通宗通教,但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皆是当下受益。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的人,都乐于亲近。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大师示疾,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大师由床上起坐,对在场众人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罢即大声念佛,至二时十五分,用水净手后起身站立,说道:“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时许,妙真法师赶到,大师叮嘱他道:“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说后就不再言语,只是唇动念佛。延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按大师生前数日之内把一切安排稳当,虽不明言所以然,但确说明大师早已预知时至。大师圆寂,世寿八十、僧腊六十。第二年二月十五于佛涅槃日,也正值大师往生百日之时,举火荼毗,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印光大师一生操守弘毅,学行俱优,感化甚广,被誉为民国以来净土宗第一尊宿,后人盛传大师乃为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其对近代中国佛教的伟大贡献在于:
一、摧邪显正,中兴净宗;二、创建弘化社,广印善书,法泽遍于海内外;三、建立灵岩寺净土道场,重振莲风;四、行菩萨道,广济水深火热众生;五、续佛慧命,使法常住,保护寺产免受废除;六、至行盛德,感召末世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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