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社会关怀（一）

在道家三派中，把治身与治国结合最为紧密且对后世政治发挥实际影响的是黄老学派，特别是稷下道家。《心术下》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心安、心治是治身、内圣，国安、国治是治国、外王，二者究其实乃是一体、一理。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动荡变化之中，传统的礼乐制度已不能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及政治运作，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这种局面之下出现的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对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出极大的关心。道、儒、墨、法诸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它们互相争鸣、交会，共同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哲学及人生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本文特就道家学派在以上问题上的主张略作说明。

一、道家入世的态度及方式

一提起道家，很多人便把它与老庄等同起来。而实际上，在道家这一名称下包含有众多的派别及倾向，仅用老庄是不足以概括的。譬如老子与庄子之间，便有关尹、杨朱、列子，他们的事迹及学说要旨在《庄子》及《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此外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声势最大的黄老学派。这一学派的面貌及其在道家思想中的重要位置，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些着名学者就曾论及，不过并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如蒙文通先生早已指出：“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若再回过头来看看汉人从司马谈到班固的说法，都是以黄老学派为道家的主流或依归。这种情形应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在现代的学者中，人们非常强调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隐者被认为是道家的社会基础。固然，隐士可以视为道家思想的先驱人物，但我们还要意识到，道家学派或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如陈荣捷先生所说：“（隐士）最多不过反映道家思想的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又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过分强调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往往会给人留下道家消极而出世的印象，这是人们对老庄思想发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家内部众多的倾向大体上可以分为老学、庄学与黄老学三个派别。它们入世的角度及深度虽有异，但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变迁中的社会。本文以下的讨论即以上述三派的区分为基础，或分或合地进行。

道家三派所关注的范围，不外乎治身及治国两方面。治身及治国并提，较早见于作为黄老学文献的《吕氏春秋·审分》：“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以治身与治国为一个道理。这两个方面其实也就相当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内圣外王”，同时就是道家入世的两种主要方式。老、庄与黄老都涉及到了这两个方面，但有侧重点的不同。兹分别介绍于下：

（一）老子的治身与治国

老子之学继承了史官的文化传统，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提出道的学说，以为其入世的依据。史官因其特殊的职业背景，对于社会政治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老子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治道。我们熟悉的自然无为等观念主要是作为社会政治原则而提出的。但由于政治的关键在侯王、国君，因此，这些原则之可行与否，又与侯王个人之品质有密切关系。故治国亦须以修身为依据。《老子》五十四章说：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这里由身推到家、乡、邦、天下，老子内圣外王的思路表现于此。其修身的具体方法，即是通过一定的步骤复归到朴德不散的状态。这个步骤可从三方面讲：一是“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十章），使感官活动不过分外驰；二是“涤除玄监”即“虚其心”，以使内心达于清明之境；三是“专气致柔”，以使人达到“精、和之至”的婴儿状态，保持常德不离。经过这样的修持，君主便可实践老子所提出的那些政治原则，即“唯道是从”。

老子治国及治身的方法，其特异处是在“以退为进”或“损之而益”。其理论基础则是对道的运动（“反”）及作用（“弱”）的理解，其实质则是长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老子的“以退为进”或“损之而益”中，“退”或“损”只是一种方式。“进”或“益”才是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不能因老子强调了“退”或“损”的方面，便得出其思想消极、倒退的结论。

（二）庄子的“内圣外王”

《庄子》一书由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组成，一般学者都承认，内七篇是我们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材料。与老子相比，庄子明显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治身即内圣的方面。他的治身，主要表现为对个人生命的关注。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又被迫采取“外其形骸”的主要养神、养心的选择，提出“心斋”、“坐忘”等以为其逍遥游世的内在依据。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作为一种理想道术的形态而提出。《天下篇》所标示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十分独特的，它怀抱着“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社会意识，又具有“配神明，醇天地”的宇宙精神。《天下》虽非庄子所自作，但“内圣外王”也是庄子本人学术的理想。《逍遥游》鲲鹏寓言所表达的远举之志，《外物》篇任公子钓大鱼寓言所表达的“经世”之志，可以见出庄子未尝没有济世的抱负，只是囿于世道的太黑暗，而无法实行。因此，才对治平之事表现出不关心甚至鄙视的态度。在《应帝王》中不得已提到治道时，只是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但是，对外王方面的不甚重视并不表示庄子缺乏对社会的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他对乱世之中个人命运的关怀恰恰是许多士人所忽视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黄老学的“心治”与“国治”

黄老学作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产生于战国早中期，其代表作便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此后，许多人学习黄老学，如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曾提到田骈、环渊、慎到、接子等，他们都是齐国稷下学宫中的稷下先生，因其学习并发明黄老思想，故黄老学在稷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一个中心。形成于稷下的《管子》一书中有大量的篇章如《内业》、《心术》上下、《白心》以及《形势》、《宙合》、《枢言》、《水地》、《势》、《正》等均属于黄老学著作（其中以我们现在习称的《管子》四篇即《内业》、《白心》、《心术》上下最为重要）。

在上述道家三派中，把治身与治国结合最为紧密且对后世政治发挥实际影响的是黄老学派，特别是稷下道家。在《黄帝四经》中，治国的方面得到了格外的强调，却很少涉及治身方面。稷下道家则不然，《心术下》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心安、心治是治身、内圣，国安、国治是治国、外王，二者究其实乃是一体、一理。当然，因身与国其事不同，其治身与治国的具体方法也各异。就治身而言，《内业》提出了精气说以为依据，认为精气是人生命力及智慧的基础或来源。它说：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

因此，人首要的目标便是护养住精气，其具体方法是内静而外敬。内静是指人心保持虚静状态，《内业》说：“修心静意，道乃可得”，道即指精气。外敬则指人之形体动作要端正，“形不正，德不来”。《内业》曾描述了人若能做到“内静外敬”之后的效用：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内强。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监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

在治国的方面，稷下道家同样要求君主须保持虚静的心态，而因任物之自然，所以提出了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缘理而动。”要求君主去除己意，完全依物理而动。物有形有名，圣君因之而立法，如此“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以上所述表明，道家三派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中，都以入世的精神关注着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它们并提出具体的办法，以求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