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六艺”学习,大约在孔子三十岁左右。他曾自称“三十而立”(《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秦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所立也。”(《尧日》)可见,“立”的内容是“礼”,既然是“三十而立”,那么他三十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因此,鲁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孔子曾感慨:“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支裔,世称“三桓”。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三分公室”。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是鲁国的首席执政,进退人物,上下其手,权倾一时。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仓氏、司庚氏,掌保管、出纳;司职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孔子多才多艺,才能全面,将两件事做得很出色:管财务则账目清楚(“会计当”),收以平衡(“料量平”)。管田蓄则六畜兴旺,一把好干才!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没来得及通过季氏的举荐进入仕途,却赶上了鲁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即“斗鸡之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三十五岁,季平子与后阝昭伯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效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陪缚利钩。事情败露后,两个搞阴谋的人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后阝氏家业。后阝氏向昭公求援。本来就对股扈世卿季氏不满的鲁昭公愤然出师讨逆。结果却由于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使这位怒气冲冲的国君大吃败仗,丢盔弃甲,逃亡齐国、面对三桓的非和无法行径,孔子大失所望,不屑与过臣为伍,慨然离鲁奔齐,追随昭公去了。
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四十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四十而不惑,表明孔子四十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四十二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臣,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政”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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