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孔子（五）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三十而立”和“四十不惑”时掌握了“六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新飞跃——“五十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因此从事教育也就是间接地从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30至50岁之间，更是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的时期。这样一来，孔子不仅没有因隐居而失掉声誉，反而因不与阳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阙里，奉上束修，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讲学的学术团体。比之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立的“学园”，早了整整200年。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就是孔子五十岁以前生活的真实写照。那种清心寡欲、安闲平易的神情，至今想来，还是令人欣慕不已！

三、小试牛刀卓有政绩

伴随着对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认识，孔子于安闲平易之中，敏锐地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天命”，一种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在“志于道”的追求中，他幽然地觉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历史废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礼，并让他孔子认识了她。这不是上天要复兴周礼的意思吗？他甚至认为上天生就他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并赋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替天行道，去行仁行义行周礼，救苦救难救苍生！于是他好像有某种顿悟一样，再也无法隐居了，他要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将这个社会、这个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为了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甚至准备采取灵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弗扭（又作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招请孔子。对这个与阳虎一样同是叛主过巨的邀请，孔子最初还真动了心。司马迁分析他当时心理说：“孔子循道良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王起于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这是合乎实际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对，没有去成。

阳虎谋反事败，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倍感孔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整顿鲁国秩序。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命作中都宰（县邑长官）。孔子在中都为政一年，政绩斐然，“四方皆则之”。十年，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国、诘四方”。是时孔子52岁，一干4年，直到55岁离鲁。这几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时期。4年时间虽短，但对于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了。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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