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孔子（九）

孔子对《易》的钻研大致伴着他认识史上“五十而知天命”的进程开始，随着“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学易可以知晓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进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掌握时中的思想，这与“中庸”如合符节，掌握这种辨证的方法论，就可以“无大过”。可见“五十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必然具有因果联系。从文献记载看，《史记》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世家》）《汉书》亦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历史记载近年又得到考古发现的应证，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足以证明孔子与《周易》曾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对《易》的贡献在于“赞”。赞，助也。《易》本卜筮之书，但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赞之，即赞助圣贤阐发《易经》中的哲理。孔子赞易之迹，当时或付之口说，或书之简端，后来弟子集腋成裘，遂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称《易传》或“十翼”[注]。易传中难免不有孔子之前的旧说和孔子之后的新说搀杂其间，但其主要的内容当属于孔子。因而《史记》明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汉书》亦称“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直接将易传的著作权归诸孔子。

对于《春秋》则是修。在齐田氏弑君那年春天（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西狩获麟。麟为仁兽，有道乃见。但当时“天下无道久矣”！麟何以出现呢？就像他孔子应诞生于圣朝一样，来得都不是时候。惺惺惜惺惺，于是乎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吾道穷矣！”，“莫我知夫！”（《史记·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于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系统地表达出来，遂据鲁史记《春秋》，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以褒贬历史的方法来隐微地托古见意。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用人们记忆犹新的历史进行国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国人的独创，而首创者则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标准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注]，凡有违背，皆在讥贬之列，让正义与邪恶，昭昭若揭，通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来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因而《史记》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春秋》的写作方法（即“书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即《史记》所谓“约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简练，寓意深刻。吴楚之君实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书曰“天子狩于河阳”，变被动受召的耻辱为主动巡视的威风。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满腔的仁义礼乐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简单的史书，不再是旧时的陈迹，而是孔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蓝本，是孔子礼乐社会的《理想国》！

做完这些工作，孔子似乎很疲倦了。成天精神倦怠，夜不成寐。从前由于对周礼的执迷和对现实的无奈，常常夜梦周公，神交古人，现在连这点欣慰都没有了，真让他伤心极了！一天夜里，他忽然梦见自己坐在殡丧的位置上，醒来预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将不久于人世。次日子贡来见，孔子对他悲歌：“太（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潸然涕下。七天后，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一代哲人就这样悲怆地离开了人世。其时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

六、一代宗师万世师表

美国大百科全书曾这样评价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和伟大的哲学家。用不着丝毫神化或把他抬高到神奇的地位，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已发挥了这种造型影响，以至于要把中国人的生活之道用一个词概括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孔夫子主义’（或‘儒家化的东西’）。”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面欲对孔了用以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作一大概介绍。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一个集团。”[注]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注]，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于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注]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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