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为清楚计，本文将原文分成四段。以此作为前文的补充，可使读者朋友更多地了解孔子如何看待夏、商、周三代历史，特别是“礼”的演化。
现将上引文字意译如下：孔子说：“夏代治国尊崇君主之命，敬奉鬼神却不当作国策，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先给俸禄而后施威严，重奖赏而轻刑罚；这样的统治使人感觉亲切，但缺少威严。夏代民众有其弊病，就是愚蠢少知，骄狂粗野，质朴而无文化修养。”
“商代的人尊崇神明，带领民众一起侍奉神明，首先是祭鬼（祖先之魂灵及万物之精怪）而后才讲礼仪，重刑罚而轻奖赏；这样的统治有威严，但使人不易亲近。商代民众有其弊病，就是放荡而不安分，争胜免罚而无羞耻之心。”
“周代的人尊崇礼制又好施恩惠，祭鬼敬神但不作为政教内容，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用爵位等级的升降进行赏罚；这样的统治使人感到亲切，但缺少威严。周代的民众有其弊病，就是贪利而取巧，重文饰而不知惭愧，伤害他人而不明事理。”
孔子说：“夏代政令文辞简单，征税较轻，对民众要求不多，民众还有尊君亲上之心。商代的人礼制、礼仪不充分，并且对民众征收赋税力求穷尽。周代推行对民众的教化，不繁乱敬神，同时奖赏、爵禄、刑罚等手段十分完备。”
孔子对三代的区分，应该说首先是文化的区分。“尊命”“尊神”“尊礼”的发展，学者们看作是巫觋文化（觋音习，男曰觋，女曰巫）、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演进（陈耒《古代宗教与伦理》）。三种文化密切相连，但人文自觉在逐步提升，也就是人的理性一代比一代更高。夏与周同为“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亲而不尊”，“并不是不同民族文化特性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偶然相同，夏道的远神近人是神灵观念尚未发达之故，周人的远神近人则是经过对殷人的理性否定而呈现的对夏的更高一级的肯定”（同上）。这大概就是否定之否定。
其次，是政治的区分，孔子主要通过“不求备”“求备”以及赏罚不同说明施政的宽严。夏道贵赏，“不求备，不大望于民”，说明刑罚在统治中所占比重较轻，进而可以说明夏代施政甚宽。还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殷人贵罚，“求备于民”，表明商代施政甚严，可以证实商代奴隶制的严酷。周人“尊礼尚施”“强民”“赏、爵、刑罚穷矣”，说明施政宽严有度，进而说明宗法等级制的建立，以及分封制的完备。
再次，可以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分，主要是三代民风的差异。夏民愚野质朴，反映了民智未开的蒙昧时代状况。殷民放荡，不守本分，求胜而无耻，表示殷商仍未彻底脱离野蛮时代。周人贪利取巧，虚伪而不知羞惭，甚至算计、伤害他人，基础是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尤其是商业开始发达，以及文化提上日程，周代民风显示出文明时代的一些负面特点。
孔子的话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今人认识夏、商、周三代不可能仅限于此，但孔子所论足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凭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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