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先秦时期,审美意象萌芽。意象性思维方式是先秦文学中广泛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上看,意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文字的创造,从《周易》的卦象的建立到“圣人立象以尽意”,确立了意象在整个中国文化创造中的中心地位。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意象”一词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就是说有独特眼光的艺术作者,依据想象中的形象进行创作。可见,文学意象就是主客体融合的产物。∵

《庄子》中的文章善于“立象以尽意”,具有丰富的文学意象。“木”意象是《庄子》文学意象体系中重要的文学意象,体现了庄子无为、自然、随化的思想。

一∵、《说文解字注》曰:“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可见,“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树”。古文中的“树”可表“树立”、“树木”之意。表达“树木”之意时,用“木”比用“树”频繁。《庄子》中表“树木”含义之“树”有五处,例如:吾有大树,人谓之樗。(《逍遥游》)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人间世》)。这几处之“树”与“木”相当,是自然界中的树木之意。《庄子》中,用“木”表达此层意思的出现得较多,例如: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秋水》)。春雨日时,草木怒生。(《外物》)。仅从上述几例已能看出《庄子》里“木”之自然界中的树木之意。

“木”的另一种意义是用以制作器具的材料。《庄子》中,“木”作为器具材料也较普遍。首先是作为祭祀用具,如“百年之木,破为牺樽”(《天地》);其次是作为音乐器具,如“梓庆削木为鐻”(《达生》);三是作为装饰用品,如“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盗跖》)。

二、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希望木之有用,以发挥其用。然而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代,人人自危,有用之才往往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有用之木”也是朝不保夕,不知何时遭到摧残?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板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人间世》)。这得到了古人、尤其是处在战乱灾祸时期的人们的普遍认同。庄子借用柤梨橘柚果蓏、楸柏桑等具体形象,来说明“强”、“招”所带来的∵“材之患”,是其对此意蕴地发展。庄子进而以“物莫不若是”一语对文章的意象意蕴进行了扩充和提升。

三、追求逍遥是庄子的理想。那么,面对当时生存唯艰的人间社会,怎样寻求生存的逍遥?《庄子》中一个突出的意象就是大木形象,在《逍遥游》、《人间世》与《山木》中分别为此展开论述。这四个大木形象经过庄子的多次拓展,依次递进,各有特点,成为一个意象体系。大木之象进入庄子思想深处,成为庄子释怀的寄载,庄子的精神已融入这一意象当中,成为庄子独有之“大木”─大而无用之用之大木。

1、《庄子》中第一个大木形象是《逍遥游》中不中绳墨之樗

在《逍遥游》“庄惠论辩”的寓言中,惠子以“大瓢”为喻批评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被庄子以“所用之异”驳倒后,惠子又虚构出了大樗的形象讽刺庄子的学说是“众所同去”的“无用之说”。惠子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惠子以讽刺的笔调描绘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木形象。大瓢由于有“盛水浆”之用而难逃“剖之以为瓢”的厄运,那么“匠者不顾”的大樗却因为其毫无用处而逃离了困厄。借助大瓢与大樗,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不断深化。庄子从人生存的角度思考惠子所说的有用无用论,把惠子否定的“无用”变为加以肯定的“无用”。庄子从大樗形象引申,以狸牲有用而亡和斄牛无用而存的反差得出无用为大用的结论。“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所用之异”是庄惠的差别,惠子只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庄子在无用之中看到了大用,因此达到“物无所害”、无所困苦之境。

2、庄子以《人间世》显示人世的艰危,进一步表现无用存身之意

《人间世》中讲了两个大木的寓言,栎社树和商丘之木。作为祭祀土地神场所的栎社树极大,“其大蔽数千牛,掣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栎社树的形象承接了《逍遥游》大樗的“大”和“无用”之特征。栎社树其大无比引起众人赞叹不已,而匠石却不屑一顾地走开。这与《逍遥游》一脉相承,并且把《逍遥游》中的反讽变成了正面的叙述。这种反差引起了匠石弟子的疑问:“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于是匠石列举了这个大木的种种弊端,“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这也就是这棵大树至今繁茂的原因,匠石总结说“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匠石从无用的角度否定了大木。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因其能苦其生、中道夭的现实使得栎社树以无用自矜并孜孜以求无用,“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对于匠石的不解,栎社树以“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的结语表明了匠石和栎社树之间的隔膜。匠石弟子对于栎社树求之无用却又作为社树的矛盾深感疑惑,匠石在梦中听了栎社树的表白,明白了“无用为大用”的宗旨,所以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给予了解释,“彼亦直寄焉”。“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栎树如果不做为社树,仍有可能被作为薪木砍伐烧掉,这就仍不能免于中道而夭的命运,因而寄迹社树就使得无用之栎树得以保全自身。栎社树的形象在《逍遥游》中大樗“大”和“无用”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有用”的特征,暗含了在“有用”基础上“无用”存身的意味。栎社树发展了大樗形象,深化了大木形象的内涵。栎社树托梦匠石,使庄子与栎社树合而为一。

3、《人间世》中的商丘之木是《庄子》内篇中的第三个大木形象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见到如此之大木,南伯子綦不仅感叹“此必有异材”。这和“栎社树”寓言中匠石对大木的不屑一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南伯子綦不像匠石那样一眼便看出木之好恶,他起初也被大木茂盛的外表吸引,及至走近,才知此木害处多多。南伯子綦“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见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为棺椁。舌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此木和栎社树相比不仅不可以用做木材,而且其叶又不可舔,其味不可闻,比之樗和栎社树,此木对人不仅无用,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栎社树和商丘之木对《逍遥游》中“大樗”“大而无用”的特征进行了继承和延伸,增加了“有用”的特征。栎社树以社树的神圣身份使人不敢亵渎它,从而保全己命;商丘之木以有害于人使人不敢接近它,从而保全己命。这几个大木形象各自独立,但“不材之木”成了贯穿几个形象的重要特征。“栎社树”寓言中的匠石是经过栎社树的教导后才明白无用之用的道理,而“商丘之木”寓言中的南伯子綦却在观察到大木不可近、不可用之后,立刻就领悟到世人存身的智慧,并把不材的大木和神人的形象联系起来。

4、在继承《庄子》内篇对无用之用主旨的张扬后,外篇又塑造了《山木》篇中枝叶茂盛而无人所伐的大木形象

这个形象基本上和《逍遥游》中的大樗一样都“大而无用”,此大木形象在《山木》篇只是引出∵“有用”“无用”之无奈。在《山木》篇中大木以无材终身,大鹅却以无材被杀,这就提出了一个“无用”是否能够保身的问题,庄子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山木》以庄子的名义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又以“与时俱化、无肯专为”而升华此蕴。如同前文“无用论”所言,“材”与“不材”都是一种“有”,只有超越了这种“有”的规定性,才能免除祸患。庄子从“材”与“不材”的有形之迹中跳了出来,得到了真正可以摆脱人生负累的方法,那就是“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对无用之大木和大鹅的不同命运进行对比,使得大樗、栎社树以及商丘之木“无用”保身的内涵又向前进了一步,从“无用”最终指向随化。

《庄子》中的四个大木形象以“大”和“无用”为共同特征,但其彼此之间又具有细微的差别,他们互相补充,从各个角度发挥庄子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大樗大而无用的特征成为其他无用之木的基本模式,栎社树、商丘之木都具有大而无用特征,但又增加了外物不能害的有用内涵,栎树是社树,商丘之木是有毒之木,这就使得大木的形象在大而无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并生发出超越“有用”、“无用”的结论,最终趋于“无肯专为”的随化之境,这几个大木的形象构成了一组逐渐丰富的意象。

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是庄子面对残酷的现实,为了生存而为弱小者设计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生存”只是人最本能的要求,庄子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存”,他还有着自己更高的精神追求。

四∵、“槁木”是庄子标举的最高境界。孔子曰:“刚、毅、木、呐近仁。”孔子认为木近仁,有∵“质朴”之意。“木”乃天地化育的结果,自然而然不加雕琢,孔子将自然之“木”引申为人的品格。老子则云:“万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稿。”这与“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是相对应而言的。老子尚柔,所以他看到了万物柔弱时的勃勃生机,一旦变得刚强也就意味着生气的减退、死亡的来临,而庄子却又从死亡中看出了大境界: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齐物论》)吾处身也,若橛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达生》)。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田子方》)。

“槁木”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庄子在《齐物论》的开篇处便已阐明。颜成子游看到南伯子纂嗒然若丧其耦的神情,不禁发问,南伯子綦对于子游的问题显然很满意,赞叹一番后回答说:“今者吾丧我。”不仅对“槁木”的精神实质做了精辟的注脚,而且引发了南伯子綦对“人籁、地籁、天籁”的生动阐发。常人能理解人籁、聆听地籁,但是不能在常境下领悟天籁。唯有进入“吾丧我”,亦即“槁木”状态,才能分辨出天籁的美妙。正如陈鼓应先生说:“‘丧我’即去除‘成心’、扬弃我执、打破自我中心。”槁木在老子看来是丧失生机的死亡之所,而庄子却从槁木的状态中看到了虚空的存在,“惟道集虚”,才能聆听天之大乐,这同样适用于技巧的运作。

《达生》中承蜩佝偻拥有让孔子也为之惊叹的纯熟技巧,正是因为他有形若槁木的状态。这就是承蜩佝偻口中之“道”。其循序渐进的修炼过程犹如《养生主》中所论及的“族庖”、“良庖”以及游刃有余的“庖丁”。孔子将它归结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田子方》里老子与孔子的会晤中。孔子疑惑老子“形体掘若槁木”的状态,老子以“游心于物之初”而解,无其身心,凝神道本,彰显自然之美、至美至乐。《庚桑楚》中老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亦如《知北游》中被衣的“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之境,枯死的人与枯死的木在老子处已经可作比拟,“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槁木是庄子心往的大境界,看似死去,实则包含着更多的意蕴。正如宗白华所言:“任何东西,不论其为木为石,在审美观点上看来,均有生命与精神的表现”。

综上,庄子基于对现实人生的无奈与对自由自然的憧憬,赋予了自然之物——木丰富的象征意蕴。从“秀木”、“材与不材”到“槁木”,意象意蕴层层递进。看似信手拈来却又独具匠心,既表现出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处世态度,又有很强的形象性、艺术性。我们通过对《庄子》中木意象的分析,可一窥其中所蕴含的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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