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其代表，有时也加上列子。列子的年代可能早于庄子，但是著作散佚，到了西晋的张湛为其作注，再传于后世。然而，目前所见的《列子》已受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夹杂了佛教故事。至于思想主旨则是：人生苦短，死后万事皆休，一切皆为气化，不如及时行乐。这种悲观厌世之情，显然有违道家意旨，不必在此深究。
老子有“小国寡民”的观念，庄子也向往“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君主有如高处的树枝，人民有如自在的野鹿。）（〈天地〉），亦即都有“无为而治”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汉代初期形成“黄老治术”，与民休养生息。然而，一旦形成治术，落实为“用”，则其原始理想难免打了折扣。道家固然是如此，儒家呢？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以来，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即体言用，注定将会变质走样，那么在未能明体就想致用时，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了吗？于今之计，我们只能尽力准确把握道家的思想，至于能否应用于生活中，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今日处于“后现代社会”，对于传统基于理性所建构的价值观（如仁义、礼乐），全都加以质疑，形成“价值归零”的现象。譬如，近十余年来蔚为流行口语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鲜明的例证。在古代，遭逢天下大乱，个人在社会上怀才不遇，所以一方面明哲保身，同时也培养悟道的智慧，冀求精神上的逍遥无待。在今日，则有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自由辐度少有拘限，信息设备又提供了无比开阔的虚拟世界。这真是个“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美丽新世界啊！然而，越是多样的选项，也将使选择越加困难。自由一变而为压力，因为在未能了解“自我”之前，“自由”往往只是任性盲动或恣意盲从的代名词，其后果常为懊恼与悔恨，最后沦于“重复而乏味”的不堪之境。
有一弊，也可能有一利。道家批判社会上的既成规范时，也说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类偏激的话，听起来有些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这种“破”是建立在“让生命在道中安顿”的智慧上的；破小所以立大，要让自我回溯于一个完整而永恒的根源。任性不是自由，盲从更不是自由，只有回归于整体的道中，化解了身心的执着，开启了灵性的力量，以此为自我的真正主体，做到“外化而内不化”，然后才有自由可言。换言之，今日社会的外在自由，正是我们寻求内在自由的最佳契机。后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唯一优势，正是道家思想可以大显身手的新天地。
如果从哲学角度评估道家的得失，则正面的肯定是不言可喻的。西方学者习于以儒家为“伦理学”的宣讲者，我们的辩护是“儒家不仅只有伦理学的成分”；但是要揭示儒家的形上学内含，总是难免多费唇舌而未必有效。至于道家，则自从老子说出了“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之后，学者无不肯定“道”为形上学所欲彰显之本体，因而也对道家另眼相看，视之为极富智慧的哲学立场。
西方哲人观察万物，见其流变生灭，不免提出深刻的质疑：“为何是“有”而非“无”？万物依其本质，皆为有始有终，在始之前及在终之后，本无一物，因此“无”才是万物的真相。现在居然是“有”，着实让人惊讶，而哲学即是“起源于惊讶”，进而探究其真相的一门学问。那么，听听庄子怎么说，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意思是：古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抵达顶点了。抵达什么样的顶点呢？有些人认为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这是到了顶点，到了尽头，无法增加一分了。换言之，“未始有物”正是“无”的境界。这个无并非虚无，而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亦即是道。能够悟道，即是解脱桎梏，随物而化，孕生无穷无尽的美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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