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周博学多才,“着书十余万言”。司马迁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虽然庄周的文章洋洋洒洒,“大抵率寓言也”,但在流传至今的《庄子》一书中,仍有不少篇章谈到“天道”和“人道”。《在宥》篇认为,“无为而***”是“天道”,“有为而累者”是“人道”,“天道”又称为“主道”,“人道”又称为“臣道”。庄子认为,“天道”与“人道”相去甚远,不可不察。在《天道》篇中,庄子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乎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彫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从“夫帝王之德”到“故古之人贵乎无为也”,庄子强调帝王要学习“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的精神,任用贤人管理百姓,不亲细务,垂拱而治,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如果躬亲细务,就不能把国家治理好。从“上无为也”到“此不易之道也”,庄子指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道不能混淆。如果臣行君道,以“无为”为原则,那么上下均“无为”,什么事都办不成。如果君行臣道,以“有为”为原则,必然会形成“君忙臣闲”的危险局面。所以为君者应任用天下才智之士;居下为臣者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天下才能太平,这是百世不易的原则。从“故古之王天下者”至“而用人群之道也”,庄子指出古代圣王虽然功盖天地,智慧超凡,仍保持玄默,达到“与天地合德”的境界,这就是统治天地万物和人群的关键所在。
在《天道》篇的另一段文字中,庄子又说:“夫明白于天地之道者,此谓之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一段文字指出明白天地之德,不违背自然之道,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就会得到“天乐”;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人,顺应民心办事,自然会得老百姓的拥护,就会得到“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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