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时,可以自己先垫钱把他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再到官府去报销。官府除了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外,还给予这个人一定的奖励。一次,孔子有一个弟子到国外去,恰好碰到有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之后,这个弟子既没有到处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和领取奖励。可是,那个被孔子的弟子赎回的人,却把这个情况讲给别人听,人们都称赞孔子这个弟子仗义,人格高尚。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谁知,孔子知道后,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弟子,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

孔子为何批评“高尚”?这不是有违“大道”吗?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女儿问我:我们家有钱吗?我说:我们家没有钱。她又说:我们家很穷吗?我说:我们家不穷。六岁的女孩似懂非懂。前日,单位发起‘冬季捐寒衣’活动。晚上,我打理着一些我们一时穿不上的寒衣。女儿问:这些衣服给谁?我说:送给穷人。她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寒衣,过不了冬。她点点头,一副很明白的样子。一会儿,她拿来一件小棉袄,一条围巾,一顶帽子,说要捐出去。我正想鼓励她两句,不意她一把拉下她爸爸的帽子说:爸爸,求您了,把这顶帽子也送给穷人吧!我的心一震,因女儿那小小的心。我一直以为自己富有同情心,而在这之前,我却从未想过要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送给别人。第二天,我送她至校门口,看着她捧着那个小包裹一蹦一跳地走进校门,我的眼睛渐渐湿润。我高兴,因为她将比我富有。”

上引《贫穷与富有》的故事令人感动,应该说,无论母亲还是女儿均出自一种善心,但将善心分出等级,且上升作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境界,以为母亲精神“贫穷”,女儿精神“富有”,就不足取了。倘若不“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送给别人”而只是送“一时穿不上的寒衣”便不“高尚”,那是一种超越人性的为多数人事实上做不到的“高尚”。

鲁迅先生曾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孔子的这个弟子没有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被人们称赞为“高尚”,反证之: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的人就会被人们称赞为不“高尚”,久而久之,又有谁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呢?

只要能力许可,又有一颗充满爱意的心肯帮助人,每个人都能成为伟人。不过,这种“伟人”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有人说犹太人是最肯帮助同胞的,任何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流落异国他乡,只要找到当地犹太人组织,就会立即解决吃饭与住宿问题。但他们的扶贫则有独特的方式:既帮助了落难同胞,又帮助了自己;换句话说,不但扶助了落难者自立,而且拓展了自己的事业。据说,假若是一个鞋商,他先借钱让落难者在自己生意的“盲区”开设分店,并提供货源,等打开局面有了盈利再银货两讫。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也是慈善的,体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博大。不然,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就无法创造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无法创造的“奇迹”:虽然不是个个富翁,但是至少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见到以乞讨为生的犹太人。自利不等于自私;互利也不是庸俗的等价交换,而是生存法则制约下的奉献。。

孔子真是一位圣人,他批评弟子的“高尚”,盖因非理性的“高尚”往往会扼杀理性的“高尚”,使“高尚”脱离客观实际,成为海市蜃楼抑或空中楼阁。

有人说:“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漩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漩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文化缩减为大众传播媒介,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

在这一语境意义下,提倡“高尚”似乎必要,可切忌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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