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从事着不错的职业，有众多身份相同的朋友，偶尔感慨着上海的房价但依旧有着幸福感。我们调查发现，艾滋病对于他们的改变，除了肉体上的，更多是心灵上的。他们会变得沉默并隐藏自己，他们试图求救却不敢发出声音，他们希望获得帮扶却要在外界环境的压力才能艰难站起。
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记者走近上海白领艾滋人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就业权利。
某种意义上，这个最易被遗忘的群落，更需要我们把视线拉近，然后伸出手。
黄天海
辞职是黄天海的无奈之举，“以前的工作常常需要加班、上夜班，但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从事这样的工作。”黄天海说。另外，由于服药有严格的标准，要吃很多不同的药，黄天海不希望同事看到他每天吃那么多药，“有一种药，服用后需要喝1.5升的水，谁能忍受一个不停上厕所的同事？”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又要到来，这是一年中媒体和公众最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日子，但是铺天盖地的艾滋病宣传却让黄天海（化名）感到不安。“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从电视到网站，时时刻刻都在说艾滋，让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黄天海说。
2002年5月，黄天海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那时候他已经为人丈夫。在经历了绝望、恐惧、无助之后，黄天海坦然面对了现实，“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在上网查看了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后，我知道艾滋病可以控制治疗。”
之后，黄天海认识了黎家明，2003年底，他参与了由黎家明主办的上海艾滋病关爱项目——“爱之阳光”，现在是“爱之阳光”咨询热线唯一的专职咨询员。
一个月2600元，这是黄天海每个月的药费，对于已经辞职的他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现在不得不由父母承担。
如果不是2003年春节前的大病，黄天海可能永远不会让父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那场病让我感到自己离死不远了，而面对那时的我，父母不可能再责备我什么，也只能接受现实。”黄天海回忆。也就在那时，黄天海的妻子做了艾滋病病毒测试，“庆幸太太没有感染，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她充满愧疚。”
现在，黄天海依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除了刷牙的口杯是分开的，其他的日常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黄天海说，“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感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让黄天海感到欣慰的是，他参与的爱之阳光项目进行得还不错，“我们的网站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除此之外，每个礼拜的指定时间，黄天海都会坐在咨询热线前面，接听病友打来的电话，一个电话通常要持续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还要面对那么多的病友需要安慰，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尽管黄天海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服务，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希望上海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能够给艾滋病提供切实的帮助。”
close∵riend变成了good∵friend
小宋
“有些病友因为身体不能应付高强度的工作而辞职；有些是因为不想让同事知道而辞职；而我的辞职是这些原因的综合。”如今，自己做老板的小宋有比较自由的时间，他不必在单位服用药物，一切都在家里完成，他不愿意过多地谈现在的工作，他说现在感觉不错。
小宋是一位商务人士，在上海着名的中央商务区拥有一家贸易公司；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常常会在病友的聚会上介绍自己的“抗艾”心得。在平时的生活中，小宋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他说他要好好生活，而不是每天为病情担忧。
2000年10月，面对即将到来的单位集中体检，小宋决定自己先到医院检查一下，专门检测艾滋病病毒。那是一家普通的医院，小宋留下了真实的姓名和单位联系方式。4年后的今天，小宋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五，“当我中午回到单位时，秘书告诉我一家医院打电话找我。”小宋说，“我心里知道感染艾滋病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刚得知患病时，我一下子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小宋说，当天他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他尽量地安慰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但我们还是从closefriend变成了goodfriend。”
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公司，也因为出差而逃避了单位的集体体检。“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我不再考虑什么升迁机会，不再考虑什么事业和所谓的理想，我要考虑的只有如何面对生活、如何让自己活下去。”小宋说。
在小宋周围，有4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是艾滋病感染者，“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歧视我，并帮助我舒解心理压力。”不过小宋还是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病友们应该注意保护自己，我们非常希望社会能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们生活下去。”
第一次购买治疗艾滋病的药品时，小宋买了西药，花了一万元钱，“但我没有吃，因为吃了就不能停，而我知道我不能负担这笔开销。”小宋说。现在他学会了自己注射针剂，服用国产药，但对于很多病友而言，500至4000元不等的医药费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和大部分感染者一样，小宋没有把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告诉父母，不过他和黎家明一样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两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日记本挪了地方，他猜测自己的父母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尽管父母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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