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前禅影(三)两岸猿声啼不住∵∵王开府∵***师大国文系教授87.8.9

泰国着名的法师阿姜查在他的譬喻集《森林里的一棵树》中,有一段题为“木头”的生动譬喻,大意如下:

一块“木头”扔进河里,如果它不腐朽或停滞在河岸的任一边,终究会漂流入海。木头犹如“心”。河岸的一边代表贪爱,另一边代表嗔恨;或者一边是快乐,一边是不快乐;一边是自我苦行,一边是感官享乐。其实,爱、恨、苦、乐的真面目,只是感觉而已。有这样的觉悟,心就不会轻易地漂向这些感觉而被束缚。心由中道而行,不去滋养这些感觉,不去执着它们,心终会自由无碍地流入“涅盘”海,达到真正的宁静。

这样让心不停滞于两岸,自由无碍地漂流入涅盘海,正如李白〈下江陵〉所描写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阿姜查法师自述读过有关禅宗的书,在《菩提道》〈真理的两面〉一文中,他提到六祖“风动幡动”的公案,并说:“如能如理思惟,那么将一物不存,它是空的----幡也空、风也空。”当幡在风中飘动,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呢?两位僧人争论不休,惠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僧人的心漂向感觉,而起了分别执着,或执着于风,或执着于幡,更执着于动静的分别,心失去了真正的宁静,这正是六祖所说的“心动”。传为六祖的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悟得“本来无一物”,风、幡、动、静岂不都只在人心的感觉中,甚至“心”也非真实的存在。阿姜查说“一物不存”,和六祖所说无异。南传佛教的教法,和中国禅宗,其实殊途同归呢!

岂只爱、恨、苦、乐、风、幡、动、静,在人心的感觉中,不离心而独存;善、恶、有、无,也在人心的思惟中,不离心而自生。当心起了善、恶分别而执着一端时,它已离开中道,而漂向一边了。六祖对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句话指点出,由于不落善恶的分别思惟,才能发现自己的生命真相。究竟哪个是“本来面目”?并无具体固定的面貌可以指认。“本来面目”是本无面目的,所谓“本来无一物”。

对善、恶都不执着,在阿姜查的教言中随处可见,如:

人们一味地寻求善,试图抛弃恶,但是,他们却没有学习非善和非恶。……如果只取善,恶一样会随至;如果只取乐,苦同样随至。训练你的心,直到它超越善、恶。此时,修行才算告一段落。(《森林里的一棵树》〈刀子〉)

我们不求恶,也不求善;我们不求负担,也不求轻松;不求幸福和痛苦。像这样地,当我们的欲求终止,宁静便稳固地建立了起来。(《菩提道》〈与眼镜蛇同住〉)

为什么连善也不求呢?阿姜查认为,当认识善、恶后,人们试图去执着善,苦就尾随而至了。人们说:“我要成为这样子、那样子。”但从不说:“我什么都不做,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他们达到善,就迷失在其中。假如是真正清净的话,心应该超越善恶,甚至超越清净,这就是修行结束的时候。阿姜查在《静止的流水》中开示说:“我们首先必须先‘取’,这是欲求没错。可是,未来它会引领我们到‘波罗蜜’。……善和恶,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要放下。我们不要愚痴地去执着事物,但要以智慧来‘取’它们。……让心如此来了解这种方法,并使智慧生起。一旦心拥有了智慧,还有什么需要去寻求呢?”

泰国另有一位知名的佛使比丘,在《生命之囚》一书也指出:“只要执着事物为‘我’或‘我所有’,便会产生系缚,而人一旦陷入系缚之中,就好比身陷囚狱一般了。”于是,他提出一些惊人之语:“道场是囚牢。”“师父是囚牢。”“神圣是囚牢。”“善是囚牢。”“清净是至高无上的囚牢。”这让我们想起老子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贵其师”,禅宗的“呵佛骂祖”,达摩回答梁武帝的“廓然无圣”。佛使比丘并非故弄玄虚,他对此颇有切中肯綮之论:

人们狂热于善、迷醉于善、迷失于善,直到善变成了一个问题。因此务必要相当小心,不要让善变成一座囚牢。……人们一旦执着善,便为善所系缚,就会向着至高无上的善前进,那时,无上的善也会变成无上的囚牢。

宋明理学受佛学影响,也有超越善恶之说。朱子便以南宋理学家胡五峰“性无善恶”说,出于东林常总禅师(见胡五峰《知言.附录》引)。明代王阳明有名的四句教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又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传习录》上)阳明的这些见解,和佛学、禅宗实有相通之处。阳明曾说: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可惜有些儒者门户之见太深,对超越善恶之义无法正视,这连朱子也不免。明末东林学者顾泾阳即有此病,他说:

尝观竺经所载七佛偈,及七十二祖转相嘱付之语,总其大指,不越无善无恶四字,而告子业已道破。……乃知告子之学正与二氏相表里。(《顾端文公遗书.证性编.罪言上》)

告子的“无善无恶”是没有善恶的中性义,不是超越善恶的绝对义。顾氏把理学与佛学的“无善无恶”,等同于告子之说,这样草率地论断,不但不了解阳明、胡五峰,其见识也比不上如阿姜查、佛使等南传的比丘。

阳明以“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立教,不认为它们之间有所矛盾。这和七佛通偈,以“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和超越善恶的“自净其意”同为诸佛之教,是可以相通的。

《金刚经》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的清净,关键在“无所住”,善、恶都是“法”,即使是善法、佛法,也不可住。所以《金刚经》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与非法,都不取不住,岂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

其实这样的教理,并非高深莫测,平常说“为善不欲人知”“施恩慎忽念”都是这种智慧的实际展现。举例来说,能勉强自己“日行一善”,相当值得称许,但是如果因而对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念念不忘,便是“思善”“求善”,执着于“善”而放不下。这样必然产生自己与他人心理上或精神上不必要的负担。把“行善”当作一种“工作”或“功课”,做起来勉强不自在,就不易行之久远。而自视为行善的善人,则“我执”“我慢”越做越大,和解脱更是背道而驰。把善、恶、人、我等法,都看成是实有之物,不仅是我执,也是法执。梁武帝大作佛事,达摩却说他“并无功德”,其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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