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指头陀寄禅和尚（1844-1905）

一

天童寺为宁波市太白山的古刹，为禅宗着名的道场。晋代僧义兴曾在此山结草庵修行，相传太白星化身为一童子，日给薪水，义兴感念之，乃取山名为太白山。到唐代，法璇住此山日诵《法华经》时，童子又前来供应饮食，法璇遂称此山为天童山。

天童寺创建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乾元二年（759）敕名为天童玲珑寺，咸通十年（869）改赐名天寿寺。北宋景德四年（1007）又赐名景德禅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改名为天童禅寺。万历十五年（1587），殿宇尽毁于洪水。崇祯四年（1631），由密云重建。清代赐号弘法寺，后又称天童弘法寺。

古来在此山弘法之高僧颇不乏人，宋代之宏智正觉、天童如净等人即其着者。现存建筑系清代以后重建。文化大革命时遭严重破坏，1979年全面整修。此寺自创建以来，禅风颇盛，蔚为四明第一佛教圣地。宋代列为禅宗五大寺院之一，明代赐“中华禅宗五山之第二山”，清代时，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并列为禅宗四大丛林。

宋代，日本僧人荣西、道元等人曾先后来此求法。其中，道元曾礼此寺之如净为师，回国后创立曹洞宗，并广为弘传，成为日本佛教三大派之一，故日本曹洞宗尊天童寺为祖庭。

天童寺与七塔寺同为宁波的古刹，自古以来，两寺的关系非常密切。七塔寺的开山祖师藏奂禅师便是天童寺的退居和尚；中兴七塔寺的慈运长老也是天童寺的退居和尚；七塔寺住持和尚道亨法师曾任天童寺的出纳；圆瑛法师接慈运长老的法，兼任七塔寺与天童寺的住持；七塔寺住持式堂于天童寺受具戒。而天童寺的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与七塔寺，亦是因缘深厚。

二

寄禅俗姓黄，名读山，字福馀，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父名宜杏，母亲胡氏，世代业农。他自幼即摒弃腥膻，随母拜月，喜母亲为他讲述仙佛的故事，他7岁丧母，11岁丧父，这时他在私塾就学，读《论语》，以家贫废学，为田家牧牛，仍携书自课。

同治7年，年18岁，在郊野牧牛时，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由东林法师为之披剃，法名敬安，字寄禅。是年冬，到南岳祝圣寺，礼贤楷律师受具足戒。听说岐山恒志禅师道行高深，冒雪往参，究明心宗。后来赴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礼佛舍利，于佛舍利前剜臂肉如钱大者数块，注油于中燃之供佛，复然去左手两指供佛，因自号八指头陀。

他本不会做诗，在岐山恒志禅师座下时，维那精一于禅课之余，好作诗自炫。他尚责备精一不究本分，好鹜杂学。后来在宁波时，某年他回家看娘舅，过巴陵，登岳阳楼，友辈分韵赋诗，他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遂豁然神悟。归而述于宿儒郭菊孙先生，郭授以《唐诗三百首》，寄禅潜研默咏，遂以诗名于世。或有人问他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他说：“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缜密，宋诗疏漏；唐诗铿锵，宋诗散漫；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迎宾，辞容鄙俗……”也不无见地。

光绪十年（1884年），寄禅34岁，返回湘中，主持衡阳上封寺。上封寺是南狱大刹，山后有寺田数千亩，以宗风衰绝，山田多为佃农侵占。寄禅讼之当道，后来由湖南抚清卿中断，始获次第归复。以后他历主衡阳大善寺、宁乡沩山寺、长沙神鼎上林寺。沩山寺是唐代灵佑禅师开山兴建，最盛时有寺宇千余间，僧众千余人。到了清季宗风隳败，赖寄禅卓锡三年，宗风重振。

光绪1902年，他辞去上林寺主持，应请接主宁波天童寺。在他的擘画下，撰贤任能，百废俱兴，夏讲冬禅，靡有虚岁。他守护法度，整肃清规，夏讲冬禅，树立道风，修建殿堂，扬光佛国。为使“丛林得以悠久，海众得以安宁”，根据《百丈清规》，因地因时制宜，制订了《万年规约》和《日行便览》，凡上自方丈，下至各寮均得以奉以为法，永远遵守；又续制《福田册》，凡有“增置产业，皆录其上”，使寺产一一记录在案；数次为众僧开讲《楞严经》、《禅林宝训》，以续佛慧命，绍隆佛种；逐年新建如意寮，整修佛殿，金装佛像，重建立雪轩、自得斋，修葺法堂，修铺伏虎亭至少白岭道路，使古刹更加庄严。寄禅和尚声誉远播，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慕名前来天童，从他习禅六年；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从他受具足戒。

光绪1908年，宁波成立僧教育会，寄禅被推举为会长。宣统三年（1911年），寄禅和尚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侣，倡议筹建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民国元年（1912年），他亲赴南京，谒见临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吁请保护寺产。由中华佛教总会向***提交了申请立案呈文及《佛教会大纲》，孙大总统将呈文与大纲一并交教育部存案，并予复信。是年4月，各地佛教徒聚集于上海留云寺，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本部设在上海静安寺，机关设在北京法源寺，他又被诸山长老推举为第一任会长。

后来湖南安庆发生攘夺寺产销毁佛像事件，当地僧侣联名具状内务部，请求回复，而民政司长抗不行文。寄禅应湘僧之请，约请各省僧界代表，赴北京请愿。寄禅于10月中旬首途，11月1日抵北京，寓宣武门外法源寺。旋与法源寺方丈道皆法师赴内务部陈情，该民政司长态度蛮横，争办有顷，未获结果，乃愤而返回法源寺。甫下车，即胸部作痛，身体不适。亟就榻休息，侍者亦各归寝。明日昧爽往视，已作吉祥卧示寂矣！时为1912年11月2日，世寿62。消息传出，北京各界七十三人发起进行追悼，到会者竟有千余人。随后由道阶法师等奉龛南归，安葬于天童寺前青龙岗之冷香塔苑。

他遗留的着作，有《语录》四卷、《文集》二卷、《嚼梅诗》一卷，及《诗集》十卷。他的诗集，日僧为之编入续藏，八指头陀的诗名，遂远播海外。

三

七塔寺慈运长老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住持天童寺，光绪三年（1877年）退居万善寺。而八指头陀寄禅和尚，恰好于光绪三年（1877年）住在宁波，曾游三芧山普安寺，并不住。又游镇海灵芝山、四明山阿育王寺、慈溪骠骑山。春、夏、秋均往来于太白山天童寺，并曾于玲珑岩结芧闭关。秋在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烧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自此号“八指头陀”。所以，寄禅和尚应该在这时与慈运长老往来，并且在1877年春天，为慈运长老退归镇海万善寺，赋诗一首相赠：“芒鞋竹杖归来日，山色泉声怅别时。但愿人天更推出，长康依旧侍吾师。”

第二年，戊寅年（1878年）春天，这时慈运长老正在修建万寿寺，寄禅和尚又作诗感怀慈运长老：“春风吹雨日凄姜，风雨怀师欲寄题。遥忆青青江岸上，幽斋新筑与云齐。”

光绪二十年（1898年），寄禅和尚在长沙，但仍写诗回忆慈运法师：“太白峰前听法回，寒梅二十度花开。何时七塔桥边寺，重礼明州布袋来。”

宣统二年（1910年），慈运长老示现疾病，寄禅和尚曾前往问疾。慈运长老圆寂时，八指头陀前往封棺，并且说法，其法语在《七塔寺志》中保存下来。

八指头陀为慈老人起棺法语：“‘八十年中海内师，赵州古佛德堪追。秋风忽动西归兴，黄菊无情也泪垂。’恭维长庚退席，七塔中兴，慈公老和尚，诞质湘潭，披缁江右。遍参烟水，久历风霜。卓锡甬东，浮杯海上。庄严万善，总持一心。道俗翘诚，人天推出。宏法太白，中兴报恩。清澄碧海，光应彤庭。颁请龙藏还山，光扬象教。四众欢腾，八部交赞!此犹是世谛流布，未足为老人颂。惟其为法为人，慈心济物，四来不拒，一粒同餐，有求皆应，无愿不从。年逾八秩，道播十方。义龙律虎，俱出其门，春兰秋菊，各擅其美，真所谓喜舍慈悲皆具足，福德寿考悉俱圆。生荣死哀，举世无匹。第当此魔强弱之时，僧宝云亡之际。耆旧凋谢，诚我法门之不幸也!虽然如是，只今起棺归天童入圹，又作麽生道?‘更无黄叶随风舞，惟有青松夹道迎’（卓柱杖）云：‘起。’”

寄禅和尚为慈老入圹法语：“这座无缝塔，谁能请样描?浮根俱已谢，神理岂能超。幽坑一以闭，千年不复朝。惟有无影树，千条复万条。”

寄禅和尚在慈老灵前小参法语：“如华严经所明，十地菩萨，于六波罗密，各有偏多，余非不修，但随力随分。敬安则谓我慈老和尚于万行门中，惟德最胜。更难得者，一生不矜已长，不谈人短，喜成人以德，济人之困，为人忘己，损自益他，处逆若顺，遇险而安，其肚量宽宏，若太虚之广，不拒诸有；如大海之深，不拒众流，故能建大道场，作大佛事，福寿全归，唯德所至。回忆敬安在跨塘庵闭关时，持过午不食戒，时过不吃，惟老人来庵，即为取表定时，时至亲持钵饭碗羹，送入关房，有病为调汤药，慰问备至，此犹令人铭心刻骨，不能忘者。今秋七月，至七塔问疾，老人含笑谓敬安曰：‘与尔相交四十载，今将长别!’呜呼!不意竟成谶语。桑梓情深今已矣，云水年迈更何依。”

慈运长老灵位在祖堂入牌时，寄禅和尚法语：“‘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于此会得，慈老人八十年前未曾生，八十年后不曾灭。既不曾生，又不曾灭，则昨日灵柩入山，全身入塔，乃成虚设。是故当知，圣人于无生灭中，示现生灭，求其生灭之迹，了不可得!譬如日生于东、而没于西，日果东生而西没乎!仲尼川上叹曰：‘逝者于斯，未尝往也。’肇法师又曰：‘江河竞注而不流’即不生灭亦成剩语。良久云：‘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漉始知休。’伏维尚乡!”

从以上的诗与法语，可见寄禅和尚和慈运长老深情厚谊，心心相惜。而且，寄禅和尚和慈运长老之后七塔寺住持岐昌大和尚亦是感情深厚，交往颇多。在宣统至民国初年，寄禅和尚主持宁波、浙江乃至全国僧教育会，宁波僧教育会的会务，都是依赖岐昌大和尚协助。

而且，寄禅和尚曾为岐昌大和尚作诗多首，如光绪三年（1877年）《重阳后一日偕水月上人登慈溪骠骑山》：“重阳后一日，结伴此登临。万壑白云满，千山红叶深。寒潮明远浦，疏磬散空林。凭眺斜阳里，茫茫愁古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寄水月法师》：“忆昔天台访赤城，与师芒履踏云行。何堪一返衡山锡，草木苍黄十二更。”另一首，亦题名《寄水月法师》：“一别明州岁屡更，湘云海月若为情。思君直到无聊处，醯利摩诃唱几声。”寄禅和尚与七塔寺两代住持的交情，以及天童寺与七塔寺的历史源，由此可见一斑。∵∵∵∵∵∵∵∵∵∵∵∵∵∵∵∵∵∵∵∵∵∵∵∵∵∵∵∵∵∵∵∵∵∵∵∵∵∵∵∵∵∵∵∵∵∵∵∵∵∵∵∵∵∵∵∵∵∵∵∵∵∵∵∵∵∵∵∵∵∵∵∵∵∵∵∵∵∵∵∵